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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军区，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任命项英、陈毅等为苏区中央分局、军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的负责人，领导江南苏区和游击区的中共组织及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残酷围剿和封锁，中央苏区及周边地区形势严峻。至1935年，陈毅、项英的活动中心，不得不退到了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油山地区。油山地区方圆百里，山高林密，便于与敌周旋，数万国民党军队几次三番采用了各种方法，终难消灭红军游击队。后来，国民党当局改变战术，进剿和招抚相结合，企图困死和瓦解共产党与红军游击队。
局势总是会不断变化的。在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6年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仍热衷于消灭要去抗日的工农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率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是为“西安事变”。此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的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国内形势起了一些有利于抗战和改善共产党、工农武装生存环境的积极变化。1937年7月，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面对日寇在华北的侵略及战事的不断扩大，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抗日通电，全国人民同声支援，出现了抗日高潮。这股抗日浪潮，也波及江南地区，使得本意剿灭和瓦解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为他们的招抚行动贴上“抗日”的标签。1937年8月29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布的《收编本省各县残匪办法》称：“本省为巩固后方治安，壮大抗日力量起见，将本省各地残匪予以收编，定名为抗日义勇军，隶属于全省保安司令”。为便于开展这项工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南昌成立“招抚委员会”，在赣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区驻地）及油山主要所在地的大余县设立了相应机构，并任命大余县长彭育英“兼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彭育英，别号少武，1893年生于江西万安县弹前乡旺坑村一大户人家。早年在家乡和县学读书，获公费赴日留学，1917年10月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本，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受到孙中山等在日活动的中国志士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回国后，彭育英得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的国民党要人张群、熊式辉等人的帮助，开始步入政界。熊式辉当上江西省政府主席后，安排彭育英到省建设厅担任秘书，不久就当了有点权力的行政科长。1936年4月，派彭育英去大余当县长。
彭育英到了大余，做了一些事儿。他是读书人，老家又在乡村，因此较热心兴办教育、建桥修路、创办贫民医院等公益事业，受到大余士绅和民众好评。他对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山中的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并不热心，但大山中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就必然会引得政府军的围剿。战事虽不大，时有遭遇，弄得人心惶惶，地方难以搞建设。现在全国一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彭育英是不大愿再去干“清剿”红军游击队的事了。不是“招抚”让他们离开江西去抗日嘛，彭育英对兼戴的那顶“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帽子发生了兴趣：“赶快到处宣传呀，叫他们下山，谈判停战”。对这种微妙的变化，久居深山的陈毅是有感觉的：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和地方在蒋介石命令下还有过多次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一到7月，情况不同了。敌人说西北已经合作了，欢迎你们下山，谈判停战。南康、信丰、大余、南雄、定南各县统统派出人来，和我们联络”（《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下》，载《军史资料》1985年第5期）。
