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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前夕，几经波折，我终于完成了对一位传奇老人、军旅作家的采访工作。她就是贺捷生，贺龙元帅的大女儿，她的一生亦是传奇的一生。
1935年11月1日，生下来18天，贺捷生的父母就把她用破衣烂衫一裹，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带着她去长征。虽是嗷嗷待哺的幼儿，但红军官兵经受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她也同样经历了。
到达陕北时，贺捷生还不足两周岁，那是1937年，父亲贺龙即将带领驻扎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已经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深入山西抗日前线去与日本人交手，作殊死搏斗；母亲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贺捷生一时成了他们的“拖累”。
正好贺龙领导南昌起义时的两个老部下，一个叫秦光远，一个叫瞿玉屏，千里迢迢从湖南来到120师驻地，周恩来接见他们后，提出让他们回湖南从事兵运工作，争取把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争取过来。两人欣然从命，临回湖南时，他们主动对贺龙说，愿意把贺捷生带回湖南由他们抚养。形同托孤，贺龙对两位老部下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们，托付给你们，做你们谁的女儿，跟你们谁姓都行。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改她的名字。
辗转14年后，贺捷生有幸回到父母身边，1955年调干，顺利地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但是，没等拿到北大毕业证，她就去了青海支教，在青海民族学院当老师，成家育女。“文革”中，父亲蒙受的冤屈、家庭遭遇的苦难，使贺捷生饱受常人難以想象的艰辛。直到1975年，她正式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在北京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当她想要把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那些事情写出来的时候，已是古稀之年，必须忍受身体虚弱和患白内障的双眼在面对屏幕时不断流泪的折磨：
坐在北京木樨地那座住满世纪老人的高楼里，我期待的文字常常穿越时空，翩然而至。它们引领我回溯和追忆，寻觅和缅怀，在一次次倾情呼唤中，沿着历史的大河逆流而上，直至它的源头。我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弱，但我感到我是在对天空倾诉，对大地倾诉，对潺潺湲湲流向未来的时间倾诉，而这种倾诉，原来是如此幸福，如此快乐。
整理出《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书时，贺捷生已经80岁了，被各种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连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写作成了奢望，实在不能推辞的稿子，也只能以口诉的形式完成。
尽管如此，她依然坚强地表示：
但愿上帝对我网开一面，假我以时日，让我尽快好起来。我实在还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要写，必须与生命赛跑！
问：作为元帅的女儿和“红二代”中深受尊重的大姐，您的经历、地位和成就，难能可贵的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却从未屈服。我想，大概与父母对您的影响有关吧？
贺捷生：我长期从事军史整理和研究工作，天长日久，我研究得越深入，对我父母亲的了解便越细致，越真切，进而越钦佩。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是百折不挠，什么势力和困难都压他们不倒。我有这样的父辈，我的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即使从遗传基因上说，也没什么能难倒我。
问：在您眼里，您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您认为他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贺捷生：写我父亲贺龙元帅的文章、书籍和影视剧已经不少了。但几十年看过来，我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两把菜刀，两撇胡子，凶巴巴的，好像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一生都在打打杀杀。其实不是这样，我近年写了那么多怀念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想告诉人们：从一个乡村螺子客到共和国元帅，他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女儿心中，他是个好父亲，好男人，好朋友。你想啊，他一生都在搏斗，在浴血奋战，甚至可以说在自讨苦吃，如果没有信仰，怎么能坚持得下来？他有高尚的气节，也有宽阔的情怀，鲜明的爱憎。长征路上那么苦，那么难，他不搞好特殊化，而是随身带一根渔竿，一有机会就坐下来钓鱼，想用鱼汤来喂养自己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心该是何等的柔软，何等的仁慈。
新中国成立后我刚被找回来，性格比较自闭，他怕我孤独，不能融入他与我母亲分开后新建的家，常常带着我去开会，带着我去见他的战友。我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例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就让我待在车里，叮嘱司机陪我。1951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他谁也不带，就带我去，而且特意带我去见毛主席。一个男人的心这么细，这么软，你说他对自己人该有多么慈祥。我父亲最珍贵的品质，我认为是忠诚，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跟定的领袖，热爱的人民。没有这一点，他不可能善始善终，几十年身居高位。
