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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1日，是西方人的“父亲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起了我的岳父大人———司法战线上的一名老警官。虽然他老人家已经去世28周年了，但是，岳父大人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初次拜见岳父大人是在1981年1月1日。当时，我从县城坐客车来到四方坨子，带着“四盒礼物”，是以准女婿的身份，来岳父岳母家正式亮相，接受“审查”的。
岳父身形瘦弱，看上去个子不到一米七，他面容和蔼，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岳父很少說话，说话时声音也很低。那天晚饭后，我和岳父一家人闲聊了一会儿就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重新坐上每天只有一个往返的客车回到县里的工厂上班。幸运的是，我顺利地通过了岳父岳母及全家人“审查”，很快，介绍人通知我春节去岳父家里过年。
岳父对我特别的关爱，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生活，事无巨细，他老人家待我如同亲儿子一样，我也十分敬重他老人家，从心里把他老人家当成自己的父亲。
记得，从岳父家回来不久，有一天，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那时，我是单位的政工干事，和书记在一个办公室，接、打、传电话是我的份内之事。我接起电话，听到是父亲的声音。父亲说，要过春节了，你问问单位领导，给不给职工分大米？如果需要，可以用苞米面来我们这里兑换。我当时既紧张，又惊喜，电话没放下，就直接问书记。书记一听，马上说：换，换，换！让我问清兑换的比例，和确定去车拉苞米面兑换大米的时间。当时，厂里的人不算多，只有60多人，工人们一听说用苞米面能换大米，都很开心，也都想多换一些。最后，书记决定，每人最多一麻袋，也就是200斤。
出发换大米的那天早上，老厂长亲自开车，我和另一位供销员陪同，坐着一台类似于“540”型拖拉机，拉着整整一大车的苞米面驶往四方坨子。到了四方坨子粮食所找到了父亲，以为他老人家是粮食所的副所长，是所有外事商务活动的“全权代表”。父亲把我们领到稻米加工厂，在车间门口，把我们拉来的苞米面验过秤，又到办公室一路绿灯办完了手续，加工厂厂长告诉我们下午2点准时来装大米啊。
父亲在招待所还为我们安排了午饭，说自己工作忙就不陪厂长喝酒吃饭了。我们3人进了包间，哇塞！4个菜，一瓶白酒已摆好。老厂长说：我开车少喝点，你们俩多喝点。我谦让着让供销员大哥多喝点，不只是谦让，也是不敢多喝，怕在老丈人面前丢了丑。白酒醇香，菜肴可口入味。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我们吃着喝着，从内而外地温暖。
吃完午饭，喝完了茶，就去加工厂装车。不巧的是，大米要加工完了，稻子库存接不上了，按顺序，我们今天装不上车了。我又赶紧给父亲挂电话。父亲给加工厂厂长打了电话，问厂长怎么办？厂长灵机一动，对正在看着装车的一个外地的押车人员说：反正你的大米今天也装不够，走不了，把你的大米卸下来，给这份吧。我保证，明天早上第一份是你的，而且大米的质量比这批好。那人无奈，只能同意。不一会，我们的车就装够了大米。我们3人开着车，在众多等米人羡慕嫉妒的注视下，驶出了加工厂的大门，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工厂。
工人们见我们的大米车回来了，都围拢过来，不一会儿就剩下了一辆空车。直到这时，师傅们才知道，我有对象了，岳父是四方坨子监狱当官的所长。
