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曹植笔下的女子既有美丽的外表，又有贤淑的品德，更兼具出众的才能，但是她们又是愁肠百结，知音难遇。这些文学形象，带有曹植个人经历的烙印，也有时代审美的投影，也是屈原以来“香草美人”文学主题的又一次重奏。
　　[关键字]曹植女性形象审美香草美人
　　Abstract: The woman penned by Cao Zhi not only has beautiful countenance, but also has virtuous moral character, not to say their distinctive talents. But continuous sadness and psychological gap between hope and unhappiness are all over their hearts. These literary images are manifestations of Cao Z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people’s contemporary aesthetic standard. And it is an ensemble of the fragrant flower beauty literary theme since Quyuan’s creative work.
　　Key word：Cao Zhi；female images；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flower beauty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文人笔下绰约多姿的女性形象，使得文学增添了别样的风姿。建安作家之翘楚曹植，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刻画了不少个性鲜明的女性，在他的创作中涉及女性题材的作品共有33篇，45位女性形象。纵观曹植笔下的女性，她们大体有以下特征：
　　1、美丽动人的外表
　　《洛神赋》中这样表现洛神之美：“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她有凝白的肌肤，修长的颈脖，高耸的云髻，秀丽的眉毛，形貌楚楚动人；《弃妇篇》中女子的美貌如“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彩有光荣”，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美女篇》中的女子，“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采桑女肤色白皙，动作雅闲，文章以金环、金爵钗、翠、琅玕、明珠、木难等名贵首饰装饰了该女子，突出了她的高贵漂亮。
　　2、德才兼备的内质
　　封建社会倡导妇女之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贞顺的品德经常是排在第一位的。如《种葛篇》中的女子与丈夫新婚时“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美满甜蜜，在丈夫心怀异心，终于将自己休弃之后，依然不露决绝之意。“美于色，厚于德”（《画赞序》）的明德马后和“有德有言”（《班婕妤赞》）的班婕妤也是德之典范。《卞太后诔》中则展现了卞太后母仪天下的姿态。《美女篇》中也描绘了“采桑岐路间”年轻妇女，辛苦劳作的生活画面在读者前面一一铺开。《杂诗•西北有织妇》则以细腻的笔墨刻画了一位擅长女红的织妇。
　　曹植笔下的女性还有着多才多艺的特点。这些秀外慧中的女子有的精通音律，有的工于翰墨，有的擅长女红。《闺情》其二中“娇姿艳丽，蓊若春华”的绝美女子精通音乐，能“弹琴抚节”；《仙人篇》中有擅长音乐“拊琴瑟”的湘女和“吹笙竽”的秦女，《弃妇诗》也提到一位“扶节弹鸣筝”的女子，她的琴声“要妙悲且清”，悲戚而悠远。
　　3、独怨不遇的遭际
　　曹植笔下的女性，形色各异，但往往带有有伤感愁苦的情调，或云“不遇”的身世。这样的感伤与“不遇”从内容上看大致有——盛年未嫁的不遇（如《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等），已嫁独守的不遇（如《七哀诗》《杂诗•西北有织妇》《闺情（其一）》等）和已嫁遭弃的不遇（如《弃妇篇》《出妇赋》《浮萍篇》等）。脱胎于《陌上桑》的《美女篇》，主人公虽有华容令颜，但是不遇良媒，风华正茂与困守深闺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种悲怨之美。又如《杂诗•南国有佳人》中那位“容华若桃李”的南国佳人，悲叹“时俗薄朱颜”，吐露了待字闺中，良媒难遇的苦闷。
　　曹植笔下的女子既有美丽的外表，又有贤淑的品德，更兼具出众的才能，但是她们又是愁肠百结，知音难遇。这种文学形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应当有深层的原因：
　　1、她们带有曹植个人经历的印记
　　个人经历必然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曾有论者指出，“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曹植生于乱世，与父亲征战四方，一直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自期。这样的志向与其创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追求，最终塑造出这些丰富的女性形象，她们本质上往往是作者婉曲表达心志的媒介。不论《美女篇》“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之独守高楼、盛年不得嫁的美女，或《种葛篇》“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之饱受休弃痛苦的妇人，都是曹植委婉的内心写照。
　　曹植的创作以公元220年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他生长在诗书富贵之家，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杰出的文学天赋，“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曹操几欲将其立为太子。此时的曹植，前途似乎一片光明。贵公子的生活加上太子之争，迫使曹植更多关注外部世界，在女性题材中同情弱者，所以前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原型，如刘勋之妻王宋，曹植的妹妹曹宪、曹节，班婕妤等；而且女性形象也比较单一，如《感婚赋》中的闺阁女子和《愍志赋》中新婚女子的形象，表现形式主要以赋和赞为主。
　　后期由于曹植失宠，加上建安二十二年后王粲、徐干、杨修等好友相继去世，而丁廙、丁仪被诛，曹植的境况急转直下，政治上如履薄冰，生活上日见蹙迫，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迫使他投入大量的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关注自身的悲苦，寻找人生的出路。他选择与自己命运相似的神女、思妇形象，以寄寓自身的理想与苦闷，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失意与愤懑。如《七哀》诗，描写弃妇哀怨，丈夫在外十年没有归家，女子清夜独居难眠，其中便寄托了曹植对曹丕的情感，刘履《选诗补注》卷二云：“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2]，“愿为西南风”之句即表达曹植心向魏都之意。
　　2、这些女性也有时代审美的投影
　　与汉代注重德行之美、人格之美的审美观念不同，魏晋时期对人的审美更为全面，较多的与人的个性风采相融合。由于脱离了儒家思想的限制，外表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审美符号。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人物传记中都有对人物外貌的重点刻画，貌美之人如何晏、潘岳、卫玠等人一时间成为时代的主角。《晋书•潘岳传》记载：“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而形貌丑陋的左思，情况却不那么尽如人意：“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翱，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可见时人对于外表美的欣赏已经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外表美有时甚至凌驾于才学之上。