问：您的母亲出身富裕家庭，在长沙受过很好的教育，是最早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在您的眼里，您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最钦佩她什么？
贺捷生：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有信念，有操守，有定力，有能力也有水平。一生洁身自好。她比我父亲还早两年加入共产党，是党内早期那批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那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她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样的女革命者，在党内不多，幸存者更少。
1941年她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这时丈夫不属于她了，女儿被送回湖南后渺无音讯，她没有消沉，也不怨天尤人，她说她参加革命不是来享福的，也不是为了嫁给谁，跟着谁享受荣华富贵。个人的遭遇不值得一提。
说到这里，我必须站出来澄清世人对我母亲的某些误解和道听途说。我母亲和我父亲分手，纯属性格不合，除此没有其他任何原因。我母亲与我父亲在1929年走到一起，我母亲就知道，说她选择了一个人，不如说她选择了一种命运。她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了这种命运。他们生生死死相爱过，朝朝暮暮相守过，彼此搀扶着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万水千山。你想长征是一条多么艰险的路，他们还要带着我这个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走，不同心同德，心心相印，怎么能走到底？特别是我父亲，是千军万马的统帅，既要把队伍带出险境，又要照顾妻子女儿，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不爱这支队伍，不爱我们母女，能把队伍和我们娘俩带到延安吗？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我父亲带领长征的红二方面军，是遭受损失最少的一支队伍，沿路牺牲沿路补充，到达陕北时仍然齐装满员，毛泽东曾称赞说，红二方面了不起，没有蚀本。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湖南沅陵的一个青年献出了他祖传三代的一件宝物：一把我父亲担任四川新军师长时候的佩刀，那是红二方面军，当时还叫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沅陵，住在这位陈姓青年的太爷家。那时我还没有满月，我母亲没奶喂我，我总是哭；房东陈大爷连续杀了几只老母鸡给我母亲催奶。我父亲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回报房东，便把自己随身带了十多年的这把宝刀物送给了他们。你说我父亲为了我们母女，甘愿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人，他对我们母女的情谊有多深？房东也知道这件东西珍贵，在那么艰难那么贫困的年代，连续传了三代人，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母亲离开我父亲后，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说过我父亲的不是，埋怨过我父亲。她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真称得上纤尘不染，冰清玉洁。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我以她的家为家，与她相依为命，连我担任武警政委的老伴李振军也跟着我同老人一起生活。我母亲虽经历经磨难，但活到了96岁，这也是奇迹。
问：您研究军史是什么契机？
贺捷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经党史大家胡华的帮助和介绍，从青海调回北京，接受我单位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我北大上的历史系，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自然而然转入军史研究。这件事看上去是巧合，其实是水到渠成，命中注定：我父亲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1935年率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长征，抗战时期是一二〇师师长；我自己还在襁褓中就跟着父母去长征，我不去搞军史谁去？我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研究部先后任副部长和部长，主持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是否有我是元帅的女儿这个得天独厚的一面呢？我想应该是有的。就熟悉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队将帅，还有大量革命根据地而言，加上自己学历史专业，我敢说，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
上任后，我去军事科学院老院长宋时轮上将家登门求教，他握住我的手说，好好好！选择贺捷生到军事百科研究部，我投赞成票。从你父亲贺龙元帅领导南昌起义，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改革开放，我们这支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毫无章法到建制整齐，蔚为大观，有多少经验教训需要梳理、总结和传承啊。
当时刘帅、叶帅、聂帅、徐帅都还活着，在世的开国大将、上将和中将更多。我去几个老帅的家里，如去自己家里。他们都欢迎我，并对我提出殷切希望，我把这些开国将帅们一拨拨接到学院来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如何写好和编好这部大书。数百个老将军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军事科学院巨大的会议室坐得满满的。那种盛况，他们说，如同多年前出席中央委员会或军委会。当我们今天来回顾三十多年前情景，你才知道，什么叫史无前例，什么叫空前绝后。