当时，陈毅与项英对敌人的这种变化不知底里，以为又是招降的翻版，十分警惕。由于敌人长期对油山地区实行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红军的电台又早己被打坏，他们很长时间无法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不了解山外的局势，更不知道红军长征已到达陕北，发生过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召开过一系列会议，若干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不过，陈毅与项英毕竟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他们洞观周边的动态，还是从若干蛛丝马迹的变化中，觉察局势真的有了变化：7月11日，驻剿赣粤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46师大部分撤离了里山，当局基本上停止了对里山的搜索；陈毅与项英他们派出人去周边各地侦察情况、寻找并企望联络党组织的人员陆续回山，也报告了各地的一些变化；潜入白区的秘密交通员还弄来了不少香港、广州、汕头、赣州等地出版的各种报纸。中断了与中共中央联系的陈毅和项英如获至宝，赶快细心阅读，他们才了解时局发生的变化，以及国共两党的动态。他们从一份香港出版的文化刊物《新学识》上，还读到了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报告的摘要，从中了解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毅与项英太兴奋了，终于听到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他们立即在油山召开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研究红军游击队当务之急的行动方略。既然中共中央制定了新政策，国民党当局也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这是我们出山抗日的极好机会，因此会议决定顺势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开始实现由军事斗争为主到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工作方式转变。他们抓住有利机遇，接过国民党当局传过来的话，主动出击了。
1937年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提出了“反对内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以团结抗日。为了扩大宣传，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不少人到山下各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将上述宣言和告民众书正式派人送往大余县政府，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国民党驻军第46师师部、信丰、南康、广东南雄等县政府。为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将上述文书和一些传单宣传品，还寄给了当地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这一着果然效果很好，广大民众不但得知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依然活得好好的，而且了解了他们团结抗日的愿望和新政策，为之拍手叫好。地方士绅和社会贤达读了宣言、告书后，不少人说：“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表示同情，对提出的政策表示理解和赞同。社会舆论向好的方向发展。
大余县长彭育英收到山上红军游击队派专人正式送达的宣言、告书等公文后，认真地看了好几遍，心里有了触动。他感到：现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被国民党军队清剿这么些年而不屈的红军游击队，若真能奔赴抗日前线，于国于民于地方都是大好事，既然人家主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我们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他首先改变了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看法，不再跟着叫“奸党”、“共匪”了，改称为“友党”、“爱国志士”。国民党第四行政区（赣州）当局也收到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寄来的公文宣传品，也听到了社会贤达们不同的声音，在局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赣州地方当局也认识到有考虑和重视红军游击队建议的必要。因此，他们决定先由大余县长彭育英作代表，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接触。
彭育英那时心里也没有底。他与秘书商议，既然红军是派人送文书给我们，我们先回复一封信去，表示愿意与他们洽谈，并欢迎他们下山，这样信来信往不失礼数，同时可以摸摸对方的底是最合适的了。信写好后也派专人送上山去。
为了慎重起见，8月中旬，陈毅在大余县池江主持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干部会议，同时再派人下山侦察和了解实情。与会人员经过学习和充分讨论，在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的重大决策上基本统一了思想。陈毅在会上提出“扩大影响，招兵买马，乘机将南方的游击队联系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南北呼应”的方针，也得到大家的赞同。各游击区干部回驻地后，立即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迎接新的战斗。
