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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宁
文/Olive、伪伪安
图/Getty Images、Ctrip
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行走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对于旅行目的简单的人，行走，可能只是想看看更远的山，更远的海。在路途中，经过高山，经过河流，经过高原和湖泊，经过老人和小孩，经过过去和现在。仅此而已。
于是，我们会爱上一个地方，和一些人，有了一个个关于旅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找到的人总是自己。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注定要流浪；旅行，真的会改变什么吗？
我们的城市依然拥挤，我们的生活依然混乱，我们的工作依然忙碌，我们的容颜依然在老去……可是，我们的心境，也要依然冷漠和无趣吗？
我们在旅途中，丢失烦恼和焦躁，找到自己，这仿佛是妄想，是疯狂，是童话，我们总是急于下这样的概念，于是我们匆匆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任何回忆。直到我们看到他们，他们爱上一个地方，就决定告别现在的一切；他们不停地行走，于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和某个时刻偶遇，于是决定好好生活。
我们终于明白，流浪，不是愤世嫉俗地远走高飞，行侠他乡，它潜埋于灵魂，它可以寂静地绽放芬芳，它是人生致美的归宿。
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们一直在想。
1、声子和杜平：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
关于声子和老婆杜平的爱情故事与生活方式，即使在我们这些有些神经质的文艺青年中间，也是属于传奇的。
他们在丽江生活、挣钱，不紧不慢地过着悠哉的日子，当丽江进入旅游淡季或者生意不忙的时候，便自己开车到云南、四川甚至新疆、西藏等地旅行。对于我们，稻城、阿里这些地方只能在想象里，而对他们，那只不过是丽江周边的去处，好象家中后院一样家常。
六年前，当丽江还不像现在这样“旅游”，这样“小资”的时候，正在环游中国、学习油画的“驴友”声子在云南的滇西北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并且定居下来，于是有了他现在的生活。
直到最心爱的女孩找到他
着迷于旅行的声子，曾经是个桀骜的艺术青年，创下单车横穿中国的“疯狂旅行”行动。可以与专业运动员媲美的强健身体和毛驴一样的毅力，使他不仅在同时期的驴友中颇为显眼，更利于他实现诸多别人望尘莫及的高难度、高风险、强体力支撑的旅行计划。
从当初的单车游中国，到后来的徒步亚丁、稻城，用比别人少50%的时间穿越云南，到达四川；更不用提他多次去过的西藏和自驾北京吉普从西藏转至新疆，再回云南的惊人之举。
平时的声子，会慵懒地躺在自家院里的躺椅上品上好的滇红，拥有耀眼旅行经历的他在丽江的旅游圈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经常有外地、外国的背包客来请教他附近的特别之处和徒步路线，一付遇到知音的样子。
在十年前，声子环游全国的时候经过丽江，就被这个美丽的、宁静的古老小城强烈地吸引住，并在此定居，一住就是十年。从当初的白手起家，到后来做东巴文手绘T恤店，直到他最心爱的女孩在丽江找到他……
三个人和三条狗的世外桃源
杜平是个漂亮、修长的女孩，在大学中主修服装设计，并且在北京有着不错的事业。为了这份和声子长达八年的感情，她毅然从北京奔到丽江，组建了温馨的小家。夫唱妇随地拥有丽江古城开放以来最早的东巴文手绘T恤专卖店。
古城的生活平淡而惬意，声子平日里忙着店里的生意和绘画创作，杜平则忙着家中的大小杂事、照看心爱的儿子──刚满两岁的小嚎。他们的家在丽江古城中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里，丽江特有的纳西木刻门窗更增添这座温馨院落的精致，石子铺成的院子里放满了云南特有的植物，郁郁葱葱。家中的另外三名成员分别是三只可爱的狗狗，大的是狼狗小熊，小的是短毛狗小六子，还有赖赖的成天仰着肚皮晒太阳酷似暇布士狗的，叫香巴。
香巴是香巴拉、香格里拉的呢称，藏语中的意思为世外桃源。难以想象，如果当年没有遇到丽江，这一切仿佛都是童话般虚无和遥远。
声子一家的生活重心是旅游，做生意当然也很重要。在旅游的旺季，丽江游客大增，声子一家忙碌着店里的生意，等假期一过，淡季转来，或者有朋友来访，声子就会开着引以为傲的北京吉普“战骑”，威风凛凛地奔往周边的美好景色。
声子的旅游方式是比较野性的自驾车和徒步旅行，曾经有过自驾车西藏和新疆北部的传奇经历，徒步穿越更是非常专业，经常组织集结到丽江的“驴友”从滇西北徒步到周边地区。
他最传奇的经历是从中甸带领6人徒步走到四川省的稻城──也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30天的路程只用了15天就完成。现在提起来，声子还对那次“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们不准备停下来
徒步旅行者乐此不疲的行走方式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放松身心，所谓的烦恼、压力在如此的大山大水面前微不足道，美妙的景色会补偿所有体力的付出。
所以，从前的旅行，总是声子所提倡的比较“苦”的玩法，就是说在能够步行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骑马或坐车，否则闻不到花香，听不见植物生长时发出的劈啪声，还有在诺大的、安静的森林或者小路上听得到自己的喘息声，心境平静得仿佛能和周围有灵性的花草交流。
再后来，随着杜平的加入，旅游的方式也向享乐型倾向。在他们走过的许多路线上，不再一味的苦玩乐；尽量回避女孩子比较难适应的方式，遇有藏民家和温泉，大家也去享受一下。