问：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亲历者，您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贺捷生：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我的理解是源与流的关系。历史如果是雄伟峻峭的，像青藏高原那那样逶迤起伏，苍苍茫茫，那么从它怀抱发源的河流，就一定是长江，黄河，大气磅礴，汹涌澎湃，奔腾到海不复还。一条小溪，不可能掀起滔天巨浪，改变历史的行程。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然后我们是这个党和我们这支军队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带领着那么多人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是正义的，路走对了；只要我们百折不挠，奋斗不息，没有任何敵人可以战胜我们，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改变我们。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父辈历经沧桑，在不知不觉中，把一种顽强的性格，一种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气节，一种坚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达到的信念，注入在我们的血液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中华民族一旦走出了误区，一旦激发出它隐藏的创造力，就像拿破仑说的，东方的一头雄狮醒了。它走动的姿势，它发出的吼声，足以让世界发出震颤。我是说，我们看待历史和现实，应该看它的主流，它的总体趋势。我的写作，就是以我的经历和阅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文字微不足道，但我希望它们发自我的肺腑，是真实的，有炽热的血液在流淌，有着自己的气度和温度。
问：您对于文学的兴趣和创作动力来自什么？
贺捷生：主要来自我独特的绝无仅有的经历。1949年我回到父亲身边不久，家人送我去当兵。那时父亲在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西南军区任职的，差不多都是他的部下。每到星期天，都有叔叔阿姨接我去过周末，给我讲长征路上有关我的故事。尤其当时的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他是我父亲的第一爱将，当年有小贺龙之称，传说是贺龙的儿子。他待我如亲妹妹，每当星期天把我接到他家里，给我做好吃的，说我长征途中的糗事，比如饿了的时候啃手指头，每天宿营时打开襁褓，都是一身屎、一身尿。
还有，当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著名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书，也写到了我。一本是斯诺写的，一本出自薄复礼（薄沙特）之手。薄复礼就是跟随我父亲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那个瑞士籍英国传教士，他1936年在昆明郊外的长征路上被释放后，第二年即在英国出版了回忆录《舵手》，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他在长征路上帮我织过两件毛衣，其中一件外套还差一个袖子没有织完就被释放了，我是穿着他织的缺一只袖子的毛衣度过长征的。薄复礼高寿，活到90多岁才去世，改革开放后还与我的姨父萧克将军有书信来往，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薄复礼在80多岁时，对他那本回忆录进行了一次大篇幅的修改和补充。他死后，他的后人决定把这本回忆录送回中国。那么，谁最有资格接受它呢？他们想，时间过去快80年了，参加长征的红二方面军将士没有几个人还活在世上。最后想，送给书里写到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吧，因为她当时还在襁褓里，不足一岁。只要不出意外，她最有可能还活着，而且，也最有资格和能力推动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这是2016年，巧的是，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
我写作的另一推动力，是故乡桑植贺氏家族的家族史。我父亲贺龙两菜刀闹革命的事，众所周知，家喻户晓。人们不知道的是，一二百年前，我们贺家的祖先是从云南作为军户迁到桑植的。这是自隋唐以来实行府兵制的产物。换句话说，我们贺家往前推几代就是军户，此后世世代代戍边。我们贺氏家族的家族史，是天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一步步走近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步步走进我的家族，不仅渐渐地有了倾吐的愿望，而且感到自己义不容辞，命中注定，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代言者和诉说者。
问：《元帅的女儿》是您首次以自己为主角集中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的传记文学。这一独特的视角，给写作带来什么？您是以怎样的心情讲述过往？
贺捷生：以我自己为主角讲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首先在于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以真相，也即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老百姓被迫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我父亲的官当得够大了吧，但他作为共产党人，同毛泽东等共产党的领袖一样，大敌当前，把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抛在一边。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孩子，连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父爱和母爱，都不能得到。这是社会的视角。那么，我们这些孩子到底是怎样流离失所的？当时忍受着怎样的屈辱和凄凉？就必须由我们自己站出来说了。我要叙述的，就是我当年经历的痛苦、悲伤和绝望；再者，当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谁之后，在心里涌起怎样的思念、盼望和怨恨。再次，这是我在80多岁时试图还原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中间隔着70多年时光，岁月不仅完全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走向。我试图还原童年和少年经历的生活，尤其是童年和少年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仅要同遗忘作斗争，还要同虚荣和习惯性回避作斗争。但凭良心说，与普通老百姓相比，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而且是多得多。因此，对待我经历的生活，哪怕这些生活是由苦难组成的，我同样也有一种感恩心理。我知道，我必须知足，必须自知自明。