国民党方面坐不住了。8月27日，彭育英请来南康、信丰和广东南雄的县长，还有驻军46师头头，会商下步该怎样应对。经商议达成共识，联名签署了一份《告中共同志书》快邮代电：“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这是数县与军方联署的文件，为慎重计，彭育英指派自已的秘书鲁炯雯上山送这件公文。鲁炯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红军游击队。
派下山的人员陆续带回了好消息：国民党围山的军队的确后撤了，山下到处张贴了黄黄绿绿表示抗日和“欢迎游击队下山”等标语；到大余县政府专程去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等告书的聋牯（陈毅的警卫员）不但没有遇到刁难，而且还受到热情款待。这些消息汇集起来，大家感到山下的气氛的确起了很大变化，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有利。赣粤边中共党组织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展开工作。收到大余县政府鲁炯雯秘书送来的公文后，中共赣粤边特委同意即刻派人下山，与国民党地方政要谈判，因为最终得通过接触、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8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人下山，正式与国民党大余县地方政府接洽谈判事宜。大余县长特派秘书鲁炯雯具体接待，商定双方派出代表，到梅岭山下钟鼓岩寺内会唔。
为什么选在这座寺内？因为当时双方都没底，而且互有戒备。钟鼓岩寺比较僻静，寺内主持也是万安县人，彭育英与他熟悉，县政府派人事先潜伏比较方便，而游击队对这一带地形也熟悉，万一有什么情况，往山上撤退比较快捷。
9月6日，是个平淡不起眼的日子，却有两个人在进行历史性的会见：彭育英以大余县长、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双重身份，率领秘书鲁炯雯、管印文书赖志刚、经征处主任王培恩等五人，乘坐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局借来的汽车，赶往谈判地点。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陈毅等五人也按约定时间到达了钟鼓岩寺。彭育英见到气宇昂然的陈毅大步走来，忙迎了上去，恭谦地自我介绍：“敝人是大余县长彭育英。”陈毅爽朗地握着对方的手说：“我就是那个山上游击队的老陈。”彭育英望着饱经风霜、久“剿”不倒的陈毅，由衷地说：“钦佩，钦佩！还是你们胜了。你们的队伍搞得我们好苦啊。”陈毅笑着道：“你们是不是还要进攻？”彭育英也笑了起来：“还进攻什么哟，那么多的军队都搞不了你们，现在更打不倒了。不打啦，也别再打了！”陈毅对这个比较开明的县长说：“不再打内战就好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那是，那是。”彭育英表示赞同。原本还有些紧张和戒备的气氛，一下子就融洽起来了。经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谈妥了在大余县池江镇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对陈毅说：“你们下山、进城的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他交上了陈毅这个朋友。
9月8日，陈毅以赣粤边游击队全权代表身份，按约到达大余县池江镇，与大余县长彭育英开始谈判。为了增加友好气氛，彭育英组织商民代表和学校师生列队对陈毅一行夹道欢迎，在当时条件比较好的平民医院内腾出一排房间，安置陈毅一行住宿。彭育英对接待工作进行了仔细检查，说：“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一定要盛情接待。”有时，他自已还亲自送去酒肉炼奶，以示慰劳。由于彭育英的悉心关照，使陈毅有机会在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的同时，得以会见一些本地或外地的军政头面人物和地方士绅名流，藉以宣传共产党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由于住在医院，陈毅还抓紧时间治疗一些疾病。彭育英得知陈毅长了一身疥疮时，特地托付钨业管理局从广州弄来进口的特效药六○六，使陈毅很快就治好了几年都未治愈的顽症。在彭育英的积极合作下，谈判进展顺利，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主要内容是：政府将对游击区“清剿”的军队撤至游击区20里以外；游击队下山后，地方当局要消除歧视成见；保持游击队的独立建制；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和反政府行动；统一抗日意志，开展抗日宣传等等。
被久困深山的赣粤边中共组织，充分认识到这次谈判对南方各地艰难生存的红军游击队命运的重要性，必然不会放过机遇，争取更多和更大的收获。因此，在这次谈判中，当大余油山地区游击队下山等问题已顺利解决后，陈毅等相机提出了南方各省游击队都要走出深山保持其独立性，并将他们集中联合起来以开赴抗日前线，希望国民党地方政府方面给予交通方便等问题。彭育英表示理解，因为这是与大余油山游击队下山同样的问题，但毕竟涉及的地域范围大，提出的要求高，他一个大余县长不可能答复，也作不了主。但他没有一推了之，知道事关重大，答应向上司报告请示。
9月11日，彭育英陪同陈毅一行到达赣州，谈判实际升格。陈毅继续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国民党军第46师的代表进行谈判。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的大局已定，又有大余谈判成功的经验和彭育英从中积极协助，赣州谈判进展还算顺利。当然其间也有一些曲折，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在宣传舆论上有意混淆视听，歪曲真相，矮化中共；陈毅及时据理予以反击，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国民党当局接受了红军游击队方的条件，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其他涉及重大的条款，在赣州的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代表也作不了主，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但担保可以解决。