藏区的温泉非常出名，飘着雪的天在烫烫的温泉里泡得通体舒适，实在舒坦极了。从温泉出来，全身疲惫而乏力，到藏民家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酥油茶，旅行的疲倦一扫而光。
由于他们旅行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通常两、三天的旅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度过，女主人杜平便准备了许多磁带，从陈琳的全套专集到藏族音乐，配上窗外的美景，整车的人都会随着音乐放声歌唱，所谓的颠簸和疲惫都变得异常美妙。
由于声子经验丰富，杜平也从不费心去选择路线，春天他们去鲜花盛开的稻城、亚丁，满山遍野的小野花和星星点点的牦牛与远处的大雪山形成了如梦境般的美丽景色；夏天深入到月亮峡谷享受清凉；秋天去泸沽湖寻访老朋友；到了春节的前后可以从云南的腾冲、瑞丽穿越到越南和柬埔寨，看湄公河和吴哥窟……
旅行着的生活是穿插着甜蜜与艰苦的，仿佛一直在行走，一直在漂泊，但他们喜欢现在的生活，自由、随行、真实，所以他们不准备停，直到他们老得哪里都去不了了。
达雅 即使寂寞，也要独自走
留着非常个性的超短发，身上被充满异域风情的衣饰装点，脸上是从容、亲切笑容的达雅，以独行、背包方式走过许多地方，是一个以旅行为生活方式的“大仙”。特别是她蜜色的皮肤，据说是刚从中南半岛带回的“土特产”。
温柔、从容、淡定的达雅，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她独自旅行，不管是在中国的各路荒蛮、偏远、条件恶劣的地区还是国外局势动荡、语言不同、一切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她因为热爱旅行，放弃了自己曾经非常好的工作以及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
她一直行走，在这个现实社会中以一种看起来相当不现实的方式生存。
她几乎已是社会精英
“达雅，生于70年代，从少年时开始行走江湖至今。酷爱走路、旅行、读书、写作、宗教与思考。喜欢热闹与孤独，想象一切与自己有关与无关的事物。”这个精灵女子这样评价自己，很中性。
她没有说在多少治安混乱、危机四伏的地方如何安全脱身，也没说在旅行洒脱的背后曾有过的寂寞与无助，一切，归于她淡定的眼神和永恒的浅浅笑意，曾经惊心动魄、曾经痛彻心肺后的淡定。
达雅学过服装设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准社会精英。毕业后，她更是顺利地在广州一家杂志社任高层，甚至成为杂志社法人，那时她刚刚26岁。虽然她从十几岁就开始四处旅游，但那时的旅游和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回事。事业起步、一帆风顺的她没有把旅行当作人生目标，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达雅拥有同龄人不曾拥有的社会地位与事业成就感，甚至金钱。
在广州那个以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赚更多钱为成功标志的现实社会里，成为社会精英的达雅，却在心底里有小小失落。直到，那个杂志社因为种种原因而倒闭，她也有理由选择摆脱。
从土地上一寸寸走过来
达雅成功摆脱了现实纷扰，和即将到来的新机会，只身上路。本来她第一站计划去向往已久的尼泊尔，但由于当地局势动荡，未能成行。这次意外却促成了她来到美丽、安静却暗自妖娆的中南半岛……就这样，她再也没有停下来。
那次旅行经历非常恐怖：从北京西站出发，坐43个小时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到景洪的长途汽车，行驶20个小时；由景洪搭车，经过7个小时的颠簸后到达勐腊，再坐3小时车才能过磨憨关口，进入老挝……
“殊不知从土地上一寸寸走过来才是真正的旅行啊！”她说。
她美丽文字铺满的书，让人看到了一颗善良、感恩的心，也让她成为对自己的眼球极度奢侈、对自己的身体极度苛刻的旅行者。湄公河美丽恬静的景色随时伴随着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治安问题，但在某地停留时，她都能用最美好的语言来描绘当地的万千风情，即使当地人耍耍小聪明折磨一下他们这些外国背包客，她也仅是报以无奈的微笑。而到了即将上路的时刻，她又像是战斗即将开始一样严阵以待，公路的糟糕情况和误点情况的发生几乎是家常便饭，到了更多时候还要在路边搭车……
她变得越来越“独”
难以想象她那时如此淡定，而她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感想，觉得出门的人见识多了，自然会应对这种问题。而且一连三个月艰苦的自助游下来，她尽要感激那些帮助过她的人、路上结识的好朋友，当然还有最牵挂的家人。
对于这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子来说，她可以潇洒地抛开已经取得的事业成果，到远方旅行，准确地说以某种苛刻的要求旅行，但她却无法面对家人的牵挂。在路上，每到一处她都尽力寻找可以发电子邮件的地方，为远在北京的妈妈报平安，这是她的头等大事。
这个桀骜又孝顺的女儿啊！
和妈妈通电话，妈妈担心地说：“你看这样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又没有保险什么的……”让母亲担心成为她最大的愧疚，所以，一旦结束旅行回到北京温馨的家中，达雅便不再轻易出门，以弥补自己浪迹天涯而对家庭的亏欠。
如今，达雅似乎找到了一种以旅行为生活目的的生活。在城市里她就写书，写游记，用美妙的文字和图片向更多无缘这种生活的人介绍各处的美景。但每年她也会空出一段时间到她热爱的中南半岛去放松心情，整理思绪。她无法忍受与人同行，即使是寂寞也不能改变她独立承担这一切困难与享受的习惯。
她说，她最近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独”了。旅行的路上、某个不知名的小镇子、或者空无一人的海边，是她整理消化旅游心得的最好方式。也许她的人生在某些方面绚烂得近乎让人眩目，去过那么多的地方，很多是其他人一生的梦想；但某方面她却空白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家庭、通常意义上的事业心，还有爱情……
但她感恩，可以走过那么多地方，随心所欲。
福汐 最真的心在最远的地方