有一年夏天的傍晚，我正忙乎着什么事，晚饭还没吃呢。父亲从饭店吃完饭带着一大包的肉菜来了，一进门，我们一家3口都闻到了肉香。那个时候，虽然大米不缺，但是，可口的肉菜还是很少见的。女儿高兴地跟姥爷身前身后地玩耍着，我特地拿一个空瓶子，跑到后院小买部装了半斤散白酒，自斟自饮起来，真是香啊！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记得是1992年的“小年”前，我家搬进了县城为数不多的职工住宅楼。搬进新楼的第二天，我和爱人连夜坐火车来到沈阳市的一家医院，看望刚刚做完腰椎间盘增生手术，在这里住院的父亲。父亲见女儿女婿来了，不顾术后的疼痛，坐了起来，嘘寒问暖，还要跟我们回家过年。我赶紧找主治医生，问是否可以出院。医生说，从现在开始侧重补充营养，加强锻炼，看父亲的体力恢复情况再定。那几日，父亲精神状态非常好，时不时地下地走几步，不让我们扶着。就这样，腊月二十八，父亲出院了。我们坐了一夜的慢行火车，第二天，腊月二十九到了我们的新楼新家。可是，我们夫妻搬进新家就急着去沈阳看父亲。因为走得急，过年的“年货”都没有采办。这时，卖年货的店也都关门了。单位的同事们听说后，给我家送来了猪肉、蔬菜和豆油。于是，父亲和我们一大家子欢欢喜喜地在新楼过了大年。也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在我的家过的年。
正月十五后，父亲的病有加重的趋势，从独立站起来行走，到不能站起来，再到必须拽着系在门框上的绳子才能坐起来。我找几个人用担架抬着父亲去县医院检查。一检查才发现，严重了！医生怀疑父亲可能是患了“骨癌”。我们强忍悲痛，对父亲撒谎说没什么大事，只是术后身体虚弱需要慢慢恢复，另外要去长春医大三院再进一步进行全面检查。父亲单位闻讯，来了车，还派来一位副所长陪同父亲去长春医大三院检查、住院治疗。
父亲是老警察，聪明过人，已察觉患上了不治之症。“五·一”要到了，我请了假和爱人领着女儿去长春看父亲。到了医院，父亲瘦了许多，说话的力气明显不足，吃的也很少。见此情景，我心里很难受，我让爱人回去，到我们单位和领导说清楚替我请假。因为不知道需要住院多少天，我又急忙给领导写封信说明了情况，也算是请假条吧。我替换大舅哥护理，让他回家休息，我和岳母轮班看护父亲，岳母白天，我夜班，有时候白天我也守着父亲身旁不回招待所休息。
有一日，父亲说：听说长春有一个人能治我的病，他叫王xx，是专门治癌症的专家。我暗下决心，一定找到王神医，治好老父亲的病。我开始四处打听，王神医原来是什么单位的？我感觉，有如此治病“绝活儿”，一定开个人诊所，只要在长春，就一定能寻觅到。
说来也巧，我来到了区卫生局个人证照发放管理科，一打听，一位女同志竟然知道王神医的诊所名、地址以及联系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神医家的中医诊所，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神医。我提出想请神医去给父亲看病的请求，出乎我预料的是神医满口答应，并说，医院上班时不能到病房给病人看病，只能中午或晚上医生下班后。
时间不早了，我和神医从他的诊所打车来到了医院。医院病房的医生下班了，我领神医进了病房，悄悄地给父亲把脉，看了舌苔和查体。我陪神医出了医院大门，在医大三院附近的饭店请他吃饭。神医很认真地点了几个菜，并要了一瓶高度酒。一瓶白酒飞速喝掉了，他说话都不连贯了，还要喝啤酒，为了父亲，我又给他上了4瓶啤酒。酒足饭饱，打车送他回家，顺便取药，没想到，都是现成的“药丸子”。先拿了一个月的药量，父亲开始偷偷地吃神医的药丸子。
又过了十几天，内弟来了，把我换下来，让我回家。6月初，医院让父亲出院了，不是治愈，是医生无力回天，放弃了。父亲单位来了车，把父亲接回到场部医院继续住院。这期间，我又几次去长春神医家取药，但是，神医的大药丸子并没有保住父亲的生命。
8月1日凌晨，坚强乐观的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岳父，我亲爱的父亲，他，走了，走得那样的平静……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作者简介：赵永富，网名行者无疆，原国家税务总局镇赉县税务局一级主办。镇赉县作家协会理事；中华现代文学艺术促进会南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广西分会会员；南国文学社编委、红豆诗刊副主编、推广宣传部副部长。