谈判取得成功。彭育英作为主要参与人之一，心里很高兴。为了扩大协议的影响，彭育英又以大余县长、四区招抚委副主任及谈判参与人身份，向周边的南雄、信丰、崇义、汝城、桂东各县发出“快邮代电”，介绍达成的协议内容，晓以大义，要求各县立即停止“剿共”，配合游击队下山整编。
彭育英深知纸上达成的协议，真执行起来会有许多变数，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按有关协议办事，有时还得担些政治风险。例如协议规定：游击队下山集中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要造花名册交政府“点编”后，才能发给被服和军饷。红军游击队方根据中共党的决议，游击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同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拿到名册后搞什么阴谋，因此游击队下山整编时，只报了人数而不交名册。彭育英答应了。上司有所怀疑询问时，彭育英巧妙周旋说“点编了，人数的确有1000名”。不待上级审批下来，彭育英首先从大余县财政中先行借拨6000元给游击队，以敷急用。当他得知南雄、信丰等地出现迫害游击队家属的事件时，他就以四区招抚委副主任的身份亲笔写信过去，并派专人及时送往事发地，严令军政当局认真查处。游击队中一些老弱病残不能参加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要予以转业，需要政府开给“通行证”，更需要确保这些人员今后的生命安全。彭育英特地嘱咐掌印文书赖志刚，要他多开好几百张空白函笺，都盖上大余县政府大印，交游击队安排使用，这帮了游击队大忙。当年赣粤边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杨尚奎后来回忆说：“后来国民党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时，那些未用完盖有县府大印的空白函笺，为赣南特委许多同志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兜捕，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76页）。彭育英得知陈毅为赣州保安司令部发给抗日义勇军的被服军装都是破旧的，有的还有血污而大发脾气的消息后，立即赶往赣州，找到四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衡，晓之以理，促成抗日义勇军一半破旧的衣被换成了新的，没换完的旧军装，彭育英也派人督促洗净缝补好以后，再交给义勇军办事处。在执行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过程中，彭育英得知中共要人方志敏的妻子缪敏，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妻子贺怡也监禁在赣州、并被判刑后，立即批准将她们释放，还安排她们在大余县平民医院治病休养。那阵子，彭育英手下留情，开释了一批共产党员。
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残酷围剿和封锁，中央苏区及周边地区形势严峻。至1935年，陈毅、项英的活动中心，不得不退到了江西与广东交界的油山地区。油山地区方圆百里，山高林密，便于与敌周旋，数万国民党军队几次三番采用了各种方法，终难消灭红军游击队。后来，国民党当局改变战术，进剿和招抚相结合，企图困死和瓦解共产党与红军游击队。
局势总是会不断变化的。在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6年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仍热衷于消灭要去抗日的工农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率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是为“西安事变”。此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的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国内形势起了一些有利于抗战和改善共产党、工农武装生存环境的积极变化。1937年7月，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面对日寇在华北的侵略及战事的不断扩大，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全面抗战由此开始。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抗日通电，全国人民同声支援，出现了抗日高潮。这股抗日浪潮，也波及江南地区，使得本意剿灭和瓦解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为他们的招抚行动贴上“抗日”的标签。1937年8月29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发布的《收编本省各县残匪办法》称：“本省为巩固后方治安，壮大抗日力量起见，将本省各地残匪予以收编，定名为抗日义勇军，隶属于全省保安司令”。为便于开展这项工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南昌成立“招抚委员会”，在赣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区驻地）及油山主要所在地的大余县设立了相应机构，并任命大余县长彭育英“兼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彭育英，别号少武，1893年生于江西万安县弹前乡旺坑村一大户人家。早年在家乡和县学读书，获公费赴日留学，1917年10月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日本，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受到孙中山等在日活动的中国志士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回国后，彭育英得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结识的国民党要人张群、熊式辉等人的帮助，开始步入政界。熊式辉当上江西省政府主席后，安排彭育英到省建设厅担任秘书，不久就当了有点权力的行政科长。1936年4月，派彭育英去大余当县长。