去年秋天，福汐从西藏回到北京。
他刚刚参加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拍摄。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众广播台（PBS）投资，知名独立制片人乔纳森·路易斯带队的摄制组，在过去七个月里，从冬天走到夏天，从山东走到西藏，从城市走到农村，拍摄了长达400个小时的素材，记录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
很难给福汐的职业下一个定义，他做了很多事，包括参与艾滋病工作、环境保护、作记者、写小说、拍纪录片……在这之前，他还做过船务、贸易、酒店、俱乐部、广告等行业。过去十几年，他的青春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一个个城市和乡村“流浪”，他跟随这个国家变化，自省，前进。
这是他生活的主题，他说他停不下来，停下来，好像一切都可能完了，于是他走遍了中国几乎所有地方。
一步步丈量这个国家
21岁那年，福汐赶上海南淘金热，第一次离开家乡福建，做了一个外乡人。那时，他本能地想要赚到更多钱。
“如果没去海南，也许我今天在厦门会有一间自己的贸易公司，过着安稳的生活。”那个热闹的海岛没有给他金钱，反而为他的人生埋下更多未知。他开始“居无定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寻找机会。也正因为变化，他可以有时间和机会看到更多人和事，一步步踏踏实实丈量这个国家。
后来，他做了记者，做NGO，造访一个又一个陌生而黑暗的地方。
2000年，福汐在一个正在死人的村庄给河南省上蔡县防疫站打电话，询问当地掌握的艾滋病情况。接电话的人厉声说：什么艾滋病？这里没有艾滋病，谁批准你来的？通过卫生部门了吗？
当时他处境非常危险，虽然上蔡等地农民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卖血致富”，并因此导致多人感染艾滋病，但当地官员很自然地想要“掩盖”这一切。在他到访的开封、商丘和驻马店一带的村庄，“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生活在一种无知无望而又无助的黑夜里”，病人没有钱看病也没有艾滋病的知识，而去村里送药送书的人一旦遇到当地官员，又往往被扣留。
在那里，福汐看到一个叫大官的男人，虚弱地靠在木门边，望着黄昏时渐渐暗下去的院子，身后的门框上是一幅残缺的对联，横批写着“美满幸福”。已经晚期的大官怯懦地问周兴平：跟孩子一桌吃饭会不会传染给他？
福汐给大官带去书和药，尽管他知道那对一个等待死亡的人毫无意义。他把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告诉全世界。
告别了城市的一切
第二年春节过后，大官孤独地死去。大官最后在电话里对福汐说：你看，我们都这样了，将来我们的孩子还能有出路吗？
人在上海的福汐，正和一帮朋友在一个派对歌舞升平。参加派对的人，都是上海滩潮头浪尖的风云人物，有时尚作家、艺术家、模特、新派商人、记者、画家、高级经理人。他们无一例外拥有大把钞票和大堆无聊时间，但他们都很痛苦，他们害怕夜幕降临，酒精、烟草甚至大麻收留着他们貌似安详的灵魂。
那一刻，福汐被上蔡县和上海城相互纠缠，无法逃脱。
一边是被贫穷纠缠着的村民，一边是被物质洗刷得毫无乐趣的青年，而他们都在一个国家，他们似乎永远都不会重合彼此的生活轨迹，但他们又是同根生，他们应该血脉相连，他们应该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这让福汐感到窒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更好地活”。
文学、音乐、爱情、生活……一切都变得功利。在花花绿绿的城市，在没有爱的日子里，他无助、失落，他觉得一切都完了。他的心孤独，无处停留。
很突然地，过完2002年，福汐告别了城市的一切，再次远行。
善良的人都住在那里
那些年，福汐去了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藏区，成为那里唯一的常驻访客。他看到人们的幸福和快乐，不是因为财富；他疯狂写作，写那些失去信仰的城市的痛和残忍；他寻找那些远去的追求和梦想，寻找自己。
在最遥远的地方，生命力更加顽强。
在那里，有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名寺拉卜楞寺，每一天每一年，寺庙里都是虔诚的朝圣者，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去转那1700个转经筒。在那里，人会习惯仰望，因为那满目的蓝天和金灿灿的大经筒下，是每个人的孤独，唯一的陪伴只有那些同样风尘仆仆的身影和转经筒转动的嘎吱声。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发源，一路浩浩荡荡东下，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突然形成了一个433公里的九曲黄河第一弯，所有这些都在第一弯的怀抱。善良的人都住在那里。
在那里，福汐找回了自己，他不再给生活下一个定义和标准，他说会继续走，不停地走，不管多远，不管在何方。
那些不会回来的人和回不去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中，都有过对于流浪肆无忌惮的憧憬。每当我们坐在城市拥挤的地铁呼啸着到达某地，就总是会回忆起儿时那些梦过无数次的情节：开着过山车，独自去流浪，过山车从不转弯，从不呼啸，也从不会停下来……
这是每个人最初的流浪情节，总是有些忧伤。
如果不是想忘记，他们一定不会那么决绝地走。他们走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不要过去，不要回忆，不要曾经的定式和忍耐，一个人，两个人，或几个人，孤独地活。他们一路看着风景，一路看着自己，最终，他们不再害怕什么，不再恐惧什么，不再躲藏什么。因为在那些地方，只有他们。
他们走后，很多人仍然记得他们，可他们却忘记了很多人。
一万公里的路和不归的魂
一部叫《摩托日记》的电影，让切·格瓦拉重新成为BLOG、MSN、WIKI上的流行词汇，即使他已经死去近40年。
