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群……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战争。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纷纷通过手中的笔来描绘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对彰显新时代的人性，实现艺术的功能，传递社会正能量，完成重大“主题性”艺术创作的目标，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艺术家在“疫情”下的艺术创作观念进行分析，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关键词：疫情 艺术的功能 中西方 创作态度
　　一
　　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关于文艺功用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没有哪个民族对待这个问题如此热衷，甚至把其当作一门学问进行系统地阐述。比如，魏文帝曹丕是历代文人中把文艺的功用抬得最高的人，他在《典论·论文》中曾把“文章”抬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而唐人张爱宾亦认为图画具有“美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1]的功用。像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并不鲜见——大至经世济国、教化民族，小至认识事物、塑造人性，文艺之功用不可谓不重要。如果说这些文艺观有着较为浓郁的封建色彩，那么，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提出的观点“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本质上还是在阐述文艺的功用问题，只是时代不同，文艺所表现的内容与服务对象亦有所不同罢了。
　　从表面看来，艺术创作似乎是“个人化”的行为，但其实却潜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精神，从大的方面讲就是有一种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精神（意志）在引导着我们创作的方向。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很多知识分子具有浓郁的家国情怀与悲剧意识，即民族感优先原则。不管是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文艺观，还是鲁迅“救国救民”的革命民主主义文艺观，皆潜藏着复杂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
　　一般来说，艺术创作是人之心声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类精神活动最直接最有效的表现。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提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国长期以来强调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然而当代艺术的实践，却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过度强调艺术创作的主观性。其实，我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不等于说艺术要“自然主义”地再现生活，而是要运用辩证的历史的观点，不断深化对于生活的认识，同时又能够以艺术的手法对之进行表现，而这种表现又能反过来影响生活和人们的认识。
　　二
　　从2020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是世界范围内重大的卫生事件，其波及范围之广、殃及人口之多绝对是空前的。面對突如其来的疫情，尚且不说国家层面上的“抗疫”举措，即便是普通百姓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抗疫面前人人有责”的观念。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为“抗疫”作出了各自的努力；而艺术工作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更需要通过“发声”来表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艺术作为关乎“人”的精神活动，对于滋养人性和健全人格具有不可替代之作用，我们永远都“不应忽视在如今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文学及其他艺术所具有的巨大的助人康复的力量”[2]。因此，一年多来持续不断的以“抗疫”为主题的创作现象，是现实生活对艺术的召唤，同时也是艺术家的历史使命感使然，体现了艺术的价值（功能）。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上到国家级的艺术团体，下到市县乃至最基层的艺术团体以及各民间艺术团体，还有高等艺术院校、各类媒体等，纷纷围绕“抗疫”这个重大主题，以各种形式倡导或组织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以“抗疫”为主题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是当前艺术创作的主旋律，很多人都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抗疫”这一重大的时代命题。尽管重大“主题性”艺术创作旨在叙事、再现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疑带有政治的、历史的、文献的等诸多现实因素，但并不代表这类艺术作品就缺少艺术性。所以，决定“主题性”创作的艺术水准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艺术家本人对“主题性”艺术创作的看法和理解，尤其是艺术家的文化素养及其在艺术创作中的创造力和表现力。所以，我们还需辩证地看待以“抗疫”为主题的艺术创作。
　　艺术最早无疑是叙事的、再现的，在保持艺术性的前提下，艺术创作的叙事和再现作用其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重大的“主题性”艺术创作，更能彰显艺术的认识、教育、审美及其疗愈的功能——即艺术创作的时代性问题、艺术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我认为，像“抗疫”这样的重大“主题性”艺术创作，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更体现一种集体精神，甚至是一种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古人云“文以载道”，我认为这个“道”不仅仅是指思想，或某种形而上的存在，还应该有随时代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某种集体精神或集体意志。中国文化一向都注重对传统的传承，传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故不管这个国家和民族发生何等大事，都能在文艺作品中有所反映，且后人能从中读出作者深沉的爱国情感。
　　思想决定认识，认识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动。在疫情面前，主题性艺术创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艺术工作者在面对灾难时的一种认识与态度，更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通过主题性创作，人们可以窥见一个国家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反应与作为。当前，整个艺术界都在行动，并用各自的方式参与到“抗疫”的队伍中去，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体现了艺术的诸多功能。