彭育英到了大余，做了一些事儿。他是读书人，老家又在乡村，因此较热心兴办教育、建桥修路、创办贫民医院等公益事业，受到大余士绅和民众好评。他对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山中的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并不热心，但大山中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就必然会引得政府军的围剿。战事虽不大，时有遭遇，弄得人心惶惶，地方难以搞建设。现在全国一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彭育英是不大愿再去干“清剿”红军游击队的事了。不是“招抚”让他们离开江西去抗日嘛，彭育英对兼戴的那顶“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帽子发生了兴趣：“赶快到处宣传呀，叫他们下山，谈判停战”。对这种微妙的变化，久居深山的陈毅是有感觉的：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和地方在蒋介石命令下还有过多次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一到7月，情况不同了。敌人说西北已经合作了，欢迎你们下山，谈判停战。南康、信丰、大余、南雄、定南各县统统派出人来，和我们联络”（《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下》，载《军史资料》1985年第5期）。
当时，陈毅与项英对敌人的这种变化不知底里，以为又是招降的翻版，十分警惕。由于敌人长期对油山地区实行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红军的电台又早己被打坏，他们很长时间无法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系，不了解山外的局势，更不知道红军长征已到达陕北，发生过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召开过一系列会议，若干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不过，陈毅与项英毕竟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他们洞观周边的动态，还是从若干蛛丝马迹的变化中，觉察局势真的有了变化：7月11日，驻剿赣粤边游击区的国民党军第46师大部分撤离了里山，当局基本上停止了对里山的搜索；陈毅与项英他们派出人去周边各地侦察情况、寻找并企望联络党组织的人员陆续回山，也报告了各地的一些变化；潜入白区的秘密交通员还弄来了不少香港、广州、汕头、赣州等地出版的各种报纸。中断了与中共中央联系的陈毅和项英如获至宝，赶快细心阅读，他们才了解时局发生的变化，以及国共两党的动态。他们从一份香港出版的文化刊物《新学识》上，还读到了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报告的摘要，从中了解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毅与项英太兴奋了，终于听到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他们立即在油山召开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研究红军游击队当务之急的行动方略。既然中共中央制定了新政策，国民党当局也提出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这是我们出山抗日的极好机会，因此会议决定顺势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开始实现由军事斗争为主到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工作方式转变。他们抓住有利机遇，接过国民党当局传过来的话，主动出击了。
1937年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提出了“反对内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8月15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群众停止袭击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以团结抗日。为了扩大宣传，中共赣粤边特委派出不少人到山下各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还将上述宣言和告民众书正式派人送往大余县政府，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国民党驻军第46师师部、信丰、南康、广东南雄等县政府。为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将上述文书和一些传单宣传品，还寄给了当地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这一着果然效果很好，广大民众不但得知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依然活得好好的，而且了解了他们团结抗日的愿望和新政策，为之拍手叫好。地方士绅和社会贤达读了宣言、告书后，不少人说：“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表示同情，对提出的政策表示理解和赞同。社会舆论向好的方向发展。