（采访者舒心系青年作家。）
1935年11月1日，生下来18天，贺捷生的父母就把她用破衣烂衫一裹，放在马背上的摇篮里，带着她去长征。虽是嗷嗷待哺的幼儿，但红军官兵经受的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她也同样经历了。
到达陕北时，贺捷生还不足两周岁，那是1937年，父亲贺龙即将带领驻扎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已经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深入山西抗日前线去与日本人交手，作殊死搏斗；母亲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贺捷生一时成了他们的“拖累”。
正好贺龙领导南昌起义时的两个老部下，一个叫秦光远，一个叫瞿玉屏，千里迢迢从湖南来到120师驻地，周恩来接见他们后，提出让他们回湖南从事兵运工作，争取把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争取过来。两人欣然从命，临回湖南时，他们主动对贺龙说，愿意把贺捷生带回湖南由他们抚养。形同托孤，贺龙对两位老部下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们，托付给你们，做你们谁的女儿，跟你们谁姓都行。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改她的名字。
辗转14年后，贺捷生有幸回到父母身边，1955年调干，顺利地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但是，没等拿到北大毕业证，她就去了青海支教，在青海民族学院当老师，成家育女。“文革”中，父亲蒙受的冤屈、家庭遭遇的苦难，使贺捷生饱受常人難以想象的艰辛。直到1975年，她正式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在北京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当她想要把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那些事情写出来的时候，已是古稀之年，必须忍受身体虚弱和患白内障的双眼在面对屏幕时不断流泪的折磨：
坐在北京木樨地那座住满世纪老人的高楼里，我期待的文字常常穿越时空，翩然而至。它们引领我回溯和追忆，寻觅和缅怀，在一次次倾情呼唤中，沿着历史的大河逆流而上，直至它的源头。我发出的声音可能很微弱，但我感到我是在对天空倾诉，对大地倾诉，对潺潺湲湲流向未来的时间倾诉，而这种倾诉，原来是如此幸福，如此快乐。
整理出《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一书时，贺捷生已经80岁了，被各种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连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写作成了奢望，实在不能推辞的稿子，也只能以口诉的形式完成。
尽管如此，她依然坚强地表示：
但愿上帝对我网开一面，假我以时日，让我尽快好起来。我实在还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要写，必须与生命赛跑！
父母的共同点是百折不挠
问：作为元帅的女儿和“红二代”中深受尊重的大姐，您的经历、地位和成就，难能可贵的是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却从未屈服。我想，大概与父母对您的影响有关吧？
贺捷生：我长期从事军史整理和研究工作，天长日久，我研究得越深入，对我父母亲的了解便越细致，越真切，进而越钦佩。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是百折不挠，什么势力和困难都压他们不倒。我有这样的父辈，我的血管里流着他们的血，即使从遗传基因上说，也没什么能难倒我。
问：在您眼里，您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您认为他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贺捷生：写我父亲贺龙元帅的文章、书籍和影视剧已经不少了。但几十年看过来，我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两把菜刀，两撇胡子，凶巴巴的，好像我父亲生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一生都在打打杀杀。其实不是这样，我近年写了那么多怀念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想告诉人们：从一个乡村螺子客到共和国元帅，他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女儿心中，他是个好父亲，好男人，好朋友。你想啊，他一生都在搏斗，在浴血奋战，甚至可以说在自讨苦吃，如果没有信仰，怎么能坚持得下来？他有高尚的气节，也有宽阔的情怀，鲜明的爱憎。长征路上那么苦，那么难，他不搞好特殊化，而是随身带一根渔竿，一有机会就坐下来钓鱼，想用鱼汤来喂养自己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心该是何等的柔软，何等的仁慈。
新中国成立后我刚被找回来，性格比较自闭，他怕我孤独，不能融入他与我母亲分开后新建的家，常常带着我去开会，带着我去见他的战友。我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例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就让我待在车里，叮嘱司机陪我。1951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他谁也不带，就带我去，而且特意带我去见毛主席。一个男人的心这么细，这么软，你说他对自己人该有多么慈祥。我父亲最珍贵的品质，我认为是忠诚，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跟定的领袖，热爱的人民。没有这一点，他不可能善始善终，几十年身居高位。