1952年1月，年轻的格瓦拉和朋友艾伯特从阿根廷开始了漫游拉丁美洲的旅程。当时，格瓦拉23岁，一个主攻麻风学的医学院学生；同伴艾伯特29岁，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们开始旅行，只是因为某位坐在餐厅一角的肥胖臃肿的中年男人——谁也不想青春平庸地消耗之后变成那副欲死不能的模样。
他们骑上装满了行囊、哮喘药以及一条叫come back的小狗的“大力士”，驶出喧闹而古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到后来，他们身无分文，靠着沿途乞讨和治病救人的善心，终于走完了八个月的行程。他说：“这次旅途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
在经过达梅达偌斯周边的沙地上时，他们六次发现自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最惨痛的一次车祸，还让格瓦拉的脚被发动机的汽缸留下了一块永远的伤疤。但与15年后的那道伤疤相比，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突击队”杀害，39岁，他实现了自己在《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写下的话——“不会在任何地方扎下根来”。
撒哈拉的风中有没有她的发丝
风尘滚滚的撒哈拉沙漠，流走着无数关于的飘泊故事，当然也包括三毛前世的乡愁。
在那里，三毛放下了十年的笔，重又拿了起来，直到死去。那片沙漠曾经因为她片刻神秘，甚至有了生命的气息，却又突然，回复孤寂，留下一世哀愁和一段飘荡的爱情。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她，那个被上天宠爱甚至嫉妒的女子。
三毛曾说：我先生的死亡给我很深刻的教育。有的人走得早一点，有的人走得晚一点，于是我问我自己说，我也是要走的，既然我的另一半在那个世界，如果我大胆点，做一些有一点点挑战性的工作，或者旅行，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也等于是回家吧。因为我先生在那边为我布置一个家，在等我呢。所以这样一来，人生反而过得很好……
她果真这样去做了，只留下撒哈拉，让她的人生充满更多的谜，无人知晓。
美得让人眩目的撒哈拉，风刀为大漠勾勒的自然曲线，像被吹绉的金色丝绸，像一弧月牙，也像背脊。深夜，以沙当床，在苍穹下迟迟不舍入睡，流浪的人在那里守候飞渡的流星。于是有人说：“最美的风景，总是要穿过最险恶的脊地才有缘目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透露，通往秘密基地的小径和那一夜的奇遇。”
在星空下的撒哈拉，你会看到最浪漫的风景，那一定是三毛和荷西留恋的风景。沙漠中的旅人，即使没有粮食和水，也懂得在星辰下的风中轻轻吟唱。
激流岛盛开了夏天最后的花
“走过的人说树低了，走过的人说树在长”，在所谓的生与死、现在或过去之间，诗人只是稍作停留。如同惊世骇俗的行为和激流岛的传说一样，顾城大概已说完了在这世界里可说的一切。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花儿前进的地方，芳香前进了；语言停止的地方，诗歌前进了……
那个大眼睛的男孩，把一些记忆，留给了新西兰一个叫激流岛的地方。那个遥远的“激流岛”就是顾城的“北冰洋”。他愿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在“雪屋里／燃烧着一盏／鲸鱼灯”，“想人生”。
“激流岛”位于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北部。这里没有拥挤的交通，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大型的超级市场。当地人说，这里的生活状态就像60年代的奥克兰，岛上的工业与商业都不发达，整个岛上只有23家葡萄园。来此地的游客都会到园内品尝葡萄酒，因此葡萄园就成了“激流岛”上独特的风景。当然，也有一些人，纯粹是来这里看一个人。
这个小岛，关于一个中国诗人的气息已经越来越少，或许以后也没有人会说，我们最后的激流岛，盛开了夏天里最后的花。
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会在4月怀念
人们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曾经看到张国荣的背影。那个时候，距离他在香港跳楼已经一年。
谁都知道那是个美好假想，或者只是为了记得他曾经在那里。
记忆回到十年前，两个香港男子相约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游玩。他们从街头地摊上买到一盏旧台灯，灯罩上的瀑布令两人怦然心动，于是相约一起去寻找。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去了那里。在那里他有所领悟，想要开开心心地在外流浪，就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曲终人散后，凝结在摄氏零度下的记忆残骸，它曾真实地存在过，也将永远地冰封在阿根廷。没有人再说，“让我们从头开始”。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好空气”。16世纪前，这里居住着印第安部落。1536年1月，西班牙宫廷大臣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1500人组成的探险队到达拉普拉塔汀入海口木在河西岸，在河西岸潘帕斯草原的一个高地上建立居民点，并以水手保护神“圣玛丽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字命名。
两个男子要找的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边界上伊瓜苏河与巴拉那河汇合点上游23公里处，高82米，宽4千米，“伊瓜苏”在当地印第安人语言中是“大水”的意思，人们形容它“如海之直泻入深渊”，在数里外就可听到其如雷的奔腾咆哮声。
其实，张国荣在阿根廷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阿米巴病毒将他的健康摧残得差不多了，王家卫拍戏也拍到了让人几乎忍无可忍的地步。不过那首“Cucurrucucu Paloma”响起，迷醉有一次弥漫在这个被时光抛弃的城市，暧昧的空气，让人欲罢不能。
