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为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鼓掌欢呼往往是有传染性的，几个人开始鼓掌欢呼，情绪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而一两个人停止鼓掌，则又会导致大家都停下来。当“鼓掌的压力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而不是坐在你身旁的个人的行为”时，鼓掌欢呼便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会传染病”。
　　鼓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身体语言，而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这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充分体现。鼓掌的拉丁语是applaudere，原意为“击”和“拍”，但重点在于表示欣赏、认同、鼓励、庆祝。罗马人把多种仪式（不一定是拍手鼓掌）都叫作applaudere，它可以是用手指打响指，也可以是挥动宽袍的衣襟，后来则是挥动手巾。罗马皇帝奥勒良曾经把手巾发给罗马市民，让他们在重要的场合用来一起挥舞欢呼。罗马剧院里一剧终了时，主角就会喊一声：“再见，鼓掌！”于是，在鼓掌员的带领下，观众便会有节奏地鼓起掌来。
　　这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鼓掌员也是花钱雇来的。好多年前，某昆剧团到美国伯克利献演昆剧《牡丹亭》，也是事先把一些自己人当“托儿”安排在剧场里的不同地方，让他们充当这样的观众鼓掌员。他们每次一开始拍手，美国观众就算是莫名其妙，也会照样跟着鼓掌。这与瑞典学者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有人带头的仪式性鼓掌。有组织背景的政治人物登台演讲，还没开口，支持者就开始鼓掌，表示拥护和爱戴。这种鼓掌与这名政治人物在演说中要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掌声当然也会在演说之后热烈地响起，哪怕演说很糟糕，了无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假大空，听众也照样会热烈鼓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仪式。
　　在某些时候，政治仪式的鼓掌可以变成恐怖统治的一部分。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政府要人们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混入了大厅里的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后，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秘密警察在监视是谁先停止鼓掌，于是6分钟、7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9分钟、10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将如何结束。这时，一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了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一个星期后，造纸厂厂长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捕，判处监禁10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对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卡西尔曾经写道：“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
　　政治仪式中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昂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表演出来。政治上的“跟风”便是其一。有人批评说，跟风是形式主义。其实，跟风更是一种“鼓掌病”，它的压力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