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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锷[1]，字剑翛，九三学社成立时任监事。陈宝锷从国立北京大学时期始即与毛泽东结缘，现虽未找到二人直接交往的证据，但从片断的史料中可以勾勒出二人之间的关系。
一、结缘于国立北京大学
据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记载：陈宝锷，别号创啸，二十二岁，江西遂川人，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就学，国文门二年级，通讯处为江西遂川县城陈福泰号。纪念册“例言”有“至四月三十日，此册全部编就付印”。由此可知，1918年上半年，陈宝锷为国立北京大学国文门二年级学生。
1918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于8月19日同罗学瓒等一行到达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2]。1919年1月25日，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并旁听北大课程。3月12日，因母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3]。
可见，从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年初，毛泽东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旁听北大课程，陈宝锷在国立北京大学求学，两人在时空上有交集。
二、共同参加（发起）进步社团
（一）陈宝锷与毛泽东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据《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中《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原注：名单的次序基本按照入会的先后编排的，对此曾做过详细的核对。记载：陈宝锷（剑翛）名列22，毛泽东名列72[4]。在《少年中国学会历届职员名单》之“第一届职员名单”中，陈宝锷为第三组月刊编辑员[5]。另一方面，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请愿团到达北京[6]。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祁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7]。
少年中国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1920年5月4日，陈宝锷于赴法途中，在纪念五四运动集会上，“自认‘五四’之后，应埋头向学术研究努力[8]。”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填到：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事业。少年中国学会代表了当时学生界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为创造一个光明的“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9]。
（二）共同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第三张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发起人名单中，陈宝锷位列第八，毛泽东位列第十六。
上海工读互助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陈宝锷热心于工读互助，表现在：一是在1920年2月27日，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议，建议地点以“复旦附近孝友里一带为宜[10]”。二是在1925年留英期间，陈宝锷曾出入伦敦古奇街的工读互助团[11]。毛泽东对于工读互助团不但“一度醉心工读互助生活”，而且还一度在上海实验过工读互助团的生活[12]。
共同理想、共同追求把二人联系在了一起。
三、毛泽东将陈宝锷作为统战对象
1936年，毛泽东为全面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亲自写了大量信件给国民党将领、地方实力派及各界领袖。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13]，寻求他对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支持，力劝其敦促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现真正抗战，并望其将中共主张转达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旧朋”70人，其中陈宝锷名列62位。散木曾作《毛泽东书信中称“字”的人》[14]对此信作过解说，“对党外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要循之以礼”， “凡收信人姓名有‘字’者，毛泽东都对其以‘字’相称”，“以表示敬重，以及顺应传统”。又说“信中的谭逸儒、陈宝锷、彭泉舫等，笔者对之至今不甚了了。”
其实，陈宝锷自民国十六（公元1927）年起即以字行，叫陈剑翛[15]。陈宝锷于1920年4月出国[16]，1926年1月回国[17]。毛泽东对陈宝锷称名而没有称字，恰恰说明二人应在1920年陈宝锷出国之前、北大时期即熟识。毛泽东写这封信时，陈剑翛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18]，职务看似不高，社会影响不大，其实陈剑翛已于1931年被选入《当代中国名人录[19]》，是位民国名人，这或许是毛泽东将其作为统战对象的一个原因。
四、陈宝锷——毛泽东的朋友
（一）“脚踏两只船”。据《广西文献》第59期“ 我和广西大学（下）”载：民国九年（陈剑翛）曾参加陈独秀、李大钊所主持的“社会主义研究会[20]”与毛泽东认识，故在西大任校长时（1946年），曾公开对学生说他是毛泽东的朋友。
