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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改革的呼声已有多年，但一直没有明确的进展。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高考改革的思路：“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纲要》出台已有3年，上述探索进展得怎样？
社会化考试遭遇变形
在过去20年里，社会化考试曾被引入中国，但是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使得真正的社会化考试体系和规则并没有真正形成。在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度提出开展社会化高考的探索，使得社会化考试及其带来的影响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招生与考试分离，又称社会化考试，或第三方高考。至今为止，在高考层面未见到《纲要》规定的探索，这种探索反倒是在小升初择校中屡见不鲜。
以北京的剑桥英语考试为例，看一看社会化考试发生了怎样的异化。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通知称，从2014年起不再承办剑桥少儿英语考试。这样做本来是想为英语考证降温，从而减轻学生负担，却也让人们知道，原来北京小升初择校是认可社会化考试成绩的。多年来，这种社会化考试一直嵌在北京的基础教育体系之中。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通知，自2014年开始，教育部国际教育测量交流与合作中心授权北京新知堂教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立剑桥少儿英语北京工作站，承担北京地区考试及项目管理工作。那么剑桥少儿英语原本是隶属于谁的呢？
事情要从20年前说起。1993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和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合作，举办商务英语证书考试。3年后，这项合作延伸到基础教育领域——剑桥少儿英语于1996年被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正式推为针对非英语母语国家6至12岁少年儿童的英语能力培养和提高设计的考试，或者说，是针对中国学生推出的。剑桥少儿英语分为剑桥少儿英语一级、剑桥少儿英语二级、剑桥少儿英语三级，考试包括听、说、读写三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介绍说，剑桥少儿英语考试被教育部考试中心引进到中国之后，一直由其业务直管的各地教育考试院承办。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考试。今后教育考试院不再承办，则是回到了考试院的职责范围内——社会化考试就是要由社会来办，政府性质的单位怎能承办？
一直以来，纯粹的社会化考试如果没有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效力就得不到认可。这也使得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机构和运作体系。现在政策转向，说要搞社会化考试，那么由谁来组织运行？
真正的社会化考试
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改革，外语考试不再在统一高考时进行，这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引起很多人对“社会化考试”的兴趣。严格说来，外语科目不放在统一高考时进行，以及一年考多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有教育专家提出，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点。考试不由行政部门组织；考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信任；考试的功能不是选拔而是评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考改革要推行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职能是“宏观管理”。这实际上确定了考试不能由政府主导，应该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以往所谓的社会化考试，都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今后应改变为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这就像发达国家的社会化考试一样，均由专业的中介机构组织运行。
政府主导的考试体系由于行政垄断而没有竞争对手，导致考试评价质量不高，考试问题频发。在运行中，即便学校、考生发现这个考试体系出现严重问题、泄题漏题、错误评价、错招漏招，也不能更换考试服务机构，来年所有考生还必须参加这一考试。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是一场市场化竞争，考生和学校有充分的选择权。考试机构完全靠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其考试评价如果质量高、服务好，有更多的学校认可其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就会有更多学生选择这一考试。反之，这一考试则会被淘汰。在市场竞争中，考试机构必然专注考试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在美国，相当于高中毕业考试的SAT考试就是由中介机构组织实施的，在SAT之外，还有ACT考试、AP课程等，这就是考试竞争的结果。