初次拜见岳父大人是在1981年1月1日。当时，我从县城坐客车来到四方坨子，带着“四盒礼物”，是以准女婿的身份，来岳父岳母家正式亮相，接受“审查”的。
岳父身形瘦弱，看上去个子不到一米七，他面容和蔼，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岳父很少說话，说话时声音也很低。那天晚饭后，我和岳父一家人闲聊了一会儿就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重新坐上每天只有一个往返的客车回到县里的工厂上班。幸运的是，我顺利地通过了岳父岳母及全家人“审查”，很快，介绍人通知我春节去岳父家里过年。
岳父对我特别的关爱，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生活，事无巨细，他老人家待我如同亲儿子一样，我也十分敬重他老人家，从心里把他老人家当成自己的父亲。
记得，从岳父家回来不久，有一天，办公室的电话响了。那时，我是单位的政工干事，和书记在一个办公室，接、打、传电话是我的份内之事。我接起电话，听到是父亲的声音。父亲说，要过春节了，你问问单位领导，给不给职工分大米？如果需要，可以用苞米面来我们这里兑换。我当时既紧张，又惊喜，电话没放下，就直接问书记。书记一听，马上说：换，换，换！让我问清兑换的比例，和确定去车拉苞米面兑换大米的时间。当时，厂里的人不算多，只有60多人，工人们一听说用苞米面能换大米，都很开心，也都想多换一些。最后，书记决定，每人最多一麻袋，也就是200斤。
出发换大米的那天早上，老厂长亲自开车，我和另一位供销员陪同，坐着一台类似于“540”型拖拉机，拉着整整一大车的苞米面驶往四方坨子。到了四方坨子粮食所找到了父亲，以为他老人家是粮食所的副所长，是所有外事商务活动的“全权代表”。父亲把我们领到稻米加工厂，在车间门口，把我们拉来的苞米面验过秤，又到办公室一路绿灯办完了手续，加工厂厂长告诉我们下午2点准时来装大米啊。
父亲在招待所还为我们安排了午饭，说自己工作忙就不陪厂长喝酒吃饭了。我们3人进了包间，哇塞！4个菜，一瓶白酒已摆好。老厂长说：我开车少喝点，你们俩多喝点。我谦让着让供销员大哥多喝点，不只是谦让，也是不敢多喝，怕在老丈人面前丢了丑。白酒醇香，菜肴可口入味。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我们吃着喝着，从内而外地温暖。
吃完午饭，喝完了茶，就去加工厂装车。不巧的是，大米要加工完了，稻子库存接不上了，按顺序，我们今天装不上车了。我又赶紧给父亲挂电话。父亲给加工厂厂长打了电话，问厂长怎么办？厂长灵机一动，对正在看着装车的一个外地的押车人员说：反正你的大米今天也装不够，走不了，把你的大米卸下来，给这份吧。我保证，明天早上第一份是你的，而且大米的质量比这批好。那人无奈，只能同意。不一会，我们的车就装够了大米。我们3人开着车，在众多等米人羡慕嫉妒的注视下，驶出了加工厂的大门，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工厂。
工人们见我们的大米车回来了，都围拢过来，不一会儿就剩下了一辆空车。直到这时，师傅们才知道，我有对象了，岳父是四方坨子监狱当官的所长。
有一年夏天的傍晚，我正忙乎着什么事，晚饭还没吃呢。父亲从饭店吃完饭带着一大包的肉菜来了，一进门，我们一家3口都闻到了肉香。那个时候，虽然大米不缺，但是，可口的肉菜还是很少见的。女儿高兴地跟姥爷身前身后地玩耍着，我特地拿一个空瓶子，跑到后院小买部装了半斤散白酒，自斟自饮起来，真是香啊！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记得是1992年的“小年”前，我家搬进了县城为数不多的职工住宅楼。搬进新楼的第二天，我和爱人连夜坐火车来到沈阳市的一家医院，看望刚刚做完腰椎间盘增生手术，在这里住院的父亲。