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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奈特教授作为外籍专家，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其实，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像罗奈特教授一样的外籍专家和友好人士的关心与支持。
在一个微风习习的春日午后，我们和罗奈特教授相约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林餐厅。罗奈特教授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发明人、德国核学会主席、斯图加特大学核工程和能源系统研究所所长，2003年他受聘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当我们到达时，他已经和助理坐在了靠近角落的一张小方桌旁。罗奈特教授身着一款西装样式的咖啡色皮衣，红色的领带衬托着白色条纹衬衫，显得精神矍铄、大方得体。他笑容可掬地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开始了轻松而愉快的交谈。
罗奈特教授1964年毕业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电子物理专业，1971年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核科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在德国Brown Boveri公司反应堆物理部、西门子公司高温堆安全研究部门和国际核电站联盟轻水堆严重事故分析部门工作。他有着近40年从事反应堆科学特别是核物理、核安全以及传热方面理论与实验研究的丰富经验，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主要发明者，对我国10兆瓦高温气冷堆项目(HTR－IO)的工程设计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结缘清华，州载情深
罗奈特教授于2003年受聘为清华讲席教授，当被问及与清华如何结缘时，罗奈特教授笑着说：“那可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有30年了吧。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多名清华大学核研院的学者前往德国进行研修，而我当时已经在德国从事核能源研究，这是我们合作的初始。他们在德国学习了半年到3个季度，内容涉及很多学科，包括物理学、材料学等等，回国后在清华建设了10兆瓦高温气冷堆。”罗奈特教授提到的高温气冷堆是一种先进反应堆，清华大学于2000年建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堆，这是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它的建成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该种反应堆技术的国家之一。高温气冷堆发电技术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项目，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核能研究起步较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这项技术，除了我国一大批科学家的艰苦努力，还有像罗奈特教授这样的外籍专家的工作。
罗奈特教授非常重视教师的海外交流。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即开始邀请清华核研院多名骨干教师去德国培训和进修，学习高温气冷堆工程设计，使这些教师有机会吸收国际上成功运行的高温气冷堆的经验和新近发展的模块式高温堆的先进概念，这些教师后来都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负责人。2007年他又协助清华12名技术骨干到德国就该项目进行技术交流和培训，其中部分教师在德国接受培训近3个月。在清华，罗奈特教授面向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用英文讲授反应堆工程和反应堆安全课程方面的知识以及前沿领域的发展，特别介绍了先进水冷反应堆和高温气冷堆在如何实现核安全方面的实践。
罗奈特教授在谈话中还提到了他在清华的一位老朋友，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并对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热情大加赞赏。他说：“当初那30多位赴德学习的清华学者中，有一位你们—定认识，那就是王大中校长。当然那时他还不是校长，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几乎每周我们都会一起讨论关于修建气冷堆的事宜，关于它的技术，关于它的安全性。王大中校长的领悟力很强，很快就完成了学业，他回国后担任了核研院的院长，后来又成了清华的校长，并入选了中科院院士。”罗奈特教授开心地说：“他可是我在中国的一位好朋友!”