　　三
　　我们再转过头来看看疫情下的西方艺术界。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西方艺术的传统，这样有利于理解今天西方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及其依据。可以说，自古希腊以降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艺术创作始终遵循着理性主义的传统，普遍、本质、共性，是艺术创作的主导方向。但是，随着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理性主义传统开始受到挑战，诸如尼采所谓“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本质上就是对理性主义的否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把潜藏于人之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解放出来，这说到底就是非理性对理性的反叛。 　　进入20世纪，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各种文艺流派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可谓五彩斑斓，传统的根基被彻底动摇了。自由化、个人化、欲望化、情绪化成为艺术创作的基调。在新秩序还没来得及建立，旧秩序已经轰然坍塌的情况下，尽管艺术创作仍呈现其多彩的面貌，但这些流派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转瞬即逝。同时，在西方思想界，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后果是：怀疑一切。今天，西方藝术创作所遵循的传统不是20世纪以前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是把20世纪以来的非理性主义当作“传统”加以继承，即遵循自由主义的创作观，而自由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指的是个人主义、散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当整个社会环境都充斥着所谓的自由（散漫）主义思想，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或许我们看不出它存在的问题，甚至可能被表面的和谐所迷惑，但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比如这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则它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这也是面对新冠疫情，西方各国——包括那些所谓的发达的、文明的国家——不能做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因为人人都认为政府的抗疫措施及要求束缚了他们的自由，践踏了他们的尊严，是对他们作为“人”的存在感的无视，从而对政府的“要求”产生了抵触心理，甚至把这种抵触情绪转化为破坏的行为。虽然个别有良知的艺术家仍坚持有效地向社会传递积极的、正能量的价值观，但艺术创作在“自由（散漫）主义”观念的主导下，艺术又如何能体现出它应有的功能呢？说到底，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的功能是否能够得到正确地体现。如果艺术创作不把认识、教化、审美、疗愈等诸功能——说到底就是真、善、美的功能——表现出来，并作为信息传递给读者，进而向社会传播正能量的话，那么艺术除了技术，还剩下什么值得人们推崇的东西呢？
　　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艺术不仅仅是画，更是诗。苏轼在《题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这样说过：“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德者，如好其画者乎？悲夫！” 苏轼称赞文与可的诗书画与他的品德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观为他的文人画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苏轼把品德放在“道德—诗—书—画”这条艺术链条上的顶端，首先是品德，其次是诗，再次是书，最后才是画。所以，徐复观先生认为：“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3]这指出了画家创作是需要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的，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盲目地批判、否定，最后一个人“爽”了完事。这与西方艺术侧重于个人化、“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尼采说：“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4]不惟尼采，叔本华、黑格尔等都有这样的认识：艺术是拯救人生的重要手段。这个拯救指向的，无疑在于唤醒世人匆忙、冷漠的灵魂。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和审美经验，艺术才能为人生和世界提供更多的意义。所以说，艺术创作不是毫无边界的为所欲为，艺术的能指固然重要，所指尤其值得强调。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开篇就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对人性与法律及道德之间的关系做了概括性论断，指出了“自由”是有限度的。为什么“自由”要用“枷锁”来约束？因为自由不是无所顾忌，更不是为所欲为，没有约束的自由最终将会导致散漫、放纵、混乱，当前美国社会的状况就能真实地诠释这一观点。
　　四
　　颇值一提的是，艺术反映现实绝不仅仅是为了抒情，同时也是为了叙事与批评。南朝梁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的观点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宣言，指出了文学的变化发展与社会、时代的风气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文艺的演变关联着社会环境，文艺的兴衰关联着时代秩序。这一理论为当前我国以“抗疫”为主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艺术创作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根据，同时也为艺术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疫情还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和发展，也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着。我国虽然在“抗疫”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但并不代表疫情已经离我们远去，偶尔新增的本地病例和很难清“0”的境外输入病例，时刻都在提醒每一个人，疫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大家还需提高警惕，甚至要做好长期“抗疫”的心理准备。为此，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家，尤其需要有责任和担当，充分利用手中之笔，描绘出大写的人性，为“抗疫”尽一份责任，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
　　[2][加]弗莱.文学的疗效[J].王静安，译.通俗文学批评，1998（02）.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
　　[4][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