　　对于美的追求，在魏晋可谓不分男女，请看荀粲的惊世之言——“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3]女性之“色”受到极大重视，曹植身处汉末魏初，笔下的女性形象兼具两汉魏晋时期的特点。这些女性形貌妍丽，德才兼备，《闺情•其二》中的绝美女子“娇姿艳丽，蓊若春华”，“弹琴抚节”；《美女篇》中的美丽女子“荣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采桑岐路间”，还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洛神赋》）的洛水之神，“容华若桃李”（《杂诗•南国有佳人》）的佳人和“朱颜发外形兰”（《妾薄命•其二》）的歌舞伎等等。
　　强调形貌的审美特征源于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曹丕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选拔主要依据当地豪门大族或者名士的品评，按照品德和才干分为几个等级向朝廷举荐，因而直接导致了“名”与“实”的讨论，使得观察品评人物亟需一个具体的标准，于是刘劭的《人物志》应时而生。《人物志》卷上《九征》说：“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他认为人的个性气质以及才能都由所禀之气决定，并通过声色容貌、谈吐风姿体现出来。这种人物品藻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强调伦理道德、政治理法的取向，而是将人的形貌、仪表的美独立出来，突出了人的个体价值。这一现象表明，此时的审美观经由两汉注重德行修养向注重人物才情风貌的转变。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时常体现出以玄远、超脱为特征的人格美，并常与空灵的想象巧妙结合，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融合无间。最典型的如《洛神赋》的描述——“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遗光彩”，“气若兰”在展现人物神韵的同时，更表达了女性内在的人格美；“顾盼”之中显示出她遗世独立、飘逸动人的姿态，淡眼看世界的高雅空灵之美；韵味深长的“长啸”之中则暗示了洛神（毋宁说曹植自己）那种自我精神的觉醒与无人可诉说的孤独，成功塑造了一个超尘脱俗的纯美形象。这样的形象，可以看到道家老庄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的渗入，使得人物品评趋于理想人格的建构。”[4]
　　3、“香草美人”主题的重奏
　　在专制时代，文人的理想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君王，要找到一条能展示自己才智的途径，简直比登天还难。文人在政治受挫后的表情达意，逐渐形成了文学中“士不遇”的主题。而这种不得志情感的消解和寄托，往往借助女性形象来含蓄地表达，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就是最初的范型。
　　追寻选择“女性形象”来寄托表达政治情感的原因，不得不归咎于父权社会的角色构成。自春秋战国起，整个社会秩序可以归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组关系中，由于父子关系是既定的，故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相对具有更多的同构因素。在家庭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在国家则上有君王、下有子民，而且其中家庭包括长辈、同辈、晚辈，国家中则是上司、同僚、下级。这样一一对应的君臣、夫妻同构关系，使中国文学中的政治和爱情两大主题互通互喻。家成为国的微缩，国则是家的放大。《战国策》所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乃是“士”与“女”之间的又一项对应关系。《古诗十九首》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如《青青河畔草》中“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荡子妇，就是为了远行在外的荡子而打扮得如此用心。士人满腹才华，心怀政治理想，同样希望得到君王的赏识。因此，《涉江采芙蓉》中“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苦闷，也与士人遭遇现实打击后有着相似的心境。毋庸置疑，曹植作品无论思想意识或艺术手法，都深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由于这种同构关系，曹植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以家庭夫妻生活表現政治追求的题材，以小家映射大家，成为曹植女性题材作品的重要特征。
　　夫妻是人伦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又是最不稳定的关系。女性对丈夫的依附地位决定了女性充满不安定因素的悲剧生存模式，使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中具有了极重要的悲剧意味。如同“蚌病成珠”一般，女性文学的光辉成就便源自这种由于深刻而受到文人普遍关注的女性的痛苦。特别是中古时代的女性文学，突破以往的表现手法，把生活中的男女之情上升到悲剧冲突的层面，从而加强了女性形象的文学价值。因此曹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文学意识还是思想内容，都堪称女性文学长河中熠熠闪光的存在。
　　曹植作品往往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精到的写意造境，突出表现女性的思念与哀怨。曹植前期作品一般表现的都是单纯对女性的同情，并无深刻内涵，如《弃妇篇》《出妇赋》《叙愁赋》等。后期则出现了大量借助女性形象委婉吐露个人心迹的作品，如《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的意境描写出神入化，简单而隽永。诗中的思妇不仅有着与丈夫十年分离的伤怨，还有失去归属感的孤独与绝望。无论是不忍亦或是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女性形象显然成为曹植寄托君臣关系的重要载体，同时这种含蓄的表达手法也体现出曹植诗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创作风格。
　　女性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无论单纯表现女性之悲，亦或借女性之口表达文人的政治理想，在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各自的特点，《诗经》中的女性描写注重感官上的自然美，质朴直观；屈原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多的是一个意象化的抽象，描写采用的多是粗线条的轮廓勾勒；而到了宋玉，则极尽渲染之能事，虽然细密精当，但显得表面化而缺乏内涵；“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的女子则是严装盛服地恪守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打着人为雕饰的烙印。到了魏晋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成为潮流，故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 [5]。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曹植塑造的女性形象遂摆脱了性别角色的限制，鲜明地体现了人的觉醒，女性美第一次散发出强烈的人性光辉，为中国女性文学增添了一抹生动鲜活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90
　　[2]转引自聂文郁.曹植诗解译.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208
　　[3]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47
　　[4]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39
　　[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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