致力核能，着眼未来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的能源危机和挑战日益严峻，各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能源结构做出调整，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罗奈特教授从事核能源科学研究已有几十年，当被问及当初为何选择核科学时，他若有所思地回答：“我之所以会选择核科学，是因为我年轻时流传于人们之间的一个说法：我们的能源即将枯竭，煤炭、石油最多只够我们用到90年代。”他停顿了—下，接着说，“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也在考虑我可以为世界和未来做些什么。当时人类面临两个主要难题：一个是人口过度膨胀，另一个就是如何寻找开发新能源。于是我决定前往美国进行核能源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因为那里可以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
虽然当时人们预言的能源枯竭尚未发生，但气候变暖、能源短缺早已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谈到新能源的开发，罗奈特教授认为：“能源必须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所以我们在进行能源研究时必须考虑产能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许多人口众多的‘巨型城市’。风能、太阳能这样的能源或许适用于德国这样的人口小国，但对于中国，要满足这么多人的用电需求，核能可能是最合适的新能源。”核能产能高、对环境污染小，是非常符合当代低碳理念的新能源，然而它也不是毫无缺点。核能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性，在美国三厘岛核电站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出于安全考虑，西方国家一度停止了对核能源的研究。
对于建造在清华核研院的10兆瓦高温气冷堆项目的安全性，罗奈特教授介绍说，以往对于核反应堆的安全措施是一旦发生事故，即需人为插入控制棒对反应堆进行冷却，而建造在清华核研院的10兆瓦高温气冷堆的优势在于堆热功率与堆芯温度具有负反馈特性，并采用了“被动式余热冷却系统”，即使在丧失所有冷却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反应堆也能保持安全状态。“在2004年的国际高温堆大会上，我们进行过试验，当时邀请了各国的核能源学家进行演示，这是世界上首次进行此类试验。我还记得那时美国核学会主席就站在我旁边，试验成功后，他对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试验，你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我反问他：‘观看这个试验，你会感到害怕吗?’他笑着说：‘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设计，我会站在这里吗?毕竟一旦试验失败，我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说到这里，罗奈特教授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寄语清华，加强交流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作为清华的一分子，罗奈特教授也感到非常喜悦，并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清华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办出自身的特色。术业有专攻，一所好的大学不用面面俱到。比如MIT以理工闻名，哈佛大学以人文社会学科著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也并非出身名校。清华大学应该关注自己的强项，集中力量，扩大优势，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彰显实力、发挥影响。”
在人才培养方面，罗奈特教授一直倡导给学生足够的自由空间，不要用条条框框禁锢了年轻人自由不羁的想法，因为很多创造型的思考就来源于此。他说：“教学不应照 本宣科或是简单告诉学生‘你应该如何做’，让学生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给他们留足够的空间。老师的作用是指导他们，而不是局限他们。”说到这里，罗奈特教授特别强调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畅通无碍的交流非常重要，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学生有良好的语言能力。现在英语还是世界最通用的语言，我觉得清华的学生英语能力还需加强。一个好学生，就算他的专业能力很强，但如果他不能流畅地用英语与别人交流，他就无法真正融入世界学术界。”罗奈特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不只是学生，教师们也一样。因为我担任《核工程与设计》杂志(核科学专业的顶级学术刊物)的主编，有时会在审稿时发现，一些非英语母语者，即使是教授，英语水平也不够高，论文需要经过大量修改才能发表。要想提高本校的学术科研水平，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来校工作，就必须加强交流，克服语言障碍。”往人才培养方面，罗余特教授一直倡导给学生足够的自由空间，不要用条条框框禁锢了年轻人自由羁的想法。
喜爱中国，友谊长存
罗奈特教授现在每年来中国好几次，几乎把这里当做了他的第二故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去别的国家可能还会觉得陌生或不适应，在中国则完全不会，因为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熟悉。”
罗奈特教授喜欢中国的饮食，喜欢具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小城市和小乡村。在谈到对中国的印象时，他不由感叹道：“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说：“30午前，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你无法想象那时的北京和上海是什么样子，与西方的差距有多大。而如今，北京已经成为备受世界瞩目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成为活力四射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国在30年间做到了很多国家无法想象的事情，实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当全世界都陷入金融危机时，中国却可以保持经济继续增长，这恰好证明了中国日积月累的实力。希望中国可以将这种发展的势头延续下去，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和影响力，一旦中国遭遇困难，就等于世界遭遇困难。”
罗奈特教授作为外籍专家，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其实，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像罗奈特教授一样的外籍专家和友好人士的关心与支持。由于对中国核能源事业的突出贡献，2009年罗奈特教授被授予我国政府给予来华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并受邀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礼60周年国庆阅兵典礼和文艺演出。谈起隆重的“友谊奖”颁奖仪式和盛大的国庆阅兵式，罗奈特教授至今记忆犹新：“获奖的专家被颁予一块象征荣誉的金色奖牌，我还与温家宝总理握了手，我感到非常荣幸与骄傲。后来我受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招待晚宴。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这次晚宴，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我和周围的人都很激动，因为这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罗奈特教授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了国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式的盛况：“我有幸成为现场观众之一，还坐在第一排。我看到无数坦克、飞机、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我面前经过，场面如此宏大，真是太令人难忘了!”