中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外国大学的过程，足以说明社会化考试的含义。他们向外国大学提供的成绩，可以出自SAT、托福、雅思，也可以出自中国高考。对于外国的大学来说，这些考试的组织机构都是非指定的、第三方的，是社会化的。社会化考试首先是对大学给予了授权许可，许可大学自主选择其认可的考试机构。大学可以认可内地某个考试机构测评的考试成绩，也可认可SAT或TOEFL成绩，学生拿着这些成绩来申请也有效——这就如国外大学认可中国高考成绩一样。中国的高考实际上已经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化考试之一，而在中国实行社会化考试，不是要放弃高考，而是允许大学接受高考之外的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
真正的社会化考试不是要放弃考试，反而是要增加考试的主题、种类和手段，但是降低考试成绩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考试日常化、辅助化，让考试为教学服务，而不是让考试成为教学的指挥棒。社会化考试只为教学、招生提供评价依据，没有指导教学的功能，也不是招生的唯一依据。统一的高考被称为高考指挥棒，推行社会化考试将让全体高校和中小学失去枷锁，获得教学的自由。社会化考试将导致招考分离，这也是《纲要》和《决议》等政策的明确要求。
社会化考试的成绩只是一项学术水平评价，并不是大学录取的唯一依据。考生申请大学时会提供多种评价证明，考试成绩只是其中之一。大学可以认可多家不同机构提供的成绩证明。考试社会化对高校来说意味着招考分离，大学通过自主招生获得更强的独立性。对于习惯了通过高考来招生的大学来说，招考分离是一场利益与诱惑并存的挑战。一方面自主招生给了大学更大空间来发展自己的选材方向和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学术系统，一方面也会产生出可能孳生腐败的巨大空洞。对于习惯了从招生到教学一切被上级安排的大学来说，要尽快适应“自主”招生带来的巨大迷茫，坚定学术方向，不浪费这个盼望已久的好机会。 社会化考试对基础教育最大的影响就是教考分离。社会化考试本质上是市场化考试，市场上有多个考试服务的提供者，谁也不应成为教学的指挥棒。对于学生来说，基础知识扎实的可以考中国高考，英语好的可以考SAT，学习能力超前的可以考GP先修，必有一款适合你。大学则根据自己的学术特点选择不同的系统中成绩优秀的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参加哪一项考试和成绩好坏，就与中小学教学无关，而与自身学习特点有关。中小学将有机会完全自主地开展教学，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可以彻底不听高考的指挥了。
没有了高考指挥棒，中小学该怎么教？对广大教师和校长来说，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可以设想，如果真的完全实现了社会化考试，中小学的教学体系一时间就如同船只没有了舵手，向日葵见不了太阳，很可能陷入迷乱当中。排除这一风险，现在就要着手。教育管理人员要建立明确的教育观，今后的中小学名校，绝不会是靠按图索骥、跟着别人的观念走的学校。
行政退出，权利回归
在社会化考试探索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能区分社会化考试真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评论说，如果仍由教育部门的教育考试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考试的性质并没有变，还是行政主导的考试，而非社会专业机构组织的考试。从多次考试成绩中选择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入总分参加集中录取，这本质不是社会化考试，而是分散的行政考试，这并不会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也不会引导学校的教学方式发生转变，中小学教学还将围绕这一考试进行。
把考试交给社会机构组织，社会机构能胜任吗？要是出现更多的作弊、漏题、泄题怎么办？熊丙奇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国家考试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推进真正的社会化考试，现在就应该开始培育合格的专业中介机构，这是考试社会化的一大重要任务。君子如龙，人人如龙，群龙无首，天下大吉（《易经·用九》）。每个学生都认真学习，每个学校都好好教，每个考试机构都负责任地考，不需要一个教育考试的主导、主管部门，这才是天下大吉，才是最大的和谐。
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行政部门从考试评价中逐渐退出，如果行政机构一直处于考试的主导地位，社会中介机构何来生长发育的空间？其次，可对目前行政色彩很强的国家教育考试部门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让它们逐渐变身为公益性质的专业机构，在推进其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如各地的考试中心进行竞争，由学校自主认可其考试评价。再次，国家应出台《考试法》，明确政府部门和考试机构的关系、专业考试机构的资质，用授权取代任命，用监督取代直管，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去行政化。
这种变化一旦形成，则教育的整个结构都会发生缓慢的演变。考试将逐渐淡化其选拔和淘汰的性质，演变为单纯的学业评价，从中将逐渐演化出新的教育观念和新的教育体系，保障每个人的受教育权，而不是保障上位者对优秀人才的选择权。