文中指责陈剑翛做的工作：在将军桥通往西大校本部的大路上挂立一块指路牌。由他（注：陈剑翛，下同）题名为“广西大学向前进”，他并且向我解释这块路牌包含两个意义：一是指由此地往前走，即可到广西大学;另一个意义，是整个广西大学是前进的。因为当时自命新派的人物，多宣传“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命民主或革命的人士，说国民党守旧，不如民主及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前进和革新。所以陈剑翛也表示自己是前进分子，以联络校内左倾员生的感情。文中还说，当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结束训政，各党派高唱民主，小政党林立，不下数十个之多。各大学校园内，学生们纷纷贴墙报或刊物，五花八门，以西大而论，仅仅是将军桥本部的“文化走廊”就不下三十多种。……除极少数墙报对政治守中立，不攻击政府的尚少，多数墙报实由“职业学生”暗中控制，并利用陈校长剑翛赠给学治会的强力收音机，收听佳木斯中共总部所发出的新闻，作为墙报的主要资料，攻击政府、批評时政。文中又说，在处理“返梧运动”中，教育部长朱家骅将一份“搞政治活动的西大学生名单”交给陈剑翛，并再三嘱咐到桂林后开除这名单上所列的学生，不让他们留在校内搞风搞雨，为中共做统战工作。但这份名单始终由陈剑翛秘密藏起来，“不照办”。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作者是陈剑翛任校长期间先后担任广西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的谢康，他在文中指责陈剑翛“政治立场不坚定”“脚踏两只船”。从陈剑翛的身份、地位看，这种观点似乎不错。陈剑翛于1914年即加入中华革命党[21]，在1931年7月12日蔡元培致蒋介石信函[22]中提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推荐陈剑翛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蔡孑民）”。这说明陈剑翛既可算是国民党元老级别的党员，也曾是蒋介石看重的人物。因此，陈剑翛与蒋介石比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更亲近。然而，身为国民党老党员、国民政府任命的国立大学校长陈剑翛在国统区却敢自称是毛泽东的朋友，并做出上述事件，可见，毛泽东的统战工作发挥了作用，而陈剑翛的政治立场当不言自明。 （二）脱离蒋政权。1949年4月，陈剑翛辞西大校长[23]。8月27日，停居香港的邓召荫、陈剑翛等11人联名发表了一篇《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谈话，成立了军事、政治、工商、文化四个行动小组，陈剑脩与胡庶华、骆介子负责文化小组，积极从事联系和策反工作。9月中旬，文化小组三位负责人举行一次港澳文化界谈话会，说明他们脱离蒋政权的意义和目的，号召文化界认清时代，明辨是非，立即走上人民的道路[24]。
9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所谓“通缉黄绍竑等附逆人员案”。决议：黄绍竑等43人及邓召荫等11人，应予通缉归案究办[25]。总统府公报第448号“最高法院检察署公告（42）台义字第3247号（1953年11月18日）”给予证实，公报称：江西省遂川县代表陈剑翛（男，56岁）等十四人附匪叛国、逆迹昭著，业经总统于卅八年间先后分别明令通缉在案。被通缉之后，陈剑翛、骆介子先后回到北京[26]。
如果说陈剑翛在广西大学时还是“脚踏两只船”，那么此时已经彻底“脱离了蒋政权”。
五、陈剑翛或得到毛泽东关怀
1949年11月28日，竺可桢知陈剑翛于“今春辞职，来京已将两月，但因各校教员已聘定，竟不能插足，言之至为可怜”[27]。“新中国成立后，陈剑翛打电话给毛泽东，表示祝贺……”[28]
1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负责人员名单[29]。12月18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30]。”1950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口成立，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陈剑翛任副部长[31]。陈剑翛从找不到工作到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或许得到了毛泽东的帮助。
另外，1920年4月1日，陈宝锷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王光祈、魏嗣銮同行赴欧留学[32]。许多资料说：“在岸上和他们挥手告别的就是毛泽东，可见王光祈与毛泽东之间的情谊”[33]，“当轮船渐渐驶离码头时，在岸上不断挥手的几个身影中，也夹杂着来自湖南的毛泽东”[34]。但据《毛泽东年谱[35]》记载：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北京去上海，5月5日，到达上海。因此，本文不采用毛泽东为陈宝锷等送行一说。
注释：
[1]陈宝锷，字剑翛，以字行，曾用名陈剑脩，陈剑修。见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社史研究通讯》第2016-2期，第40-4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4]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40页。
[5]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44-24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8]韩立文、毕兴编：《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9]吴小龙：《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第31页。
[10]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50页。
[11]陶方宣著：《天空多么希腊 徐志摩与邵洵美》，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5页。
[12]郑海峰编著：《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7-59页。
[14]散木：《毛泽东书信中称“字”的人》，《党史博览》，2008年第9期，第51页。
[15]见1930年1月3日《上海画报》之《记社会教育家陈剑脩君》。
[16]周永珍著：《留法纪事——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辑录》，国家图书馆，2008年，第273-277页。