问：您的母亲出身富裕家庭，在长沙受过很好的教育，是最早投身革命事业的女性。在您的眼里，您的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最钦佩她什么？
贺捷生：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有信念，有操守，有定力，有能力也有水平。一生洁身自好。她比我父亲还早两年加入共产党，是党内早期那批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那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她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样的女革命者，在党内不多，幸存者更少。
1941年她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这时丈夫不属于她了，女儿被送回湖南后渺无音讯，她没有消沉，也不怨天尤人，她说她参加革命不是来享福的，也不是为了嫁给谁，跟着谁享受荣华富贵。个人的遭遇不值得一提。
说到这里，我必须站出来澄清世人对我母亲的某些误解和道听途说。我母亲和我父亲分手，纯属性格不合，除此没有其他任何原因。我母亲与我父亲在1929年走到一起，我母亲就知道，说她选择了一个人，不如说她选择了一种命运。她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了这种命运。他们生生死死相爱过，朝朝暮暮相守过，彼此搀扶着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万水千山。你想长征是一条多么艰险的路，他们还要带着我这个襁褓里的婴儿一起走，不同心同德，心心相印，怎么能走到底？特别是我父亲，是千军万马的统帅，既要把队伍带出险境，又要照顾妻子女儿，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不爱这支队伍，不爱我们母女，能把队伍和我们娘俩带到延安吗？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我父亲带领长征的红二方面军，是遭受损失最少的一支队伍，沿路牺牲沿路补充，到达陕北时仍然齐装满员，毛泽东曾称赞说，红二方面了不起，没有蚀本。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湖南沅陵的一个青年献出了他祖传三代的一件宝物：一把我父亲担任四川新军师长时候的佩刀，那是红二方面军，当时还叫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沅陵，住在这位陈姓青年的太爷家。那时我还没有满月，我母亲没奶喂我，我总是哭；房东陈大爷连续杀了几只老母鸡给我母亲催奶。我父亲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回报房东，便把自己随身带了十多年的这把宝刀物送给了他们。你说我父亲为了我们母女，甘愿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人，他对我们母女的情谊有多深？房东也知道这件东西珍贵，在那么艰难那么贫困的年代，连续传了三代人，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我母亲离开我父亲后，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说过我父亲的不是，埋怨过我父亲。她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真称得上纤尘不染，冰清玉洁。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十年，我以她的家为家，与她相依为命，连我担任武警政委的老伴李振军也跟着我同老人一起生活。我母亲虽经历经磨难，但活到了96岁，这也是奇迹。
结缘军史，得天独厚的优势
问：您研究军史是什么契机？
贺捷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经党史大家胡华的帮助和介绍，从青海调回北京，接受我单位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我北大上的历史系，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自然而然转入军史研究。这件事看上去是巧合，其实是水到渠成，命中注定：我父亲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1935年率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长征，抗战时期是一二〇师师长；我自己还在襁褓中就跟着父母去长征，我不去搞军史谁去？我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大百科研究部先后任副部长和部长，主持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是否有我是元帅的女儿这个得天独厚的一面呢？我想应该是有的。就熟悉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队将帅，还有大量革命根据地而言，加上自己学历史专业，我敢说，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
上任后，我去军事科学院老院长宋时轮上将家登门求教，他握住我的手说，好好好！选择贺捷生到军事百科研究部，我投赞成票。从你父亲贺龙元帅领导南昌起义，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改革开放，我们这支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毫无章法到建制整齐，蔚为大观，有多少经验教训需要梳理、总结和传承啊。
当时刘帅、叶帅、聂帅、徐帅都还活着，在世的开国大将、上将和中将更多。我去几个老帅的家里，如去自己家里。他们都欢迎我，并对我提出殷切希望，我把这些开国将帅们一拨拨接到学院来开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如何写好和编好这部大书。数百个老将军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军事科学院巨大的会议室坐得满满的。那种盛况，他们说，如同多年前出席中央委员会或军委会。当我们今天来回顾三十多年前情景，你才知道，什么叫史无前例，什么叫空前绝后。