“他们说整个夜晚，他都在哭着飞过他们。他们说他没有入睡，他醉着飞过他们。他们发誓说，当听见他的恸哭，天空开始剧烈地撼动。他到底承受了多少伤痛？直到死都在为她哭泣。哎哎哎哎哎，他唱着；哎哎哎哎哎，他笑着；哎哎哎哎哎……”
文/Olive、伪伪安
图/Getty Images、Ctrip
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行走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对于旅行目的简单的人，行走，可能只是想看看更远的山，更远的海。在路途中，经过高山，经过河流，经过高原和湖泊，经过老人和小孩，经过过去和现在。仅此而已。
于是，我们会爱上一个地方，和一些人，有了一个个关于旅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找到的人总是自己。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注定要流浪；旅行，真的会改变什么吗？
我们的城市依然拥挤，我们的生活依然混乱，我们的工作依然忙碌，我们的容颜依然在老去……可是，我们的心境，也要依然冷漠和无趣吗？
我们在旅途中，丢失烦恼和焦躁，找到自己，这仿佛是妄想，是疯狂，是童话，我们总是急于下这样的概念，于是我们匆匆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任何回忆。直到我们看到他们，他们爱上一个地方，就决定告别现在的一切；他们不停地行走，于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和某个时刻偶遇，于是决定好好生活。
我们终于明白，流浪，不是愤世嫉俗地远走高飞，行侠他乡，它潜埋于灵魂，它可以寂静地绽放芬芳，它是人生致美的归宿。
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们一直在想。
1、声子和杜平：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
关于声子和老婆杜平的爱情故事与生活方式，即使在我们这些有些神经质的文艺青年中间，也是属于传奇的。
他们在丽江生活、挣钱，不紧不慢地过着悠哉的日子，当丽江进入旅游淡季或者生意不忙的时候，便自己开车到云南、四川甚至新疆、西藏等地旅行。对于我们，稻城、阿里这些地方只能在想象里，而对他们，那只不过是丽江周边的去处，好象家中后院一样家常。
六年前，当丽江还不像现在这样“旅游”，这样“小资”的时候，正在环游中国、学习油画的“驴友”声子在云南的滇西北发现了这个世外桃源，并且定居下来，于是有了他现在的生活。
直到最心爱的女孩找到他
着迷于旅行的声子，曾经是个桀骜的艺术青年，创下单车横穿中国的“疯狂旅行”行动。可以与专业运动员媲美的强健身体和毛驴一样的毅力，使他不仅在同时期的驴友中颇为显眼，更利于他实现诸多别人望尘莫及的高难度、高风险、强体力支撑的旅行计划。
从当初的单车游中国，到后来的徒步亚丁、稻城，用比别人少50%的时间穿越云南，到达四川；更不用提他多次去过的西藏和自驾北京吉普从西藏转至新疆，再回云南的惊人之举。
平时的声子，会慵懒地躺在自家院里的躺椅上品上好的滇红，拥有耀眼旅行经历的他在丽江的旅游圈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经常有外地、外国的背包客来请教他附近的特别之处和徒步路线，一付遇到知音的样子。
在十年前，声子环游全国的时候经过丽江，就被这个美丽的、宁静的古老小城强烈地吸引住，并在此定居，一住就是十年。从当初的白手起家，到后来做东巴文手绘T恤店，直到他最心爱的女孩在丽江找到他……
三个人和三条狗的世外桃源
杜平是个漂亮、修长的女孩，在大学中主修服装设计，并且在北京有着不错的事业。为了这份和声子长达八年的感情，她毅然从北京奔到丽江，组建了温馨的小家。夫唱妇随地拥有丽江古城开放以来最早的东巴文手绘T恤专卖店。
古城的生活平淡而惬意，声子平日里忙着店里的生意和绘画创作，杜平则忙着家中的大小杂事、照看心爱的儿子──刚满两岁的小嚎。他们的家在丽江古城中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里，丽江特有的纳西木刻门窗更增添这座温馨院落的精致，石子铺成的院子里放满了云南特有的植物，郁郁葱葱。家中的另外三名成员分别是三只可爱的狗狗，大的是狼狗小熊，小的是短毛狗小六子，还有赖赖的成天仰着肚皮晒太阳酷似暇布士狗的，叫香巴。
香巴是香巴拉、香格里拉的呢称，藏语中的意思为世外桃源。难以想象，如果当年没有遇到丽江，这一切仿佛都是童话般虚无和遥远。
声子一家的生活重心是旅游，做生意当然也很重要。在旅游的旺季，丽江游客大增，声子一家忙碌着店里的生意，等假期一过，淡季转来，或者有朋友来访，声子就会开着引以为傲的北京吉普“战骑”，威风凛凛地奔往周边的美好景色。
声子的旅游方式是比较野性的自驾车和徒步旅行，曾经有过自驾车西藏和新疆北部的传奇经历，徒步穿越更是非常专业，经常组织集结到丽江的“驴友”从滇西北徒步到周边地区。
他最传奇的经历是从中甸带领6人徒步走到四川省的稻城──也就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30天的路程只用了15天就完成。现在提起来，声子还对那次“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的经历记忆犹新。
他们不准备停下来
徒步旅行者乐此不疲的行走方式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放松身心，所谓的烦恼、压力在如此的大山大水面前微不足道，美妙的景色会补偿所有体力的付出。
所以，从前的旅行，总是声子所提倡的比较“苦”的玩法，就是说在能够步行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骑马或坐车，否则闻不到花香，听不见植物生长时发出的劈啪声，还有在诺大的、安静的森林或者小路上听得到自己的喘息声，心境平静得仿佛能和周围有灵性的花草交流。
再后来，随着杜平的加入，旅游的方式也向享乐型倾向。在他们走过的许多路线上，不再一味的苦玩乐；尽量回避女孩子比较难适应的方式，遇有藏民家和温泉，大家也去享受一下。