大余县长彭育英收到山上红军游击队派专人正式送达的宣言、告书等公文后，认真地看了好几遍，心里有了触动。他感到：现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被国民党军队清剿这么些年而不屈的红军游击队，若真能奔赴抗日前线，于国于民于地方都是大好事，既然人家主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我们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他首先改变了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看法，不再跟着叫“奸党”、“共匪”了，改称为“友党”、“爱国志士”。国民党第四行政区（赣州）当局也收到了共产党地方组织寄来的公文宣传品，也听到了社会贤达们不同的声音，在局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赣州地方当局也认识到有考虑和重视红军游击队建议的必要。因此，他们决定先由大余县长彭育英作代表，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接触。
彭育英那时心里也没有底。他与秘书商议，既然红军是派人送文书给我们，我们先回复一封信去，表示愿意与他们洽谈，并欢迎他们下山，这样信来信往不失礼数，同时可以摸摸对方的底是最合适的了。信写好后也派专人送上山去。
为了慎重起见，8月中旬，陈毅在大余县池江主持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干部会议，同时再派人下山侦察和了解实情。与会人员经过学习和充分讨论，在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的重大决策上基本统一了思想。陈毅在会上提出“扩大影响，招兵买马，乘机将南方的游击队联系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南北呼应”的方针，也得到大家的赞同。各游击区干部回驻地后，立即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迎接新的战斗。
国民党方面坐不住了。8月27日，彭育英请来南康、信丰和广东南雄的县长，还有驻军46师头头，会商下步该怎样应对。经商议达成共识，联名签署了一份《告中共同志书》快邮代电：“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这是数县与军方联署的文件，为慎重计，彭育英指派自已的秘书鲁炯雯上山送这件公文。鲁炯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红军游击队。
派下山的人员陆续带回了好消息：国民党围山的军队的确后撤了，山下到处张贴了黄黄绿绿表示抗日和“欢迎游击队下山”等标语；到大余县政府专程去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等告书的聋牯（陈毅的警卫员）不但没有遇到刁难，而且还受到热情款待。这些消息汇集起来，大家感到山下的气氛的确起了很大变化，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有利。赣粤边中共党组织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展开工作。收到大余县政府鲁炯雯秘书送来的公文后，中共赣粤边特委同意即刻派人下山，与国民党地方政要谈判，因为最终得通过接触、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8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派人下山，正式与国民党大余县地方政府接洽谈判事宜。大余县长特派秘书鲁炯雯具体接待，商定双方派出代表，到梅岭山下钟鼓岩寺内会唔。
为什么选在这座寺内？因为当时双方都没底，而且互有戒备。钟鼓岩寺比较僻静，寺内主持也是万安县人，彭育英与他熟悉，县政府派人事先潜伏比较方便，而游击队对这一带地形也熟悉，万一有什么情况，往山上撤退比较快捷。
9月6日，是个平淡不起眼的日子，却有两个人在进行历史性的会见：彭育英以大余县长、江西省第四行政区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双重身份，率领秘书鲁炯雯、管印文书赖志刚、经征处主任王培恩等五人，乘坐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钨业管理局借来的汽车，赶往谈判地点。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陈毅等五人也按约定时间到达了钟鼓岩寺。彭育英见到气宇昂然的陈毅大步走来，忙迎了上去，恭谦地自我介绍：“敝人是大余县长彭育英。”陈毅爽朗地握着对方的手说：“我就是那个山上游击队的老陈。”彭育英望着饱经风霜、久“剿”不倒的陈毅，由衷地说：“钦佩，钦佩！还是你们胜了。你们的队伍搞得我们好苦啊。”陈毅笑着道：“你们是不是还要进攻？”彭育英也笑了起来：“还进攻什么哟，那么多的军队都搞不了你们，现在更打不倒了。不打啦，也别再打了！”陈毅对这个比较开明的县长说：“不再打内战就好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那是，那是。”彭育英表示赞同。原本还有些紧张和戒备的气氛，一下子就融洽起来了。经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谈妥了在大余县池江镇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对陈毅说：“你们下山、进城的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他交上了陈毅这个朋友。