问：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亲历者，您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贺捷生：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我的理解是源与流的关系。历史如果是雄伟峻峭的，像青藏高原那那样逶迤起伏，苍苍茫茫，那么从它怀抱发源的河流，就一定是长江，黄河，大气磅礴，汹涌澎湃，奔腾到海不复还。一条小溪，不可能掀起滔天巨浪，改变历史的行程。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然后我们是这个党和我们这支军队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带领着那么多人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是正义的，路走对了；只要我们百折不挠，奋斗不息，没有任何敵人可以战胜我们，也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改变我们。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父辈历经沧桑，在不知不觉中，把一种顽强的性格，一种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气节，一种坚信自己的目的一定能达到的信念，注入在我们的血液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中华民族一旦走出了误区，一旦激发出它隐藏的创造力，就像拿破仑说的，东方的一头雄狮醒了。它走动的姿势，它发出的吼声，足以让世界发出震颤。我是说，我们看待历史和现实，应该看它的主流，它的总体趋势。我的写作，就是以我的经历和阅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文字微不足道，但我希望它们发自我的肺腑，是真实的，有炽热的血液在流淌，有着自己的气度和温度。
以独特的视角开始文学的回忆
问：您对于文学的兴趣和创作动力来自什么？
贺捷生：主要来自我独特的绝无仅有的经历。1949年我回到父亲身边不久，家人送我去当兵。那时父亲在重庆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西南军区任职的，差不多都是他的部下。每到星期天，都有叔叔阿姨接我去过周末，给我讲长征路上有关我的故事。尤其当时的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他是我父亲的第一爱将，当年有小贺龙之称，传说是贺龙的儿子。他待我如亲妹妹，每当星期天把我接到他家里，给我做好吃的，说我长征途中的糗事，比如饿了的时候啃手指头，每天宿营时打开襁褓，都是一身屎、一身尿。
还有，当年在西方出版的两本著名的反映红军长征的书，也写到了我。一本是斯诺写的，一本出自薄复礼（薄沙特）之手。薄复礼就是跟随我父亲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那个瑞士籍英国传教士，他1936年在昆明郊外的长征路上被释放后，第二年即在英国出版了回忆录《舵手》，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他在长征路上帮我织过两件毛衣，其中一件外套还差一个袖子没有织完就被释放了，我是穿着他织的缺一只袖子的毛衣度过长征的。薄复礼高寿，活到90多岁才去世，改革开放后还与我的姨父萧克将军有书信来往，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薄复礼在80多岁时，对他那本回忆录进行了一次大篇幅的修改和补充。他死后，他的后人决定把这本回忆录送回中国。那么，谁最有资格接受它呢？他们想，时间过去快80年了，参加长征的红二方面军将士没有几个人还活在世上。最后想，送给书里写到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吧，因为她当时还在襁褓里，不足一岁。只要不出意外，她最有可能还活着，而且，也最有资格和能力推动这本书在中国出版。这是2016年，巧的是，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
我写作的另一推动力，是故乡桑植贺氏家族的家族史。我父亲贺龙两菜刀闹革命的事，众所周知，家喻户晓。人们不知道的是，一二百年前，我们贺家的祖先是从云南作为军户迁到桑植的。这是自隋唐以来实行府兵制的产物。换句话说，我们贺家往前推几代就是军户，此后世世代代戍边。我们贺氏家族的家族史，是天生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一步步走近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步步走进我的家族，不仅渐渐地有了倾吐的愿望，而且感到自己义不容辞，命中注定，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代言者和诉说者。
问：《元帅的女儿》是您首次以自己为主角集中讲述自己童年和青少年经历的传记文学。这一独特的视角，给写作带来什么？您是以怎样的心情讲述过往？
贺捷生：以我自己为主角讲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首先在于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以真相，也即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老百姓被迫当亡国奴的悲惨命运。我父亲的官当得够大了吧，但他作为共产党人，同毛泽东等共产党的领袖一样，大敌当前，把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抛在一边。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孩子，连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父爱和母爱，都不能得到。这是社会的视角。那么，我们这些孩子到底是怎样流离失所的？当时忍受着怎样的屈辱和凄凉？就必须由我们自己站出来说了。我要叙述的，就是我当年经历的痛苦、悲伤和绝望；再者，当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谁之后，在心里涌起怎样的思念、盼望和怨恨。再次，这是我在80多岁时试图还原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中间隔着70多年时光，岁月不仅完全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走向。我试图还原童年和少年经历的生活，尤其是童年和少年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仅要同遗忘作斗争，还要同虚荣和习惯性回避作斗争。但凭良心说，与普通老百姓相比，我得到的比失去的多，而且是多得多。因此，对待我经历的生活，哪怕这些生活是由苦难组成的，我同样也有一种感恩心理。我知道，我必须知足，必须自知自明。
（采访者舒心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