[17]罗久芳著：《我的父亲罗家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1页。
[18]国立中央大学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册编辑会编：《国立中央大学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册》，南京，编者刊，1936年7月，第165页。
[19]樊荫南编纂：《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
[20]作者未找到陈宝锷是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的资料。
[21]见1930年1月3日《上海画报》之《记社会教育家陈剑脩君》。
[22]《蔡元培致蒋介石信函》，《台湾史档案资源系统之许寿裳文书》，1931年7月12日，检索网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282881。
[23]《华侨日报》1949年4月17日第2版。
[24]本书编辑部著译：《文史资料选辑（70）》，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25]本书编辑部著译：《文史资料选辑（70）》，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26]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广西大学校史1928-1988》，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第149页。
[27]竺可桢著，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00页。
[28]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广西大学校史1928-1988》，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第238頁。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副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副主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31]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731页。 侯雄飞、蒋辅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辞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6-97页。
[32]韩立文、毕兴编：《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
[33]韩三洲：《毛泽东不忘王光祈》，《海内与海外》，2008年第10期。
[34]丁三：《疆场上见》，《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48-53页。
[35]《毛泽东年谱（1893-1937.6）》。
（作者为九三学社秦皇岛市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尚国敏
一、结缘于国立北京大学
据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记载：陈宝锷，别号创啸，二十二岁，江西遂川人，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就学，国文门二年级，通讯处为江西遂川县城陈福泰号。纪念册“例言”有“至四月三十日，此册全部编就付印”。由此可知，1918年上半年，陈宝锷为国立北京大学国文门二年级学生。
1918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于8月19日同罗学瓒等一行到达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2]。1919年1月25日，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并旁听北大课程。3月12日，因母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3]。
可见，从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年初，毛泽东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旁听北大课程，陈宝锷在国立北京大学求学，两人在时空上有交集。
二、共同参加（发起）进步社团
（一）陈宝锷与毛泽东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据《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书中《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名单》（原注：名单的次序基本按照入会的先后编排的，对此曾做过详细的核对。记载：陈宝锷（剑翛）名列22，毛泽东名列72[4]。在《少年中国学会历届职员名单》之“第一届职员名单”中，陈宝锷为第三组月刊编辑员[5]。另一方面，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请愿团到达北京[6]。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祁等介绍，参加少年中国学会[7]。
少年中国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1920年5月4日，陈宝锷于赴法途中，在纪念五四运动集会上，“自认‘五四’之后，应埋头向学术研究努力[8]。”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上填到：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事业。少年中国学会代表了当时学生界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为创造一个光明的“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9]。
