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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马歇尔计划推动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打造一个更为顺畅的互联互通的世界。
展望2015年全球区域经济热点，“一带一路”必然备受瞩目。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预计今年将有重大进展。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也有学者指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往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否非得用“马歇尔计划”这个名称来对比丝路基金，值得商榷。尽管如此，我们亦可以简略回顾一下二战结束之后“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进程，以史为鉴，加深对当前中国问题的理解。
酝酿：必须援助欧洲
二战虽然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却受到战争毁灭性的破坏，欧洲至少有3200万人死亡，2800万人残废，6000万人无家可归，正如历史学家马林·佩里写道：“到处都是幸存者在计算自己死去的亲人。”无数个城市只剩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美国学者罗伯特·勒纳描述道：“无情的炮火摧毁了人们的家园。工业、运输和交通已经瘫痪，桥梁、运河、堤坝和农田悉数遭毁坏。”
雪上加霜的是，1945年的夏天欧洲又遇到严重干旱，粮食歉收，本来就不足的粮食供应更为紧张。1945年9月8日，英国《画报》刊登了德国妇女和儿童在美国军营的垃圾堆上寻找食物的照片，称“德国今年的惨状将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
这些都是直观的现象，从数据上看，欧洲在“二战”刚结束时，早已深陷财政泥潭无力自拔。英国政府曾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完全瘫痪”。
奥地利、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业产量未达到1938年的2/3。法国以农业发达著称，然而到1947年，有320万亩小麦失收，居民每天口粮仅有6 英两面包。德国情况更糟糕，1947年2 月德国的生产水平仅为1936年的29%，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成为毫无价值的纸片，1947年的一条香烟等于德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土未受战争波及的美国，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不无酸味地说：“美国今天正处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所处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着全世界财富大约30%，而今天，美国则掌握着大约50%。”
二战时，美国生产世界武器总量的40%，为盟国提供了60%的战争必需品，它在这过程中积累了惊人的生产能力，以至于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40%、工业生产占62% （ 1947 年）、 出口贸易占32. 5% （ 1947年）、黄金储备占70% （ 1948年）。正如美国学者戴维·霍洛维茨所感叹的：“战争的破坏使世界的工业力量结构处于异常不平衡的状态……一个国家对人类生活所需的最重要因素取得了近乎独占的地位。”
这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使得美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援助欧洲。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忧心忡忡指出：“必须密切关注欧洲形势，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1948年年初将可能发生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崩溃。这将导致美国出口锐减，剩余产品积压，从而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
成型：统一的复兴计划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查尔斯·梅尔指出：“所有的回忆录和文件表明：大规模不间断援助西欧的念头并不是一下子从某一位决策者脑子里蹦出来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7年3月，马歇尔在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会议，亲身感受到欧洲经济凋蔽， 民生艰难。在返国途中， 他决定由美国承担起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重任，“西欧病人已经奄奄一息， 而医生还在踌躇”，“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5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援欧”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必须给西欧经济“ 输血”，建议把西欧的重建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同时，在总统杜鲁门的授意下，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市发表演说，向美国公众说明“援欧”的必要性。事后有人把这一演说称为“重要的试探气球”，杜鲁门则称之为“马歇尔计划的序幕”。
但是艾奇逊的演说没有产生预想中的轰动效果，于是在1947年6月5日，声名卓著的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正式提出了美国的“援欧”计划，目标定在确保受援国不再依赖临时经济外援而自立。
马歇尔的“哈佛演说”，对于欧洲那些嗷嗷待哺的国家来说真是喜从天降。西欧各国领导人纷纷以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欢迎。1947年7月至9月，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等16国代表齐聚巴黎，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讨论统一的复兴计划。1947年10月，美国邀请相关人员到华盛顿磋商，经多轮磋商，形成了向国会提交的《哈里曼报告》。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对欧洲进行援助，第一年援助57.5亿美元，四年内美国总援助额在120亿到170亿美元。大体上按照这个方案，1948年4月2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
效果：欧美获得“双赢”
马歇尔计划由美国经济合作署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具体实施，截至1951年底，美国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提供了价值124亿美元的援助，大约相当于1948-195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其中以捐赠为主，占总援助额的将近90%，这对欧洲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47 年的1196 亿美元上升到1951 年的1588 亿美元， 增长32.5%。西欧各国工业产量超过1938年的40%，农业产量比战前提高10%，西欧经济逐步从战时的混乱中恢复正常运作，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基本启动。英国学者亨利·佩林指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将欧洲国家生活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到1952年底，这一目标已经超额完成。”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盛赞马歇尔的哈佛演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马歇尔计划是一条“抛给溺水人的生命线”。丘吉尔也不惜溢美之词：“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光辉的创举。”总体而言，美国对西欧各国的援助收获了西欧各国真心实意的感激，为美国确立二战后以自己为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收获了坚定的政治支持。同时，在经济上美国表面上的付出实际上也没有吃亏。