9月8日，陈毅以赣粤边游击队全权代表身份，按约到达大余县池江镇，与大余县长彭育英开始谈判。为了增加友好气氛，彭育英组织商民代表和学校师生列队对陈毅一行夹道欢迎，在当时条件比较好的平民医院内腾出一排房间，安置陈毅一行住宿。彭育英对接待工作进行了仔细检查，说：“他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一定要盛情接待。”有时，他自已还亲自送去酒肉炼奶，以示慰劳。由于彭育英的悉心关照，使陈毅有机会在商谈国共合作抗日事宜的同时，得以会见一些本地或外地的军政头面人物和地方士绅名流，藉以宣传共产党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由于住在医院，陈毅还抓紧时间治疗一些疾病。彭育英得知陈毅长了一身疥疮时，特地托付钨业管理局从广州弄来进口的特效药六○六，使陈毅很快就治好了几年都未治愈的顽症。在彭育英的积极合作下，谈判进展顺利，签署了关于游击队下山的协议，主要内容是：政府将对游击区“清剿”的军队撤至游击区20里以外；游击队下山后，地方当局要消除歧视成见；保持游击队的独立建制；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游击队停止打土豪和反政府行动；统一抗日意志，开展抗日宣传等等。
被久困深山的赣粤边中共组织，充分认识到这次谈判对南方各地艰难生存的红军游击队命运的重要性，必然不会放过机遇，争取更多和更大的收获。因此，在这次谈判中，当大余油山地区游击队下山等问题已顺利解决后，陈毅等相机提出了南方各省游击队都要走出深山保持其独立性，并将他们集中联合起来以开赴抗日前线，希望国民党地方政府方面给予交通方便等问题。彭育英表示理解，因为这是与大余油山游击队下山同样的问题，但毕竟涉及的地域范围大，提出的要求高，他一个大余县长不可能答复，也作不了主。但他没有一推了之，知道事关重大，答应向上司报告请示。
9月11日，彭育英陪同陈毅一行到达赣州，谈判实际升格。陈毅继续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和国民党军第46师的代表进行谈判。由于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的大局已定，又有大余谈判成功的经验和彭育英从中积极协助，赣州谈判进展还算顺利。当然其间也有一些曲折，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在宣传舆论上有意混淆视听，歪曲真相，矮化中共；陈毅及时据理予以反击，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国民党当局接受了红军游击队方的条件，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其他涉及重大的条款，在赣州的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代表也作不了主，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但担保可以解决。
谈判取得成功。彭育英作为主要参与人之一，心里很高兴。为了扩大协议的影响，彭育英又以大余县长、四区招抚委副主任及谈判参与人身份，向周边的南雄、信丰、崇义、汝城、桂东各县发出“快邮代电”，介绍达成的协议内容，晓以大义，要求各县立即停止“剿共”，配合游击队下山整编。
彭育英深知纸上达成的协议，真执行起来会有许多变数，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按有关协议办事，有时还得担些政治风险。例如协议规定：游击队下山集中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要造花名册交政府“点编”后，才能发给被服和军饷。红军游击队方根据中共党的决议，游击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同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拿到名册后搞什么阴谋，因此游击队下山整编时，只报了人数而不交名册。彭育英答应了。上司有所怀疑询问时，彭育英巧妙周旋说“点编了，人数的确有1000名”。不待上级审批下来，彭育英首先从大余县财政中先行借拨6000元给游击队，以敷急用。当他得知南雄、信丰等地出现迫害游击队家属的事件时，他就以四区招抚委副主任的身份亲笔写信过去，并派专人及时送往事发地，严令军政当局认真查处。游击队中一些老弱病残不能参加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要予以转业，需要政府开给“通行证”，更需要确保这些人员今后的生命安全。彭育英特地嘱咐掌印文书赖志刚，要他多开好几百张空白函笺，都盖上大余县政府大印，交游击队安排使用，这帮了游击队大忙。当年赣粤边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杨尚奎后来回忆说：“后来国民党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时，那些未用完盖有县府大印的空白函笺，为赣南特委许多同志摆脱国民党顽固派的兜捕，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76页）。彭育英得知陈毅为赣州保安司令部发给抗日义勇军的被服军装都是破旧的，有的还有血污而大发脾气的消息后，立即赶往赣州，找到四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衡，晓之以理，促成抗日义勇军一半破旧的衣被换成了新的，没换完的旧军装，彭育英也派人督促洗净缝补好以后，再交给义勇军办事处。在执行释放关押的政治犯过程中，彭育英得知中共要人方志敏的妻子缪敏，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妻子贺怡也监禁在赣州、并被判刑后，立即批准将她们释放，还安排她们在大余县平民医院治病休养。那阵子，彭育英手下留情，开释了一批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