（二）共同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第三张发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发起人名单中，陈宝锷位列第八，毛泽东位列第十六。
上海工读互助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陈宝锷热心于工读互助，表现在：一是在1920年2月27日，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议，建议地点以“复旦附近孝友里一带为宜[10]”。二是在1925年留英期间，陈宝锷曾出入伦敦古奇街的工读互助团[11]。毛泽东对于工读互助团不但“一度醉心工读互助生活”，而且还一度在上海实验过工读互助团的生活[12]。
共同理想、共同追求把二人联系在了一起。
三、毛泽东将陈宝锷作为统战对象
1936年，毛泽东为全面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亲自写了大量信件给国民党将领、地方实力派及各界领袖。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13]，寻求他对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支持，力劝其敦促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现真正抗战，并望其将中共主张转达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旧朋”70人，其中陈宝锷名列62位。散木曾作《毛泽东书信中称“字”的人》[14]对此信作过解说，“对党外人士开展统战工作，要循之以礼”， “凡收信人姓名有‘字’者，毛泽东都对其以‘字’相称”，“以表示敬重，以及顺应传统”。又说“信中的谭逸儒、陈宝锷、彭泉舫等，笔者对之至今不甚了了。”
其实，陈宝锷自民国十六（公元1927）年起即以字行，叫陈剑翛[15]。陈宝锷于1920年4月出国[16]，1926年1月回国[17]。毛泽东对陈宝锷称名而没有称字，恰恰说明二人应在1920年陈宝锷出国之前、北大时期即熟识。毛泽东写这封信时，陈剑翛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18]，职务看似不高，社会影响不大，其实陈剑翛已于1931年被选入《当代中国名人录[19]》，是位民国名人，这或许是毛泽东将其作为统战对象的一个原因。
四、陈宝锷——毛泽东的朋友
（一）“脚踏两只船”。据《广西文献》第59期“ 我和广西大学（下）”载：民国九年（陈剑翛）曾参加陈独秀、李大钊所主持的“社会主义研究会[20]”与毛泽东认识，故在西大任校长时（1946年），曾公开对学生说他是毛泽东的朋友。
文中指责陈剑翛做的工作：在将军桥通往西大校本部的大路上挂立一块指路牌。由他（注：陈剑翛，下同）题名为“广西大学向前进”，他并且向我解释这块路牌包含两个意义：一是指由此地往前走，即可到广西大学;另一个意义，是整个广西大学是前进的。因为当时自命新派的人物，多宣传“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命民主或革命的人士，说国民党守旧，不如民主及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前进和革新。所以陈剑翛也表示自己是前进分子，以联络校内左倾员生的感情。文中还说，当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结束训政，各党派高唱民主，小政党林立，不下数十个之多。各大学校园内，学生们纷纷贴墙报或刊物，五花八门，以西大而论，仅仅是将军桥本部的“文化走廊”就不下三十多种。……除极少数墙报对政治守中立，不攻击政府的尚少，多数墙报实由“职业学生”暗中控制，并利用陈校长剑翛赠给学治会的强力收音机，收听佳木斯中共总部所发出的新闻，作为墙报的主要资料，攻击政府、批評时政。文中又说，在处理“返梧运动”中，教育部长朱家骅将一份“搞政治活动的西大学生名单”交给陈剑翛，并再三嘱咐到桂林后开除这名单上所列的学生，不让他们留在校内搞风搞雨，为中共做统战工作。但这份名单始终由陈剑翛秘密藏起来，“不照办”。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作者是陈剑翛任校长期间先后担任广西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的谢康，他在文中指责陈剑翛“政治立场不坚定”“脚踏两只船”。从陈剑翛的身份、地位看，这种观点似乎不错。陈剑翛于1914年即加入中华革命党[21]，在1931年7月12日蔡元培致蒋介石信函[22]中提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推荐陈剑翛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蔡孑民）”。这说明陈剑翛既可算是国民党元老级别的党员，也曾是蒋介石看重的人物。因此，陈剑翛与蒋介石比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更亲近。然而，身为国民党老党员、国民政府任命的国立大学校长陈剑翛在国统区却敢自称是毛泽东的朋友，并做出上述事件，可见，毛泽东的统战工作发挥了作用，而陈剑翛的政治立场当不言自明。 （二）脱离蒋政权。1949年4月，陈剑翛辞西大校长[23]。8月27日，停居香港的邓召荫、陈剑翛等11人联名发表了一篇《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谈话，成立了军事、政治、工商、文化四个行动小组，陈剑脩与胡庶华、骆介子负责文化小组，积极从事联系和策反工作。9月中旬，文化小组三位负责人举行一次港澳文化界谈话会，说明他们脱离蒋政权的意义和目的，号召文化界认清时代，明辨是非，立即走上人民的道路[24]。
9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所谓“通缉黄绍竑等附逆人员案”。决议：黄绍竑等43人及邓召荫等11人，应予通缉归案究办[25]。总统府公报第448号“最高法院检察署公告（42）台义字第3247号（1953年11月18日）”给予证实，公报称：江西省遂川县代表陈剑翛（男，56岁）等十四人附匪叛国、逆迹昭著，业经总统于卅八年间先后分别明令通缉在案。被通缉之后，陈剑翛、骆介子先后回到北京[26]。
如果说陈剑翛在广西大学时还是“脚踏两只船”，那么此时已经彻底“脱离了蒋政权”。
五、陈剑翛或得到毛泽东关怀
1949年11月28日，竺可桢知陈剑翛于“今春辞职，来京已将两月，但因各校教员已聘定，竟不能插足，言之至为可怜”[27]。“新中国成立后，陈剑翛打电话给毛泽东，表示祝贺……”[28]