美国所提供的捐赠、贷款等形式的援助，使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对西欧市场的占有率逐年攀升，1948年为36.3%、1949年增为62.7%、1950年达到73.2%。西欧各个受援国一度成为美国过剩产品的倾销地，美国获得了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时机，避免了本国因为畸形的“战时经济”在战后所可能遇到的萧条，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摆脱了负担，清理了障碍。
经验：满足各方需求
在收获他人感激的同时，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美国人确实以“马歇尔计划”为世界各国的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双赢”的榜样。马歇尔计划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功？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的产能过剩遇到西欧的战后困境，双方彼此之间存在互补需求，所以一拍即合。双方的需求恰好能够相互对接是马歇尔计划可行性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过剩产能没有严重到当时那种程度，如果欧洲的困境自身有能力克服，那么马歇尔计划可能连提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其次，尊重受援国意见。在马歇尔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中，双方都以极为合作的态度进行沟通交流，特别是作为援助国，美国在计划方案的设计上没有单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是选择了尊重受援国的意见，这使得计划能够最大可能地符合实际、满足需求，让有效的援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马歇尔在“哈佛演说”中要求“欧洲必须先行一步”，“欧洲国家必须在诸如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美国政府应做些什么上达成一致。美国的作用在于协助欧洲制定计划，支持对美国来说可行的计划的实施。”就是说尽管由美国提供援助，但是美国不单方面制定援助方案，而是由欧洲先行提出方案，再与美国协商，最终形成具体方案。这种态度与做法不仅使得双方能够尽可能地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而且也使得方案能够尽可能合理地发挥效用、获得支持。
再者，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援助国的美国与作为受援国的西欧之间为什么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交流沟通，特别是其中还包括了二战中盟国的敌人德国和意大利。背后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制度结构。宗教传统将他们在精神上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则将他们在利益上捆绑在一起。因而，这些国家之间在援助问题上进行相互沟通，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严重的障碍。
最后，马歇尔计划比较好地平衡了国内民众利益与国际援助之间的关系。马歇尔计划中所提供的资金绝大部分是捐款，即无偿援助，主要用于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美国人在《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中明确规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应授意，凡属美国有剩余的农产品的采购，只能从美国采购。”很明显，这为美国过剩农产品的输出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渠道，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政府间接补贴了美国农民，同时又救济了欧洲挨饿的人们。《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又直白地规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利用援助款项在美国采购的方式应尽可能不消耗美国资源，不因采购而冲击国内经济；不损害美国人民对生活必需品的满足。”这些规定确保了对外援助与本国民众利益的一致性，降低了国内关于对外援助的反对声音，保证了对外援助进展的顺利。
启示：互联互通弘义融利
马歇尔计划总共花了120多亿美元，数额不大，客观来看效果确实不错，好比我们所说的“四两拨千斤”，以数额不大的资金撬动了西欧战后经济走向复苏，美国在收获西欧感激的同时也避免了自己经济陷入萧条的麻烦。这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但是很显然我们无法照搬照抄。
当前，有很多学者和官员将“一带一路”战略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似乎不大确切，从历史背景、合作前提、开展方式乃至目标，“一带一路”都与马歇尔计划存在极大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唯一可能相似的地方就是产能输出了。马歇尔计划最终推动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我们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产能同样也希望以此打造一个更为顺畅的“互联互通”世界，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这倒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
以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考虑。我们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时怎样对接双方需求？我们想要输出的产能，人家真的需要吗？如何保证对外投资效率？或者保守一些，如何收回投资成本？马歇尔计划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该计划涉及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无偿援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这正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助力战后恢复的马歇尔计划——那样只需顺着原有的经济增长轨迹前进就可以了，而是在和平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需要自己走出一条新路，难度就大多了。我们要做的也不是以捐款为主体的临时救援行动，而是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感情，在这两者之间做到“弘义融利”，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正在进行创新性的尝试，正在实践新的中国特色，我们当然可以从马歇尔计划中汲取有用的经验，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名称误导了我们，让我们忽视了真实的问题。（支点杂志2015年1月刊）
