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即将开展“按袋计量”与“按袋征收”垃圾收费的试点工作。力推垃圾分类的市长强调，垃圾分类已经初战告捷，要给自己鼓励和掌声。他的所谓初战告捷是指，垃圾总量降低3.09%，还有98%的市民知晓率，30%的垃圾准确投放率，等等。
　　我支持推行垃圾分类，但对整体情况没有这么乐观。主要是因为，搞好城市的垃圾管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以前政府搞经济开发，看似很难，其实也简单。无非把各路老总找来，加上银行经理、技术专家一干人等，开个闭门会议。敲定方案后，派人“跑部前进”，拿下上级。接下来，对外宣称这是公共利益，然后放手干就是了。然后呢，一般也不会再有什么然后。
　　但是垃圾分类不同，它需要千千万万市民的配合。按照印度学者查特杰的说法，当政府需要管理调节大众行为的时候，大众就会跟政府玩游戏，这叫做“被治理者的政治”。换句话说，类似垃圾分类这种事情，天然会给老百姓带来“赋权”效应：你想我配合，我就自动获得了谈判筹码。我不配合，你会有麻烦。
　　这时候，政府需要有公众动员能力。这跟“跑部前进”的方向相反，性质不同。“跑部前进”需要理解领导意图，动用众所周知的各种手段。而公众动员能力则是另外一套政策工具和治理技巧，大致分为四种。理论上说，它们应该都在政府的政策工具箱里；问题在于，实际上却没有。原因可能是丢失、锈蚀、损坏、老旧不合用等等。让我们先逐一梳理一下。
　　第一种工具是传统文化养成。年纪较大的人应该记得，以前家里的煤灰和一般生活垃圾是分开清倒的。换言之，垃圾分类是本来已经有的行为规则。更往前一点说，物尽其用、敬惜字纸等等，也是传统，更不必说“天人合一”之类的祖传理念。一个社会有传统，人们的行为就会比较规范。但是，由于政府发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在前，又推动急剧城市化在后，传统被完全摧毁了。
　　第二种是生活时尚引领。在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这是调整大众行为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一个环节，叫做“明星示范”。绿色概念和环境运动是最好的例子。时装界、设计师、歌星影星舞星乃至脱星、IT技术领袖、政界新锐等等，会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展示一种低碳生活的创意，可以转化为亿万粉丝的行为模仿与时尚追逐。但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方式缺乏认识，非常隔膜，与本身的Style不相容。而在大众心理层面，这种方式也有点水土不服。
　　第三种是经济利益激励。说起来，按袋征收，多扔垃圾多交费，这种方案的设计原理是通过价格杠杆，将节约与环保行为变成个人偏好与理性计算。悲催在于，许多公众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又要对我们乱收费。言下之意是我要逃避，方便的时候还要给你添点乱。由此来看，公众的心理和行为，并不会自动符合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的逻辑路径。但是往深一层说，人总是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人们在功利计算上表现出来的偏差，反映的是他所感受到的约束条件，因而最终反映出一种结构性的扭曲。我们只能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结构长期扭曲，使人们并不觉得，少扔垃圾少交费是一项个人福利与社会公平。
　　最后一种政策工具就是公共权力管制，也就是以法规和行政力量，对某项行为例如垃圾分类，实施规训与惩罚。政府是拥有这个工具的，主要问题在于使用起来成本高昂。日常性的频繁使用，差错率会很高，而且有严重副作用。
　　总结来说，文化、时尚、利益、管制是四种基本的工具。它们各有长短，排名不分先后，配套使用，效果最佳。然而，我们好像都缺，这就是不敢乐观的原因。
　　但我坚决反对消极，而主张做积极行动者。推行垃圾分类，要从我们每个人自己做起。这是因为，雾霾、死猪、禽流感等等，表明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近在眼前。假如我们仍然不肯行动，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垃圾成堆，污染环境，最终害死自己。这也意味着，环境与健康评价的主导权转移到了公众一边。运用这个主导权，以我们改善环境的决心和自我努力，形成倒逼政府的力量，应该是唯一的救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