1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负责人员名单[29]。12月18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30]。”1950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口成立，林彪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潘梓年，陈剑翛任副部长[31]。陈剑翛从找不到工作到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或许得到了毛泽东的帮助。
另外，1920年4月1日，陈宝锷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王光祈、魏嗣銮同行赴欧留学[32]。许多资料说：“在岸上和他们挥手告别的就是毛泽东，可见王光祈与毛泽东之间的情谊”[33]，“当轮船渐渐驶离码头时，在岸上不断挥手的几个身影中，也夹杂着来自湖南的毛泽东”[34]。但据《毛泽东年谱[35]》记载：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北京去上海，5月5日，到达上海。因此，本文不采用毛泽东为陈宝锷等送行一说。
注释：
[1]陈宝锷，字剑翛，以字行，曾用名陈剑脩，陈剑修。见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办《社史研究通讯》第2016-2期，第40-44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4]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40页。
[5]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44-245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8]韩立文、毕兴编：《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9]吴小龙：《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中国青年研究》，2005年第5期，第31页。
[10]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50页。
[11]陶方宣著：《天空多么希腊 徐志摩与邵洵美》，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5页。
[12]郑海峰编著：《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7-59页。
[14]散木：《毛泽东书信中称“字”的人》，《党史博览》，2008年第9期，第51页。
[15]见1930年1月3日《上海画报》之《记社会教育家陈剑脩君》。
[16]周永珍著：《留法纪事——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辑录》，国家图书馆，2008年，第273-277页。
[17]罗久芳著：《我的父亲罗家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1页。
[18]国立中央大学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册编辑会编：《国立中央大学二十四级毕业纪念册》，南京，编者刊，1936年7月，第165页。
[19]樊荫南编纂：《当代中国名人录》，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
[20]作者未找到陈宝锷是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的资料。
[21]见1930年1月3日《上海画报》之《记社会教育家陈剑脩君》。
[22]《蔡元培致蒋介石信函》，《台湾史档案资源系统之许寿裳文书》，1931年7月12日，检索网址：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search/search_detail.jsp？xmlId=0000282881。
[23]《华侨日报》1949年4月17日第2版。
[24]本书编辑部著译：《文史资料选辑（70）》，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25]本书编辑部著译：《文史资料选辑（70）》，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26]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广西大学校史1928-1988》，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第149页。
[27]竺可桢著，樊洪业主编：《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00页。
[28]刘长汉主编，广西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广西大学校史1928-1988》，广西大学学报编辑部，1988年，第238頁。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副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陈晋、李捷、熊华源、吴正裕、张素华副主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31]湖北省档案馆编：《湖北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731页。 侯雄飞、蒋辅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辞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6-97页。
[32]韩立文、毕兴编：《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
[33]韩三洲：《毛泽东不忘王光祈》，《海内与海外》，2008年第10期。
[34]丁三：《疆场上见》，《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48-53页。
[35]《毛泽东年谱（1893-1937.6）》。
（作者为九三学社秦皇岛市委会副主委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