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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岁那年，克莱夫·巴达（Clive Barda）收到了母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台双镜头反射式相机。“在那一刻，我感到有什么抓住了我。”他告诉记者。几十年后，克莱夫·巴达成为了英国最著名的舞台艺术摄影大师之一，古典音乐界的许多影像名作都出自他手。很多大师已经离世，惟留下唱片以及定格在唱片封面的照片供世人重温。在过去40年的职业生涯中，克莱夫·巴达的镜头记录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舞蹈家以及表演艺术家的身影。
今年，克莱夫·巴达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他为自己的巡展精心挑选了包括从1968年至2011年间的102幅代表作品，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包括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肖像、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Lord Yehudi Menuhin）肖像、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Riccardo Mut）的舞台照，以及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乐剧《剧院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的首演剧照等。
11月2日，“EXPOSURE！克莱夫·巴达摄影回顾展” 作为“艺述英国——英国艺术及创意产业节”的重磅展览，在澳门塔石艺文馆揭幕。这是展览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经过半年巡展后，所抵达的中国最后一站。展出将延续到今年12月中旬。
“看得见的音乐”
克莱夫·巴达早年在伦敦大学修读现代语言学时，就对音乐和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4年，一次偶然机缘，他开始为英国皇家歌剧院《波西米亚人》歌剧的复排进行拍摄，自此开始了与英国及欧洲的主流交响乐团、歌剧院的合作。
他的摄影作品被人们喻为“看得见的音乐”：从他静止的作品中能看到流淌的古典音乐，跃动的舞台表演以及艺术家们流露出的抑制不住的情感。这既缘于他对音乐深厚的理解和热爱，也缘于他对表演者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他常常与艺术家们朝夕相处，几乎成为表演团队的一员。
“光黑白负片就有16000张，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拍摄了这么多。”克莱夫·巴达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我的职业生涯最早期，有一次的任务是为EMI（百代唱片公司）给耶胡迪·梅纽因拍照。当时，在钢琴家路易斯·肯特纳（Louis Kentner）的家中，路易斯和梅纽因开始演奏《春天奏鸣曲》，并完全沉浸在音乐里。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满脸都是对偶像的崇拜、憧憬，心潮澎湃，意气风发。当这两位神一样的人物在我一个人面前演奏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总是轻手轻脚、不断移位，等待“决定性瞬间”的出现。“大部分时候，我需要举起相机、放下，等一会儿，再举起，又放下……”巴达谈到，“我需要捕捉到艺术家眼神发光的那一刻，那是一个有真正的灵魂接触的时刻。我有那种捕捉到辉煌瞬间的冲动，因为你确定，这个瞬间会非常强烈地刺激看照片的人的感官。”
“这么多年的摄影经验，我几乎成了一个古典音乐的内行人。经验化成直觉，在什么时候按下快门，有时靠的就是一种预感。” 这或许就是中国成语“耳濡目染”的境界了。
平等的合作者
克莱夫·巴达在舞台摄影方面的技巧与知识非常丰富。他熟悉每一部作品，可以预料并捕捉到舞台上最关键的、最具有戏剧性的瞬间，并且巧妙地应对灯光、阴影等带来的挑战。
在一次拍摄歌剧《玫瑰骑士》的工作中，灯光暗下来，排练开始，克莱夫·巴达刚举起相机，指挥乔治·索尔蒂（Georg Solti）便大声喊了一句，“不许拍照！”
“我当时用的是哈苏相机，快门声音很大，索尔蒂显然无法忍受，”巴达只好换成了徕卡相机，结果又再次被索尔蒂呵斥，“公关却在一旁催我：‘快点，全世界都在等这些照片！’我急得要命，汗如雨下。这时，索尔蒂的夫人走过来悄声说，索尔蒂的脖子不灵活，一般不会往右边看。于是我悄悄地跑到舞台右侧，终于拍到了照片。”
不过，BBC的知名制作人格莱姆·凯（Greame Kay）对克莱夫·巴达的评价是：“他热爱音乐，艺术家们也很快了解到他也是一个艺术家，从而使合作有了一个平等的感觉。”
有一年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来伦敦演出，一家杂志请克莱夫·巴达到他所在的萨沃伊酒店套房拍照。“鲁宾斯坦打开房门，他说‘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特意花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头发，涂了很多发胶，’”克莱夫·巴达回忆道，“而我却很鲁莽地回答，‘我可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我只看到他一头白发。”