展望2015年全球区域经济热点，“一带一路”必然备受瞩目。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预计今年将有重大进展。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也有学者指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往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具备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否非得用“马歇尔计划”这个名称来对比丝路基金，值得商榷。尽管如此，我们亦可以简略回顾一下二战结束之后“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进程，以史为鉴，加深对当前中国问题的理解。
酝酿：必须援助欧洲
二战虽然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是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却受到战争毁灭性的破坏，欧洲至少有3200万人死亡，2800万人残废，6000万人无家可归，正如历史学家马林·佩里写道：“到处都是幸存者在计算自己死去的亲人。”无数个城市只剩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美国学者罗伯特·勒纳描述道：“无情的炮火摧毁了人们的家园。工业、运输和交通已经瘫痪，桥梁、运河、堤坝和农田悉数遭毁坏。”
雪上加霜的是，1945年的夏天欧洲又遇到严重干旱，粮食歉收，本来就不足的粮食供应更为紧张。1945年9月8日，英国《画报》刊登了德国妇女和儿童在美国军营的垃圾堆上寻找食物的照片，称“德国今年的惨状将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
这些都是直观的现象，从数据上看，欧洲在“二战”刚结束时，早已深陷财政泥潭无力自拔。英国政府曾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完全瘫痪”。
奥地利、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业产量未达到1938年的2/3。法国以农业发达著称，然而到1947年，有320万亩小麦失收，居民每天口粮仅有6 英两面包。德国情况更糟糕，1947年2 月德国的生产水平仅为1936年的29%，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成为毫无价值的纸片，1947年的一条香烟等于德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土未受战争波及的美国，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不无酸味地说：“美国今天正处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所处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着全世界财富大约30%，而今天，美国则掌握着大约50%。”
二战时，美国生产世界武器总量的40%，为盟国提供了60%的战争必需品，它在这过程中积累了惊人的生产能力，以至于在战后初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40%、工业生产占62% （ 1947 年）、 出口贸易占32. 5% （ 1947年）、黄金储备占70% （ 1948年）。正如美国学者戴维·霍洛维茨所感叹的：“战争的破坏使世界的工业力量结构处于异常不平衡的状态……一个国家对人类生活所需的最重要因素取得了近乎独占的地位。”
这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使得美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援助欧洲。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忧心忡忡指出：“必须密切关注欧洲形势，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1948年年初将可能发生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崩溃。这将导致美国出口锐减，剩余产品积压，从而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
成型：统一的复兴计划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查尔斯·梅尔指出：“所有的回忆录和文件表明：大规模不间断援助西欧的念头并不是一下子从某一位决策者脑子里蹦出来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47年3月，马歇尔在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会议，亲身感受到欧洲经济凋蔽， 民生艰难。在返国途中， 他决定由美国承担起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重任，“西欧病人已经奄奄一息， 而医生还在踌躇”，“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5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援欧”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必须给西欧经济“ 输血”，建议把西欧的重建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同时，在总统杜鲁门的授意下，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市发表演说，向美国公众说明“援欧”的必要性。事后有人把这一演说称为“重要的试探气球”，杜鲁门则称之为“马歇尔计划的序幕”。
但是艾奇逊的演说没有产生预想中的轰动效果，于是在1947年6月5日，声名卓著的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正式提出了美国的“援欧”计划，目标定在确保受援国不再依赖临时经济外援而自立。
马歇尔的“哈佛演说”，对于欧洲那些嗷嗷待哺的国家来说真是喜从天降。西欧各国领导人纷纷以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欢迎。1947年7月至9月，英、法、意、奥、比、荷、卢、瑞士等16国代表齐聚巴黎，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讨论统一的复兴计划。1947年10月，美国邀请相关人员到华盛顿磋商，经多轮磋商，形成了向国会提交的《哈里曼报告》。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对欧洲进行援助，第一年援助57.5亿美元，四年内美国总援助额在120亿到170亿美元。大体上按照这个方案，1948年4月2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次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
效果：欧美获得“双赢”
马歇尔计划由美国经济合作署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联合具体实施，截至1951年底，美国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提供了价值124亿美元的援助，大约相当于1948-195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其中以捐赠为主，占总援助额的将近90%，这对欧洲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47 年的1196 亿美元上升到1951 年的1588 亿美元， 增长32.5%。西欧各国工业产量超过1938年的40%，农业产量比战前提高10%，西欧经济逐步从战时的混乱中恢复正常运作，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基本启动。英国学者亨利·佩林指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将欧洲国家生活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到1952年底，这一目标已经超额完成。”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盛赞马歇尔的哈佛演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马歇尔计划是一条“抛给溺水人的生命线”。丘吉尔也不惜溢美之词：“马歇尔计划是历史上最光辉的创举。”总体而言，美国对西欧各国的援助收获了西欧各国真心实意的感激，为美国确立二战后以自己为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收获了坚定的政治支持。同时，在经济上美国表面上的付出实际上也没有吃亏。