父亲见女儿女婿来了，不顾术后的疼痛，坐了起来，嘘寒问暖，还要跟我们回家过年。我赶紧找主治医生，问是否可以出院。医生说，从现在开始侧重补充营养，加强锻炼，看父亲的体力恢复情况再定。那几日，父亲精神状态非常好，时不时地下地走几步，不让我们扶着。就这样，腊月二十八，父亲出院了。我们坐了一夜的慢行火车，第二天，腊月二十九到了我们的新楼新家。可是，我们夫妻搬进新家就急着去沈阳看父亲。因为走得急，过年的“年货”都没有采办。这时，卖年货的店也都关门了。单位的同事们听说后，给我家送来了猪肉、蔬菜和豆油。于是，父亲和我们一大家子欢欢喜喜地在新楼过了大年。也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在我的家过的年。
正月十五后，父亲的病有加重的趋势，从独立站起来行走，到不能站起来，再到必须拽着系在门框上的绳子才能坐起来。我找几个人用担架抬着父亲去县医院检查。一检查才发现，严重了！医生怀疑父亲可能是患了“骨癌”。我们强忍悲痛，对父亲撒谎说没什么大事，只是术后身体虚弱需要慢慢恢复，另外要去长春医大三院再进一步进行全面检查。父亲单位闻讯，来了车，还派来一位副所长陪同父亲去长春医大三院检查、住院治疗。
父亲是老警察，聪明过人，已察觉患上了不治之症。“五·一”要到了，我请了假和爱人领着女儿去长春看父亲。到了医院，父亲瘦了许多，说话的力气明显不足，吃的也很少。见此情景，我心里很难受，我让爱人回去，到我们单位和领导说清楚替我请假。因为不知道需要住院多少天，我又急忙给领导写封信说明了情况，也算是请假条吧。我替换大舅哥护理，让他回家休息，我和岳母轮班看护父亲，岳母白天，我夜班，有时候白天我也守着父亲身旁不回招待所休息。
有一日，父亲说：听说长春有一个人能治我的病，他叫王xx，是专门治癌症的专家。我暗下决心，一定找到王神医，治好老父亲的病。我开始四处打听，王神医原来是什么单位的？我感觉，有如此治病“绝活儿”，一定开个人诊所，只要在长春，就一定能寻觅到。
说来也巧，我来到了区卫生局个人证照发放管理科，一打听，一位女同志竟然知道王神医的诊所名、地址以及联系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神医家的中医诊所，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神医。我提出想请神医去给父亲看病的请求，出乎我预料的是神医满口答应，并说，医院上班时不能到病房给病人看病，只能中午或晚上医生下班后。
时间不早了，我和神医从他的诊所打车来到了医院。医院病房的医生下班了，我领神医进了病房，悄悄地给父亲把脉，看了舌苔和查体。我陪神医出了医院大门，在医大三院附近的饭店请他吃饭。神医很认真地点了几个菜，并要了一瓶高度酒。一瓶白酒飞速喝掉了，他说话都不连贯了，还要喝啤酒，为了父亲，我又给他上了4瓶啤酒。酒足饭饱，打车送他回家，顺便取药，没想到，都是现成的“药丸子”。先拿了一个月的药量，父亲开始偷偷地吃神医的药丸子。
又过了十几天，内弟来了，把我换下来，让我回家。6月初，医院让父亲出院了，不是治愈，是医生无力回天，放弃了。父亲单位来了车，把父亲接回到场部医院继续住院。这期间，我又几次去长春神医家取药，但是，神医的大药丸子并没有保住父亲的生命。
8月1日凌晨，坚强乐观的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安详地闭上了双眼，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的岳父，我亲爱的父亲，他，走了，走得那样的平静……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作者简介：赵永富，网名行者无疆，原国家税务总局镇赉县税务局一级主办。镇赉县作家协会理事；中华现代文学艺术促进会南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广西分会会员；南国文学社编委、红豆诗刊副主编、推广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