社会考试机构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践，并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比如一家叫做泰思考试的民营中国考试服务机构，其提供的考试成绩已经获得了北美部分学校的认可，成为中国学生转学插班到这些学校的分班依据。与此同时，原有的统一高考也已成为一个考试品牌，为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数百家大学接受。在社会化考试的改革中，这些机构都可以继续存在，靠自身的实力寻求社会的认可。
社会化考试遭遇变形
在过去20年里，社会化考试曾被引入中国，但是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使得真正的社会化考试体系和规则并没有真正形成。在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度提出开展社会化高考的探索，使得社会化考试及其带来的影响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招生与考试分离，又称社会化考试，或第三方高考。至今为止，在高考层面未见到《纲要》规定的探索，这种探索反倒是在小升初择校中屡见不鲜。
以北京的剑桥英语考试为例，看一看社会化考试发生了怎样的异化。
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通知称，从2014年起不再承办剑桥少儿英语考试。这样做本来是想为英语考证降温，从而减轻学生负担，却也让人们知道，原来北京小升初择校是认可社会化考试成绩的。多年来，这种社会化考试一直嵌在北京的基础教育体系之中。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通知，自2014年开始，教育部国际教育测量交流与合作中心授权北京新知堂教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建立剑桥少儿英语北京工作站，承担北京地区考试及项目管理工作。那么剑桥少儿英语原本是隶属于谁的呢？
事情要从20年前说起。1993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和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合作，举办商务英语证书考试。3年后，这项合作延伸到基础教育领域——剑桥少儿英语于1996年被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正式推为针对非英语母语国家6至12岁少年儿童的英语能力培养和提高设计的考试，或者说，是针对中国学生推出的。剑桥少儿英语分为剑桥少儿英语一级、剑桥少儿英语二级、剑桥少儿英语三级，考试包括听、说、读写三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介绍说，剑桥少儿英语考试被教育部考试中心引进到中国之后，一直由其业务直管的各地教育考试院承办。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考试。今后教育考试院不再承办，则是回到了考试院的职责范围内——社会化考试就是要由社会来办，政府性质的单位怎能承办？
一直以来，纯粹的社会化考试如果没有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效力就得不到认可。这也使得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并没有发展出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机构和运作体系。现在政策转向，说要搞社会化考试，那么由谁来组织运行？
真正的社会化考试
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改革，外语考试不再在统一高考时进行，这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引起很多人对“社会化考试”的兴趣。严格说来，外语科目不放在统一高考时进行，以及一年考多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有教育专家提出，真正的社会化考试，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点。考试不由行政部门组织；考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信任；考试的功能不是选拔而是评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考改革要推行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政府在考试招生中的职能是“宏观管理”。这实际上确定了考试不能由政府主导，应该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以往所谓的社会化考试，都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今后应改变为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这就像发达国家的社会化考试一样，均由专业的中介机构组织运行。
政府主导的考试体系由于行政垄断而没有竞争对手，导致考试评价质量不高，考试问题频发。在运行中，即便学校、考生发现这个考试体系出现严重问题、泄题漏题、错误评价、错招漏招，也不能更换考试服务机构，来年所有考生还必须参加这一考试。真正的社会化考试是一场市场化竞争，考生和学校有充分的选择权。考试机构完全靠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其考试评价如果质量高、服务好，有更多的学校认可其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依据，就会有更多学生选择这一考试。反之，这一考试则会被淘汰。在市场竞争中，考试机构必然专注考试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在美国，相当于高中毕业考试的SAT考试就是由中介机构组织实施的，在SAT之外，还有ACT考试、AP课程等，这就是考试竞争的结果。