在一个微风习习的春日午后，我们和罗奈特教授相约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林餐厅。罗奈特教授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发明人、德国核学会主席、斯图加特大学核工程和能源系统研究所所长，2003年他受聘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当我们到达时，他已经和助理坐在了靠近角落的一张小方桌旁。罗奈特教授身着一款西装样式的咖啡色皮衣，红色的领带衬托着白色条纹衬衫，显得精神矍铄、大方得体。他笑容可掬地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开始了轻松而愉快的交谈。
罗奈特教授1964年毕业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电子物理专业，1971年获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核科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在德国Brown Boveri公司反应堆物理部、西门子公司高温堆安全研究部门和国际核电站联盟轻水堆严重事故分析部门工作。他有着近40年从事反应堆科学特别是核物理、核安全以及传热方面理论与实验研究的丰富经验，是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主要发明者，对我国10兆瓦高温气冷堆项目(HTR－IO)的工程设计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结缘清华，州载情深
罗奈特教授于2003年受聘为清华讲席教授，当被问及与清华如何结缘时，罗奈特教授笑着说：“那可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概有30年了吧。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多名清华大学核研院的学者前往德国进行研修，而我当时已经在德国从事核能源研究，这是我们合作的初始。他们在德国学习了半年到3个季度，内容涉及很多学科，包括物理学、材料学等等，回国后在清华建设了10兆瓦高温气冷堆。”罗奈特教授提到的高温气冷堆是一种先进反应堆，清华大学于2000年建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堆，这是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它的建成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该种反应堆技术的国家之一。高温气冷堆发电技术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项目，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核能研究起步较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这项技术，除了我国一大批科学家的艰苦努力，还有像罗奈特教授这样的外籍专家的工作。
罗奈特教授非常重视教师的海外交流。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即开始邀请清华核研院多名骨干教师去德国培训和进修，学习高温气冷堆工程设计，使这些教师有机会吸收国际上成功运行的高温气冷堆的经验和新近发展的模块式高温堆的先进概念，这些教师后来都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负责人。2007年他又协助清华12名技术骨干到德国就该项目进行技术交流和培训，其中部分教师在德国接受培训近3个月。在清华，罗奈特教授面向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用英文讲授反应堆工程和反应堆安全课程方面的知识以及前沿领域的发展，特别介绍了先进水冷反应堆和高温气冷堆在如何实现核安全方面的实践。
罗奈特教授在谈话中还提到了他在清华的一位老朋友，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并对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热情大加赞赏。他说：“当初那30多位赴德学习的清华学者中，有一位你们—定认识，那就是王大中校长。当然那时他还不是校长，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几乎每周我们都会一起讨论关于修建气冷堆的事宜，关于它的技术，关于它的安全性。王大中校长的领悟力很强，很快就完成了学业，他回国后担任了核研院的院长，后来又成了清华的校长，并入选了中科院院士。”罗奈特教授开心地说：“他可是我在中国的一位好朋友!”