几天后，巴达开始为鲁宾斯坦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录制协奏曲的现场拍照。突然，鲁宾斯坦伸手拿出一罐发胶开始喷钢琴琴键，巴达被这情景吓了一跳。鲁宾斯坦解释说，“我都92岁了，手干得就像纸一样。发胶是粘的，这样我就能够更好地控制琴键了。”
音乐大师们的密友
在音乐家中间，克莱夫·巴达也是一个明星。经过多年的舞台浸淫，他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古典音乐鉴赏家，许多古典音乐大师都愿意聆听他的意见。今年四月，这个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的老头，身着规矩体面的燕尾服，带着时下最流行的圆框眼睛，笑容和蔼地出现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大师课现场，讲述他对古典音乐的体会。
克莱夫·巴达与诸多艺术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导演菲利普·莫内（Philippe Monnet）拍摄了有关巴达的纪录片，70分钟的影片中，数十位音乐界闪耀的明星接受了摄制组的深度访谈。而克莱夫·巴达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恐怕要属巴伦博伊姆和其已故妻子、大提琴家杜普蕾。
“我喜欢杜普蕾早年的那些照片，那些画面代表了当年那个音乐生活非常绚烂的伦敦。”巴达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杜普蕾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大提琴家之一，她的演奏生涯仅仅有短短的十年，之后便被多发性硬化症困扰。然而即使是在她已经过世近20年后的今天，她的唱片依然是古典界最畅销的唱片之一。
但是对于杜普蕾的私人生活，克莱夫·巴达并不赞同《她比烟花寂寞》这类商业电影的描绘。在杜普蕾病重期间，巴达与妻子经常去看望她，有时会共进晚餐，每当告别时，杜普蕾总会问他：“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她非常害怕孤独，”克莱夫·巴达回忆说。
那张知名的照片拍摄于1976年夏天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巴伦博伊姆结束演出后走下舞台，径直走向人群中坐在轮椅上的杜普蕾，深情地捧起她的面颊，两个人的眼睛交汇，杜普蕾脸上的欣慰、激动与灿烂凝固在克莱夫·巴达的相机里，这张底片被巴达视为一生的珍藏。
“对我个人而言，摄影最美好的部分，就是能够将现实中的一个个瞬间凝固，留给子孙后人。”克莱夫·巴达说，“排除一切干扰拍摄音乐家、演员或是歌剧演员，可以完全地体现我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体会，而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在那个时刻内心的感觉。”
今年，克莱夫·巴达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他为自己的巡展精心挑选了包括从1968年至2011年间的102幅代表作品，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包括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肖像、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Lord Yehudi Menuhin）肖像、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Riccardo Mut）的舞台照，以及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乐剧《剧院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的首演剧照等。
11月2日，“EXPOSURE！克莱夫·巴达摄影回顾展” 作为“艺述英国——英国艺术及创意产业节”的重磅展览，在澳门塔石艺文馆揭幕。这是展览在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经过半年巡展后，所抵达的中国最后一站。展出将延续到今年12月中旬。
“看得见的音乐”
克莱夫·巴达早年在伦敦大学修读现代语言学时，就对音乐和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4年，一次偶然机缘，他开始为英国皇家歌剧院《波西米亚人》歌剧的复排进行拍摄，自此开始了与英国及欧洲的主流交响乐团、歌剧院的合作。
他的摄影作品被人们喻为“看得见的音乐”：从他静止的作品中能看到流淌的古典音乐，跃动的舞台表演以及艺术家们流露出的抑制不住的情感。这既缘于他对音乐深厚的理解和热爱，也缘于他对表演者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他常常与艺术家们朝夕相处，几乎成为表演团队的一员。