藏区的温泉非常出名，飘着雪的天在烫烫的温泉里泡得通体舒适，实在舒坦极了。从温泉出来，全身疲惫而乏力，到藏民家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酥油茶，旅行的疲倦一扫而光。
由于他们旅行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通常两、三天的旅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度过，女主人杜平便准备了许多磁带，从陈琳的全套专集到藏族音乐，配上窗外的美景，整车的人都会随着音乐放声歌唱，所谓的颠簸和疲惫都变得异常美妙。
由于声子经验丰富，杜平也从不费心去选择路线，春天他们去鲜花盛开的稻城、亚丁，满山遍野的小野花和星星点点的牦牛与远处的大雪山形成了如梦境般的美丽景色；夏天深入到月亮峡谷享受清凉；秋天去泸沽湖寻访老朋友；到了春节的前后可以从云南的腾冲、瑞丽穿越到越南和柬埔寨，看湄公河和吴哥窟……
旅行着的生活是穿插着甜蜜与艰苦的，仿佛一直在行走，一直在漂泊，但他们喜欢现在的生活，自由、随行、真实，所以他们不准备停，直到他们老得哪里都去不了了。
达雅 即使寂寞，也要独自走
留着非常个性的超短发，身上被充满异域风情的衣饰装点，脸上是从容、亲切笑容的达雅，以独行、背包方式走过许多地方，是一个以旅行为生活方式的“大仙”。特别是她蜜色的皮肤，据说是刚从中南半岛带回的“土特产”。
温柔、从容、淡定的达雅，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她独自旅行，不管是在中国的各路荒蛮、偏远、条件恶劣的地区还是国外局势动荡、语言不同、一切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她因为热爱旅行，放弃了自己曾经非常好的工作以及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
她一直行走，在这个现实社会中以一种看起来相当不现实的方式生存。
她几乎已是社会精英
“达雅，生于70年代，从少年时开始行走江湖至今。酷爱走路、旅行、读书、写作、宗教与思考。喜欢热闹与孤独，想象一切与自己有关与无关的事物。”这个精灵女子这样评价自己，很中性。
她没有说在多少治安混乱、危机四伏的地方如何安全脱身，也没说在旅行洒脱的背后曾有过的寂寞与无助，一切，归于她淡定的眼神和永恒的浅浅笑意，曾经惊心动魄、曾经痛彻心肺后的淡定。
达雅学过服装设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准社会精英。毕业后，她更是顺利地在广州一家杂志社任高层，甚至成为杂志社法人，那时她刚刚26岁。虽然她从十几岁就开始四处旅游，但那时的旅游和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回事。事业起步、一帆风顺的她没有把旅行当作人生目标，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达雅拥有同龄人不曾拥有的社会地位与事业成就感，甚至金钱。
在广州那个以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赚更多钱为成功标志的现实社会里，成为社会精英的达雅，却在心底里有小小失落。直到，那个杂志社因为种种原因而倒闭，她也有理由选择摆脱。
从土地上一寸寸走过来
达雅成功摆脱了现实纷扰，和即将到来的新机会，只身上路。本来她第一站计划去向往已久的尼泊尔，但由于当地局势动荡，未能成行。这次意外却促成了她来到美丽、安静却暗自妖娆的中南半岛……就这样，她再也没有停下来。
那次旅行经历非常恐怖：从北京西站出发，坐43个小时火车到昆明，再由昆明乘到景洪的长途汽车，行驶20个小时；由景洪搭车，经过7个小时的颠簸后到达勐腊，再坐3小时车才能过磨憨关口，进入老挝……
“殊不知从土地上一寸寸走过来才是真正的旅行啊！”她说。
她美丽文字铺满的书，让人看到了一颗善良、感恩的心，也让她成为对自己的眼球极度奢侈、对自己的身体极度苛刻的旅行者。湄公河美丽恬静的景色随时伴随着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治安问题，但在某地停留时，她都能用最美好的语言来描绘当地的万千风情，即使当地人耍耍小聪明折磨一下他们这些外国背包客，她也仅是报以无奈的微笑。而到了即将上路的时刻，她又像是战斗即将开始一样严阵以待，公路的糟糕情况和误点情况的发生几乎是家常便饭，到了更多时候还要在路边搭车……
她变得越来越“独”
难以想象她那时如此淡定，而她对此并没有什么特别感想，觉得出门的人见识多了，自然会应对这种问题。而且一连三个月艰苦的自助游下来，她尽要感激那些帮助过她的人、路上结识的好朋友，当然还有最牵挂的家人。
对于这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子来说，她可以潇洒地抛开已经取得的事业成果，到远方旅行，准确地说以某种苛刻的要求旅行，但她却无法面对家人的牵挂。在路上，每到一处她都尽力寻找可以发电子邮件的地方，为远在北京的妈妈报平安，这是她的头等大事。
这个桀骜又孝顺的女儿啊！
和妈妈通电话，妈妈担心地说：“你看这样生活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又没有保险什么的……”让母亲担心成为她最大的愧疚，所以，一旦结束旅行回到北京温馨的家中，达雅便不再轻易出门，以弥补自己浪迹天涯而对家庭的亏欠。
如今，达雅似乎找到了一种以旅行为生活目的的生活。在城市里她就写书，写游记，用美妙的文字和图片向更多无缘这种生活的人介绍各处的美景。但每年她也会空出一段时间到她热爱的中南半岛去放松心情，整理思绪。她无法忍受与人同行，即使是寂寞也不能改变她独立承担这一切困难与享受的习惯。
她说，她最近感觉自己变得越来越“独”了。旅行的路上、某个不知名的小镇子、或者空无一人的海边，是她整理消化旅游心得的最好方式。也许她的人生在某些方面绚烂得近乎让人眩目，去过那么多的地方，很多是其他人一生的梦想；但某方面她却空白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家庭、通常意义上的事业心，还有爱情……
但她感恩，可以走过那么多地方，随心所欲。
福汐 最真的心在最远的地方
去年秋天，福汐从西藏回到北京。