中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外国大学的过程，足以说明社会化考试的含义。他们向外国大学提供的成绩，可以出自SAT、托福、雅思，也可以出自中国高考。对于外国的大学来说，这些考试的组织机构都是非指定的、第三方的，是社会化的。社会化考试首先是对大学给予了授权许可，许可大学自主选择其认可的考试机构。大学可以认可内地某个考试机构测评的考试成绩，也可认可SAT或TOEFL成绩，学生拿着这些成绩来申请也有效——这就如国外大学认可中国高考成绩一样。中国的高考实际上已经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化考试之一，而在中国实行社会化考试，不是要放弃高考，而是允许大学接受高考之外的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
真正的社会化考试不是要放弃考试，反而是要增加考试的主题、种类和手段，但是降低考试成绩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考试日常化、辅助化，让考试为教学服务，而不是让考试成为教学的指挥棒。社会化考试只为教学、招生提供评价依据，没有指导教学的功能，也不是招生的唯一依据。统一的高考被称为高考指挥棒，推行社会化考试将让全体高校和中小学失去枷锁，获得教学的自由。社会化考试将导致招考分离，这也是《纲要》和《决议》等政策的明确要求。
社会化考试的成绩只是一项学术水平评价，并不是大学录取的唯一依据。考生申请大学时会提供多种评价证明，考试成绩只是其中之一。大学可以认可多家不同机构提供的成绩证明。考试社会化对高校来说意味着招考分离，大学通过自主招生获得更强的独立性。对于习惯了通过高考来招生的大学来说，招考分离是一场利益与诱惑并存的挑战。一方面自主招生给了大学更大空间来发展自己的选材方向和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学术系统，一方面也会产生出可能孳生腐败的巨大空洞。对于习惯了从招生到教学一切被上级安排的大学来说，要尽快适应“自主”招生带来的巨大迷茫，坚定学术方向，不浪费这个盼望已久的好机会。 社会化考试对基础教育最大的影响就是教考分离。社会化考试本质上是市场化考试，市场上有多个考试服务的提供者，谁也不应成为教学的指挥棒。对于学生来说，基础知识扎实的可以考中国高考，英语好的可以考SAT，学习能力超前的可以考GP先修，必有一款适合你。大学则根据自己的学术特点选择不同的系统中成绩优秀的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参加哪一项考试和成绩好坏，就与中小学教学无关，而与自身学习特点有关。中小学将有机会完全自主地开展教学，套用一句老话，就是可以彻底不听高考的指挥了。
没有了高考指挥棒，中小学该怎么教？对广大教师和校长来说，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可以设想，如果真的完全实现了社会化考试，中小学的教学体系一时间就如同船只没有了舵手，向日葵见不了太阳，很可能陷入迷乱当中。排除这一风险，现在就要着手。教育管理人员要建立明确的教育观，今后的中小学名校，绝不会是靠按图索骥、跟着别人的观念走的学校。
行政退出，权利回归
在社会化考试探索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能区分社会化考试真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评论说，如果仍由教育部门的教育考试中心和地方教育考试院负责组织，考试的性质并没有变，还是行政主导的考试，而非社会专业机构组织的考试。从多次考试成绩中选择成绩最好的一次计入总分参加集中录取，这本质不是社会化考试，而是分散的行政考试，这并不会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也不会引导学校的教学方式发生转变，中小学教学还将围绕这一考试进行。
把考试交给社会机构组织，社会机构能胜任吗？要是出现更多的作弊、漏题、泄题怎么办？熊丙奇认为，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国家考试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推进真正的社会化考试，现在就应该开始培育合格的专业中介机构，这是考试社会化的一大重要任务。君子如龙，人人如龙，群龙无首，天下大吉（《易经·用九》）。每个学生都认真学习，每个学校都好好教，每个考试机构都负责任地考，不需要一个教育考试的主导、主管部门，这才是天下大吉，才是最大的和谐。
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行政部门从考试评价中逐渐退出，如果行政机构一直处于考试的主导地位，社会中介机构何来生长发育的空间？其次，可对目前行政色彩很强的国家教育考试部门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让它们逐渐变身为公益性质的专业机构，在推进其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如各地的考试中心进行竞争，由学校自主认可其考试评价。再次，国家应出台《考试法》，明确政府部门和考试机构的关系、专业考试机构的资质，用授权取代任命，用监督取代直管，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去行政化。
这种变化一旦形成，则教育的整个结构都会发生缓慢的演变。考试将逐渐淡化其选拔和淘汰的性质，演变为单纯的学业评价，从中将逐渐演化出新的教育观念和新的教育体系，保障每个人的受教育权，而不是保障上位者对优秀人才的选择权。
社会考试机构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践，并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比如一家叫做泰思考试的民营中国考试服务机构，其提供的考试成绩已经获得了北美部分学校的认可，成为中国学生转学插班到这些学校的分班依据。与此同时，原有的统一高考也已成为一个考试品牌，为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数百家大学接受。在社会化考试的改革中，这些机构都可以继续存在，靠自身的实力寻求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