美国所提供的捐赠、贷款等形式的援助，使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美国对西欧市场的占有率逐年攀升，1948年为36.3%、1949年增为62.7%、1950年达到73.2%。西欧各个受援国一度成为美国过剩产品的倾销地，美国获得了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时机，避免了本国因为畸形的“战时经济”在战后所可能遇到的萧条，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次腾飞摆脱了负担，清理了障碍。
经验：满足各方需求
在收获他人感激的同时，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美国人确实以“马歇尔计划”为世界各国的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双赢”的榜样。马歇尔计划何以取得如此的成功？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的产能过剩遇到西欧的战后困境，双方彼此之间存在互补需求，所以一拍即合。双方的需求恰好能够相互对接是马歇尔计划可行性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过剩产能没有严重到当时那种程度，如果欧洲的困境自身有能力克服，那么马歇尔计划可能连提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其次，尊重受援国意见。在马歇尔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中，双方都以极为合作的态度进行沟通交流，特别是作为援助国，美国在计划方案的设计上没有单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志，而是选择了尊重受援国的意见，这使得计划能够最大可能地符合实际、满足需求，让有效的援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马歇尔在“哈佛演说”中要求“欧洲必须先行一步”，“欧洲国家必须在诸如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和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以及美国政府应做些什么上达成一致。美国的作用在于协助欧洲制定计划，支持对美国来说可行的计划的实施。”就是说尽管由美国提供援助，但是美国不单方面制定援助方案，而是由欧洲先行提出方案，再与美国协商，最终形成具体方案。这种态度与做法不仅使得双方能够尽可能地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而且也使得方案能够尽可能合理地发挥效用、获得支持。
再者，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援助国的美国与作为受援国的西欧之间为什么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交流沟通，特别是其中还包括了二战中盟国的敌人德国和意大利。背后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制度结构。宗教传统将他们在精神上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制度则将他们在利益上捆绑在一起。因而，这些国家之间在援助问题上进行相互沟通，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严重的障碍。
最后，马歇尔计划比较好地平衡了国内民众利益与国际援助之间的关系。马歇尔计划中所提供的资金绝大部分是捐款，即无偿援助，主要用于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美国人在《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中明确规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应授意，凡属美国有剩余的农产品的采购，只能从美国采购。”很明显，这为美国过剩农产品的输出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渠道，实际上相当于美国政府间接补贴了美国农民，同时又救济了欧洲挨饿的人们。《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又直白地规定：“经济合作署署长利用援助款项在美国采购的方式应尽可能不消耗美国资源，不因采购而冲击国内经济；不损害美国人民对生活必需品的满足。”这些规定确保了对外援助与本国民众利益的一致性，降低了国内关于对外援助的反对声音，保证了对外援助进展的顺利。
启示：互联互通弘义融利
马歇尔计划总共花了120多亿美元，数额不大，客观来看效果确实不错，好比我们所说的“四两拨千斤”，以数额不大的资金撬动了西欧战后经济走向复苏，美国在收获西欧感激的同时也避免了自己经济陷入萧条的麻烦。这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但是很显然我们无法照搬照抄。
当前，有很多学者和官员将“一带一路”战略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这似乎不大确切，从历史背景、合作前提、开展方式乃至目标，“一带一路”都与马歇尔计划存在极大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唯一可能相似的地方就是产能输出了。马歇尔计划最终推动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我们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产能同样也希望以此打造一个更为顺畅的“互联互通”世界，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向更高层次发展，这倒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
以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考虑。我们在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时怎样对接双方需求？我们想要输出的产能，人家真的需要吗？如何保证对外投资效率？或者保守一些，如何收回投资成本？马歇尔计划几乎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该计划涉及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是无偿援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这正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助力战后恢复的马歇尔计划——那样只需顺着原有的经济增长轨迹前进就可以了，而是在和平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需要自己走出一条新路，难度就大多了。我们要做的也不是以捐款为主体的临时救援行动，而是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友好感情，在这两者之间做到“弘义融利”，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正在进行创新性的尝试，正在实践新的中国特色，我们当然可以从马歇尔计划中汲取有用的经验，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名称误导了我们，让我们忽视了真实的问题。（支点杂志2015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