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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如何为达到就业年龄的年轻人和国有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一直是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过，中国已经迈步走人了一个新阶段。新一轮就业人口增长的高峰正在过去，而中国社会已开始迅速老龄化。这虽然会带来新的挑战，但也意味着一些被中国观察人士视为洪水猛兽的问题将开始得到缓解。
中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9年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将这一做法推向了顶峰。在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只是由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大幅提高，中国人口才得以继续增长到现在。
2005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显不，15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主要部分。因此，中国目前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的，而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造成就业紧张的一个原因。新增就业人口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不仅压低了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影响也波及到了世界市场。
不过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也已开始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在经济蓬勃发展、农产品价格不断回升以及国家降低农业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民工的供应状况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紧缺的程度。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因此这里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据广东省政府估计，该省外来就业人员的数量2004年2月时已达2130万。也就是说广东每三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为“户籍”不在广东的人所占有，这些人多数是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农民工。然而也是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特别是那些需要工人长时间劳动而工资水平又最低的装配厂，在招募农民工方面却遇到了困难。
这令许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察人士颇感意外，因为中国的劳动和就业保障部目前仍在发布报告说，中国存在全国性的劳动力供应过剩问题。然而，假定中国经济今后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那么从目前的人口趋势看，中国低技能初级产业工人的供应量从现在起将开始减少。未来15年中每年因满15岁而成为就业人口一员的人数会稳定减少，因此今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有更多提高工资的机会。而对那些失业的中年以上人员而言，他们重新就业的机会也将加大。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也恰巧开始加入就业大军。在“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饥荒结束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度快速增长，而这一代人开始生儿育女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又出现了一次增长高峰期。当这两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加入就业大军以后，即使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就从业人员个人而言，他们在工资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却被降低下。
这对那些在21世纪初加入就业大军的15—19岁年龄段的人尤为不利。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再加上政府的默许，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就在来自内地的农民工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中国的不平等指数却还在继续上扬。
此外，陈佩华(Anita Chan)和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等学者以及人权组织进行的许多研究也表明，中国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件大量发生，农民工权利受到的侵害尤为严重。这些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就业地区并未获得与当地居民一致的待遇，这也被中国的有关报告所证实。他们常常不能及时得到工资，多数都无法享受养老和医疗福利，他们的孩子在获得公共教育方面也存在困难。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在完善工作条件的监管法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系列对农村地区有利的政策陆续推出，包括逐步取消农业税，投入大量资金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电价，以及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等，以及有可能向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居民提供福利保障的一项大规模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尤其是帮助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可能已打消了部分潜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念头。而这可能又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供需失衡。2004年上半年，在粮价上涨和农业税下调的双重作用下，农民个人收入实现了199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在这种情况下，珠江三角洲的部分雇主已经开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福利，其中包括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以留住和吸引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停滞多年后又开始增长。更有趣的是，上海和天津等城市不但提供了较好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而且还采取措施改善民工子女的入学条件，因而，这些城市并未受到民工短缺的困扰。广东省的部分大雇主除了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外，还向员工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
今后，城市和工厂间对不断减少的年轻民工的竞争有可能会改善对民工权利的保护。事实上，广东省的劳动部门从去年开始已更为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民工的权利。估计广东占了2003年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40％以上。政府考虑采取的新举措包括：取消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在广东居住5年以上、从事合法职业的民工可获得当地户口、对建筑工人设立特别账产，以使其免受不良雇主的盘剥。与此同时，部分公司开始进入湖南、江西等内地省份寻找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尽管这种现象还不非常普遍，但这会有助于缩小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
(节选自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责编：潘天翠
中国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9年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将这一做法推向了顶峰。在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只是由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大幅提高，中国人口才得以继续增长到现在。
2005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显不，15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主要部分。因此，中国目前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的，而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造成就业紧张的一个原因。新增就业人口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不仅压低了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影响也波及到了世界市场。
不过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也已开始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在经济蓬勃发展、农产品价格不断回升以及国家降低农业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民工的供应状况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紧缺的程度。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因此这里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据广东省政府估计，该省外来就业人员的数量2004年2月时已达2130万。也就是说广东每三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为“户籍”不在广东的人所占有，这些人多数是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农民工。然而也是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特别是那些需要工人长时间劳动而工资水平又最低的装配厂，在招募农民工方面却遇到了困难。
这令许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察人士颇感意外，因为中国的劳动和就业保障部目前仍在发布报告说，中国存在全国性的劳动力供应过剩问题。然而，假定中国经济今后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那么从目前的人口趋势看，中国低技能初级产业工人的供应量从现在起将开始减少。未来15年中每年因满15岁而成为就业人口一员的人数会稳定减少，因此今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有更多提高工资的机会。而对那些失业的中年以上人员而言，他们重新就业的机会也将加大。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也恰巧开始加入就业大军。在“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饥荒结束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度快速增长，而这一代人开始生儿育女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又出现了一次增长高峰期。当这两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加入就业大军以后，即使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就从业人员个人而言，他们在工资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却被降低下。
这对那些在21世纪初加入就业大军的15—19岁年龄段的人尤为不利。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再加上政府的默许，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就在来自内地的农民工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中国的不平等指数却还在继续上扬。
此外，陈佩华(Anita Chan)和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等学者以及人权组织进行的许多研究也表明，中国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件大量发生，农民工权利受到的侵害尤为严重。这些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就业地区并未获得与当地居民一致的待遇，这也被中国的有关报告所证实。他们常常不能及时得到工资，多数都无法享受养老和医疗福利，他们的孩子在获得公共教育方面也存在困难。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在完善工作条件的监管法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系列对农村地区有利的政策陆续推出，包括逐步取消农业税，投入大量资金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电价，以及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等，以及有可能向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居民提供福利保障的一项大规模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尤其是帮助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可能已打消了部分潜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念头。而这可能又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供需失衡。2004年上半年，在粮价上涨和农业税下调的双重作用下，农民个人收入实现了199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在这种情况下，珠江三角洲的部分雇主已经开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福利，其中包括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以留住和吸引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停滞多年后又开始增长。更有趣的是，上海和天津等城市不但提供了较好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而且还采取措施改善民工子女的入学条件，因而，这些城市并未受到民工短缺的困扰。广东省的部分大雇主除了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外，还向员工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
今后，城市和工厂间对不断减少的年轻民工的竞争有可能会改善对民工权利的保护。事实上，广东省的劳动部门从去年开始已更为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民工的权利。估计广东占了2003年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40％以上。政府考虑采取的新举措包括：取消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在广东居住5年以上、从事合法职业的民工可获得当地户口、对建筑工人设立特别账产，以使其免受不良雇主的盘剥。与此同时，部分公司开始进入湖南、江西等内地省份寻找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尽管这种现象还不非常普遍，但这会有助于缩小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
(节选自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责编：潘天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