他刚刚参加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拍摄。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公众广播台（PBS）投资，知名独立制片人乔纳森·路易斯带队的摄制组，在过去七个月里，从冬天走到夏天，从山东走到西藏，从城市走到农村，拍摄了长达400个小时的素材，记录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
很难给福汐的职业下一个定义，他做了很多事，包括参与艾滋病工作、环境保护、作记者、写小说、拍纪录片……在这之前，他还做过船务、贸易、酒店、俱乐部、广告等行业。过去十几年，他的青春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一个个城市和乡村“流浪”，他跟随这个国家变化，自省，前进。
这是他生活的主题，他说他停不下来，停下来，好像一切都可能完了，于是他走遍了中国几乎所有地方。
一步步丈量这个国家
21岁那年，福汐赶上海南淘金热，第一次离开家乡福建，做了一个外乡人。那时，他本能地想要赚到更多钱。
“如果没去海南，也许我今天在厦门会有一间自己的贸易公司，过着安稳的生活。”那个热闹的海岛没有给他金钱，反而为他的人生埋下更多未知。他开始“居无定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寻找机会。也正因为变化，他可以有时间和机会看到更多人和事，一步步踏踏实实丈量这个国家。
后来，他做了记者，做NGO，造访一个又一个陌生而黑暗的地方。
2000年，福汐在一个正在死人的村庄给河南省上蔡县防疫站打电话，询问当地掌握的艾滋病情况。接电话的人厉声说：什么艾滋病？这里没有艾滋病，谁批准你来的？通过卫生部门了吗？
当时他处境非常危险，虽然上蔡等地农民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卖血致富”，并因此导致多人感染艾滋病，但当地官员很自然地想要“掩盖”这一切。在他到访的开封、商丘和驻马店一带的村庄，“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生活在一种无知无望而又无助的黑夜里”，病人没有钱看病也没有艾滋病的知识，而去村里送药送书的人一旦遇到当地官员，又往往被扣留。
在那里，福汐看到一个叫大官的男人，虚弱地靠在木门边，望着黄昏时渐渐暗下去的院子，身后的门框上是一幅残缺的对联，横批写着“美满幸福”。已经晚期的大官怯懦地问周兴平：跟孩子一桌吃饭会不会传染给他？
福汐给大官带去书和药，尽管他知道那对一个等待死亡的人毫无意义。他把所见所闻，写成报道，告诉全世界。
告别了城市的一切
第二年春节过后，大官孤独地死去。大官最后在电话里对福汐说：你看，我们都这样了，将来我们的孩子还能有出路吗？
人在上海的福汐，正和一帮朋友在一个派对歌舞升平。参加派对的人，都是上海滩潮头浪尖的风云人物，有时尚作家、艺术家、模特、新派商人、记者、画家、高级经理人。他们无一例外拥有大把钞票和大堆无聊时间，但他们都很痛苦，他们害怕夜幕降临，酒精、烟草甚至大麻收留着他们貌似安详的灵魂。
那一刻，福汐被上蔡县和上海城相互纠缠，无法逃脱。
一边是被贫穷纠缠着的村民，一边是被物质洗刷得毫无乐趣的青年，而他们都在一个国家，他们似乎永远都不会重合彼此的生活轨迹，但他们又是同根生，他们应该血脉相连，他们应该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这让福汐感到窒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更好地活”。
文学、音乐、爱情、生活……一切都变得功利。在花花绿绿的城市，在没有爱的日子里，他无助、失落，他觉得一切都完了。他的心孤独，无处停留。
很突然地，过完2002年，福汐告别了城市的一切，再次远行。
善良的人都住在那里
那些年，福汐去了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藏区，成为那里唯一的常驻访客。他看到人们的幸福和快乐，不是因为财富；他疯狂写作，写那些失去信仰的城市的痛和残忍；他寻找那些远去的追求和梦想，寻找自己。
在最遥远的地方，生命力更加顽强。
在那里，有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名寺拉卜楞寺，每一天每一年，寺庙里都是虔诚的朝圣者，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去转那1700个转经筒。在那里，人会习惯仰望，因为那满目的蓝天和金灿灿的大经筒下，是每个人的孤独，唯一的陪伴只有那些同样风尘仆仆的身影和转经筒转动的嘎吱声。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发源，一路浩浩荡荡东下，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突然形成了一个433公里的九曲黄河第一弯，所有这些都在第一弯的怀抱。善良的人都住在那里。
在那里，福汐找回了自己，他不再给生活下一个定义和标准，他说会继续走，不停地走，不管多远，不管在何方。
那些不会回来的人和回不去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中，都有过对于流浪肆无忌惮的憧憬。每当我们坐在城市拥挤的地铁呼啸着到达某地，就总是会回忆起儿时那些梦过无数次的情节：开着过山车，独自去流浪，过山车从不转弯，从不呼啸，也从不会停下来……
这是每个人最初的流浪情节，总是有些忧伤。
如果不是想忘记，他们一定不会那么决绝地走。他们走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不要过去，不要回忆，不要曾经的定式和忍耐，一个人，两个人，或几个人，孤独地活。他们一路看着风景，一路看着自己，最终，他们不再害怕什么，不再恐惧什么，不再躲藏什么。因为在那些地方，只有他们。
他们走后，很多人仍然记得他们，可他们却忘记了很多人。
一万公里的路和不归的魂
一部叫《摩托日记》的电影，让切·格瓦拉重新成为BLOG、MSN、WIKI上的流行词汇，即使他已经死去近40年。
1952年1月，年轻的格瓦拉和朋友艾伯特从阿根廷开始了漫游拉丁美洲的旅程。当时，格瓦拉23岁，一个主攻麻风学的医学院学生；同伴艾伯特29岁，是一个生物化学家。他们开始旅行，只是因为某位坐在餐厅一角的肥胖臃肿的中年男人——谁也不想青春平庸地消耗之后变成那副欲死不能的模样。