“光黑白负片就有16000张，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拍摄了这么多。”克莱夫·巴达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我的职业生涯最早期，有一次的任务是为EMI（百代唱片公司）给耶胡迪·梅纽因拍照。当时，在钢琴家路易斯·肯特纳（Louis Kentner）的家中，路易斯和梅纽因开始演奏《春天奏鸣曲》，并完全沉浸在音乐里。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满脸都是对偶像的崇拜、憧憬，心潮澎湃，意气风发。当这两位神一样的人物在我一个人面前演奏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总是轻手轻脚、不断移位，等待“决定性瞬间”的出现。“大部分时候，我需要举起相机、放下，等一会儿，再举起，又放下……”巴达谈到，“我需要捕捉到艺术家眼神发光的那一刻，那是一个有真正的灵魂接触的时刻。我有那种捕捉到辉煌瞬间的冲动，因为你确定，这个瞬间会非常强烈地刺激看照片的人的感官。”
“这么多年的摄影经验，我几乎成了一个古典音乐的内行人。经验化成直觉，在什么时候按下快门，有时靠的就是一种预感。” 这或许就是中国成语“耳濡目染”的境界了。
平等的合作者
克莱夫·巴达在舞台摄影方面的技巧与知识非常丰富。他熟悉每一部作品，可以预料并捕捉到舞台上最关键的、最具有戏剧性的瞬间，并且巧妙地应对灯光、阴影等带来的挑战。
在一次拍摄歌剧《玫瑰骑士》的工作中，灯光暗下来，排练开始，克莱夫·巴达刚举起相机，指挥乔治·索尔蒂（Georg Solti）便大声喊了一句，“不许拍照！”
“我当时用的是哈苏相机，快门声音很大，索尔蒂显然无法忍受，”巴达只好换成了徕卡相机，结果又再次被索尔蒂呵斥，“公关却在一旁催我：‘快点，全世界都在等这些照片！’我急得要命，汗如雨下。这时，索尔蒂的夫人走过来悄声说，索尔蒂的脖子不灵活，一般不会往右边看。于是我悄悄地跑到舞台右侧，终于拍到了照片。”
不过，BBC的知名制作人格莱姆·凯（Greame Kay）对克莱夫·巴达的评价是：“他热爱音乐，艺术家们也很快了解到他也是一个艺术家，从而使合作有了一个平等的感觉。”
有一年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来伦敦演出，一家杂志请克莱夫·巴达到他所在的萨沃伊酒店套房拍照。“鲁宾斯坦打开房门，他说‘你来了我真高兴，我特意花了很长时间做了一个头发，涂了很多发胶，’”克莱夫·巴达回忆道，“而我却很鲁莽地回答，‘我可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我只看到他一头白发。”
几天后，巴达开始为鲁宾斯坦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录制协奏曲的现场拍照。突然，鲁宾斯坦伸手拿出一罐发胶开始喷钢琴琴键，巴达被这情景吓了一跳。鲁宾斯坦解释说，“我都92岁了，手干得就像纸一样。发胶是粘的，这样我就能够更好地控制琴键了。”
音乐大师们的密友
在音乐家中间，克莱夫·巴达也是一个明星。经过多年的舞台浸淫，他已经成为一个专业的古典音乐鉴赏家，许多古典音乐大师都愿意聆听他的意见。今年四月，这个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的老头，身着规矩体面的燕尾服，带着时下最流行的圆框眼睛，笑容和蔼地出现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大师课现场，讲述他对古典音乐的体会。
克莱夫·巴达与诸多艺术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导演菲利普·莫内（Philippe Monnet）拍摄了有关巴达的纪录片，70分钟的影片中，数十位音乐界闪耀的明星接受了摄制组的深度访谈。而克莱夫·巴达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恐怕要属巴伦博伊姆和其已故妻子、大提琴家杜普蕾。
“我喜欢杜普蕾早年的那些照片，那些画面代表了当年那个音乐生活非常绚烂的伦敦。”巴达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杜普蕾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大提琴家之一，她的演奏生涯仅仅有短短的十年，之后便被多发性硬化症困扰。然而即使是在她已经过世近20年后的今天，她的唱片依然是古典界最畅销的唱片之一。
但是对于杜普蕾的私人生活，克莱夫·巴达并不赞同《她比烟花寂寞》这类商业电影的描绘。在杜普蕾病重期间，巴达与妻子经常去看望她，有时会共进晚餐，每当告别时，杜普蕾总会问他：“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她非常害怕孤独，”克莱夫·巴达回忆说。
那张知名的照片拍摄于1976年夏天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巴伦博伊姆结束演出后走下舞台，径直走向人群中坐在轮椅上的杜普蕾，深情地捧起她的面颊，两个人的眼睛交汇，杜普蕾脸上的欣慰、激动与灿烂凝固在克莱夫·巴达的相机里，这张底片被巴达视为一生的珍藏。
“对我个人而言，摄影最美好的部分，就是能够将现实中的一个个瞬间凝固，留给子孙后人。”克莱夫·巴达说，“排除一切干扰拍摄音乐家、演员或是歌剧演员，可以完全地体现我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体会，而我相信这也是他们在那个时刻内心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