致力核能，着眼未来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的能源危机和挑战日益严峻，各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能源结构做出调整，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和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罗奈特教授从事核能源科学研究已有几十年，当被问及当初为何选择核科学时，他若有所思地回答：“我之所以会选择核科学，是因为我年轻时流传于人们之间的一个说法：我们的能源即将枯竭，煤炭、石油最多只够我们用到90年代。”他停顿了—下，接着说，“那时我还是个学生，也在考虑我可以为世界和未来做些什么。当时人类面临两个主要难题：一个是人口过度膨胀，另一个就是如何寻找开发新能源。于是我决定前往美国进行核能源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因为那里可以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
虽然当时人们预言的能源枯竭尚未发生，但气候变暖、能源短缺早已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谈到新能源的开发，罗奈特教授认为：“能源必须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所以我们在进行能源研究时必须考虑产能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许多人口众多的‘巨型城市’。风能、太阳能这样的能源或许适用于德国这样的人口小国，但对于中国，要满足这么多人的用电需求，核能可能是最合适的新能源。”核能产能高、对环境污染小，是非常符合当代低碳理念的新能源，然而它也不是毫无缺点。核能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性，在美国三厘岛核电站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出于安全考虑，西方国家一度停止了对核能源的研究。
对于建造在清华核研院的10兆瓦高温气冷堆项目的安全性，罗奈特教授介绍说，以往对于核反应堆的安全措施是一旦发生事故，即需人为插入控制棒对反应堆进行冷却，而建造在清华核研院的10兆瓦高温气冷堆的优势在于堆热功率与堆芯温度具有负反馈特性，并采用了“被动式余热冷却系统”，即使在丧失所有冷却的情况下，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反应堆也能保持安全状态。“在2004年的国际高温堆大会上，我们进行过试验，当时邀请了各国的核能源学家进行演示，这是世界上首次进行此类试验。我还记得那时美国核学会主席就站在我旁边，试验成功后，他对我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试验，你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我反问他：‘观看这个试验，你会感到害怕吗?’他笑着说：‘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设计，我会站在这里吗?毕竟一旦试验失败，我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说到这里，罗奈特教授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寄语清华，加强交流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作为清华的一分子，罗奈特教授也感到非常喜悦，并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清华大学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办出自身的特色。术业有专攻，一所好的大学不用面面俱到。比如MIT以理工闻名，哈佛大学以人文社会学科著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也并非出身名校。清华大学应该关注自己的强项，集中力量，扩大优势，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彰显实力、发挥影响。”
在人才培养方面，罗奈特教授一直倡导给学生足够的自由空间，不要用条条框框禁锢了年轻人自由不羁的想法，因为很多创造型的思考就来源于此。他说：“教学不应照 本宣科或是简单告诉学生‘你应该如何做’，让学生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给他们留足够的空间。老师的作用是指导他们，而不是局限他们。”说到这里，罗奈特教授特别强调了英语学习的重要性：“畅通无碍的交流非常重要，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学生有良好的语言能力。现在英语还是世界最通用的语言，我觉得清华的学生英语能力还需加强。一个好学生，就算他的专业能力很强，但如果他不能流畅地用英语与别人交流，他就无法真正融入世界学术界。”罗奈特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不只是学生，教师们也一样。因为我担任《核工程与设计》杂志(核科学专业的顶级学术刊物)的主编，有时会在审稿时发现，一些非英语母语者，即使是教授，英语水平也不够高，论文需要经过大量修改才能发表。要想提高本校的学术科研水平，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来校工作，就必须加强交流，克服语言障碍。”往人才培养方面，罗余特教授一直倡导给学生足够的自由空间，不要用条条框框禁锢了年轻人自由羁的想法。
喜爱中国，友谊长存
罗奈特教授现在每年来中国好几次，几乎把这里当做了他的第二故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去别的国家可能还会觉得陌生或不适应，在中国则完全不会，因为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熟悉。”
罗奈特教授喜欢中国的饮食，喜欢具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小城市和小乡村。在谈到对中国的印象时，他不由感叹道：“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他说：“30午前，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你无法想象那时的北京和上海是什么样子，与西方的差距有多大。而如今，北京已经成为备受世界瞩目的城市之一，上海也成为活力四射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国在30年间做到了很多国家无法想象的事情，实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当全世界都陷入金融危机时，中国却可以保持经济继续增长，这恰好证明了中国日积月累的实力。希望中国可以将这种发展的势头延续下去，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和影响力，一旦中国遭遇困难，就等于世界遭遇困难。”
罗奈特教授作为外籍专家，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其实，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像罗奈特教授一样的外籍专家和友好人士的关心与支持。由于对中国核能源事业的突出贡献，2009年罗奈特教授被授予我国政府给予来华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并受邀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礼60周年国庆阅兵典礼和文艺演出。谈起隆重的“友谊奖”颁奖仪式和盛大的国庆阅兵式，罗奈特教授至今记忆犹新：“获奖的专家被颁予一块象征荣誉的金色奖牌，我还与温家宝总理握了手，我感到非常荣幸与骄傲。后来我受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招待晚宴。胡锦涛主席也出席了这次晚宴，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我和周围的人都很激动，因为这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罗奈特教授还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了国庆当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式的盛况：“我有幸成为现场观众之一，还坐在第一排。我看到无数坦克、飞机、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我面前经过，场面如此宏大，真是太令人难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