他们骑上装满了行囊、哮喘药以及一条叫come back的小狗的“大力士”，驶出喧闹而古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街道。到后来，他们身无分文，靠着沿途乞讨和治病救人的善心，终于走完了八个月的行程。他说：“这次旅途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
在经过达梅达偌斯周边的沙地上时，他们六次发现自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最惨痛的一次车祸，还让格瓦拉的脚被发动机的汽缸留下了一块永远的伤疤。但与15年后的那道伤疤相比，这实在算不得什么。
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突击队”杀害，39岁，他实现了自己在《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写下的话——“不会在任何地方扎下根来”。
撒哈拉的风中有没有她的发丝
风尘滚滚的撒哈拉沙漠，流走着无数关于的飘泊故事，当然也包括三毛前世的乡愁。
在那里，三毛放下了十年的笔，重又拿了起来，直到死去。那片沙漠曾经因为她片刻神秘，甚至有了生命的气息，却又突然，回复孤寂，留下一世哀愁和一段飘荡的爱情。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她，那个被上天宠爱甚至嫉妒的女子。
三毛曾说：我先生的死亡给我很深刻的教育。有的人走得早一点，有的人走得晚一点，于是我问我自己说，我也是要走的，既然我的另一半在那个世界，如果我大胆点，做一些有一点点挑战性的工作，或者旅行，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也等于是回家吧。因为我先生在那边为我布置一个家，在等我呢。所以这样一来，人生反而过得很好……
她果真这样去做了，只留下撒哈拉，让她的人生充满更多的谜，无人知晓。
美得让人眩目的撒哈拉，风刀为大漠勾勒的自然曲线，像被吹绉的金色丝绸，像一弧月牙，也像背脊。深夜，以沙当床，在苍穹下迟迟不舍入睡，流浪的人在那里守候飞渡的流星。于是有人说：“最美的风景，总是要穿过最险恶的脊地才有缘目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透露，通往秘密基地的小径和那一夜的奇遇。”
在星空下的撒哈拉，你会看到最浪漫的风景，那一定是三毛和荷西留恋的风景。沙漠中的旅人，即使没有粮食和水，也懂得在星辰下的风中轻轻吟唱。
激流岛盛开了夏天最后的花
“走过的人说树低了，走过的人说树在长”，在所谓的生与死、现在或过去之间，诗人只是稍作停留。如同惊世骇俗的行为和激流岛的传说一样，顾城大概已说完了在这世界里可说的一切。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花儿前进的地方，芳香前进了；语言停止的地方，诗歌前进了……
那个大眼睛的男孩，把一些记忆，留给了新西兰一个叫激流岛的地方。那个遥远的“激流岛”就是顾城的“北冰洋”。他愿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在“雪屋里／燃烧着一盏／鲸鱼灯”，“想人生”。
“激流岛”位于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北部。这里没有拥挤的交通，没有林立的高楼，没有大型的超级市场。当地人说，这里的生活状态就像60年代的奥克兰，岛上的工业与商业都不发达，整个岛上只有23家葡萄园。来此地的游客都会到园内品尝葡萄酒，因此葡萄园就成了“激流岛”上独特的风景。当然，也有一些人，纯粹是来这里看一个人。
这个小岛，关于一个中国诗人的气息已经越来越少，或许以后也没有人会说，我们最后的激流岛，盛开了夏天里最后的花。
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会在4月怀念
人们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曾经看到张国荣的背影。那个时候，距离他在香港跳楼已经一年。
谁都知道那是个美好假想，或者只是为了记得他曾经在那里。
记忆回到十年前，两个香港男子相约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游玩。他们从街头地摊上买到一盏旧台灯，灯罩上的瀑布令两人怦然心动，于是相约一起去寻找。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去了那里。在那里他有所领悟，想要开开心心地在外流浪，就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曲终人散后，凝结在摄氏零度下的记忆残骸，它曾真实地存在过，也将永远地冰封在阿根廷。没有人再说，“让我们从头开始”。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好空气”。16世纪前，这里居住着印第安部落。1536年1月，西班牙宫廷大臣佩德罗·德·门多萨率领1500人组成的探险队到达拉普拉塔汀入海口木在河西岸，在河西岸潘帕斯草原的一个高地上建立居民点，并以水手保护神“圣玛丽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名字命名。
两个男子要找的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边界上伊瓜苏河与巴拉那河汇合点上游23公里处，高82米，宽4千米，“伊瓜苏”在当地印第安人语言中是“大水”的意思，人们形容它“如海之直泻入深渊”，在数里外就可听到其如雷的奔腾咆哮声。
其实，张国荣在阿根廷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阿米巴病毒将他的健康摧残得差不多了，王家卫拍戏也拍到了让人几乎忍无可忍的地步。不过那首“Cucurrucucu Paloma”响起，迷醉有一次弥漫在这个被时光抛弃的城市，暧昧的空气，让人欲罢不能。
“他们说整个夜晚，他都在哭着飞过他们。他们说他没有入睡，他醉着飞过他们。他们发誓说，当听见他的恸哭，天空开始剧烈地撼动。他到底承受了多少伤痛？直到死都在为她哭泣。哎哎哎哎哎，他唱着；哎哎哎哎哎，他笑着；哎哎哎哎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