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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了周期性波动的一般规律，实现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周期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型周期的转变。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与经济周期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和规律性且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突出表现为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周期为主导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导，再到新时代以创新周期为主导的内在“中式周期”演变规律。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机制;中式周期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5-0064-12
[作者] 徐志向 讲师 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成都611130
张 敏 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0065
一、引言
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供需失衡，形成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甚至是破坏。[1]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后，世界范围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对于经济周期理论演变过程及类型研究，一般从三个维度进行：一是从时间维度，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与长周期四种类型;二是从影响因素的维度，可分为创新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非经济因素周期;三是从经济总量下降和上升情况的维度，可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古典型周期与增长型周期两类。若根据持续期和划分依据的差别，经济周期还可分为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基钦周期持续期较短，通常为3～4年，主要源于商品库存变动;朱格拉周期持续期较长，通常为5～10年，主要源于投资增减变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持续期最长，通常为30～60年，主要源于技术更迭。[2]
现有经济周期理论大多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对于新中国经济阶段（周期）研究，有代表性的有刘树成（2006）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和影响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外生随机冲击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周游（2012）将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得出当时中国正处在创新高涨、潜在增长率下滑阶段的结论。[3]刘树成（2013）则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与“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减弱是导致本轮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马艳（2016）对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进行了创新和中国化发展，提出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CSSA）理论，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阶段演变进行了分析。[4]张连城（2017）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的视角，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从波谷运行到波峰，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经济周期应当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认为该种制度下所形成的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它所具有的硬预算约束特征，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周期形成的微观基础。[5]王琳（2018）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方法论，构建了基于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分析框架，提出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2年（转型经济长周期的探索期）、1992～2008年（转型经济长周期的巩固期）、2008-- 2012年（转型经济长周期的衰退期）、2012年今（由制度创新为主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4个阶段的演变历程。[6]刘金全（2018）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更迭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认为“软扩张”时期和“次贷危机’’时期经济周期主要受技术冲击驱使，而“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是工资加成冲击与消费偏好冲击。[7]
由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原因也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8]也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 -书中曾就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提出过这样的论断：“……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9]因此，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演变机制的研究应以新中国经济运行事实和波动经验数据为依托，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问题的本源所在，在理论上持续不断论证和阐明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厘清周期演变中各个阶段的因果关系，以为正确认识新中国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提供有益帮助。
二、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与社会发展阶段的耦合
马克思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0]这就表明，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演变的某种必然关联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讲，无论是影响它的国家政治社会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本身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产业结构，所经历的变迁都是复杂的。[11]因此，要想对新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性有深入考察，首先就要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几个不同阶段。
文章以实际GDP增长率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①作为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衡量指标，按照经济周期的“峰一峰”法判断准则，可以大致推断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12.5次周期波动，分别为：1953年～1956年、1956年～1958年、1958年～1964年、1964年～1970年、1970年～1973年、1973年～1975年、1975年～1978年、1978年～1984年、1984年～1987年、1987年～1992年、1992年～2007年、2007年～2010年、2012年至今，整体上讲，改革开放前后分别经历了7次和5.5次經济周期性波动（详见图1）。 数据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相关资料整理所得，但由于1949年～1952年属于战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所以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未纳入。
进一步将各个经济周期阶段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进行对照来看：
（1）改革开放前。除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49年～1952年）以外，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3年～1957年，即“一五”时期）对应1953年～1956年的周期阶段;赶英超美“大跃进”阶段（1958年～1965年）对应1958年～1964年的周期阶段;“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年--1976年）对应1 964年～1970年、1970年--1973年、1973年～1975年的周期阶段;“拨乱反正”阶段（1977年～1978年）对应1975年～1978年的周期阶段。
可以发现：一方面，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吻合特征，这就初步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层面活动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的吻合还表现出了很强的规律性，即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都是下一个周期衰退阶段的开始，而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倒数第二年都对应着相应周期阶段的峰值点。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同样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较强。由于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都是出台新的政策（计划）或者新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而处于转折期年份一般都有“静观其变”的心态，从而缺乏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对中央政治决策的依赖和信任度较高。因此，政府政策实施，往往会得到“超常”的结果，政策红利效果明显，容易形成经济发展的波峰。
（2）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年～1984年）对应1978年～1984年的周期阶段;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阶段（1984年～1992年）对应1984年～1987年及1987年～1992年的周期阶段;改革开放创新进取阶段（1992年～2002年）与改革开放逐步完善阶段（2002年～2007年）对应1992年～2007年的周期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及恢复阶段（2008年～2012年）对应2007年～2010年的周期阶段;当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年～2020年）对应2012年至今的周期阶段。
从这组对照中则不难发现：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存在着完全的吻合，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对应着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由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吻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全吻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循序渐进，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由此使得经济机制内部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愈加明显，导致市场的调节决定了经济周期的特征。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打破了经济周期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规律，而且使得经济周期表现出了新的波动特征。该轮周期影响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不同国家受危机影响程度的差异也直接决定了各国走出危机阶段的速度和下一轮资本大规模投资的起点。综合分析，1949年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且这一耦合又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从改革开放前的“基本耦合”转变为了改革开放后的“完全耦合”，新时代则又表现出了新的耦合特征。
三、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数据与社会发展现实的考察，不难发现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三位”指的是三种经济周期类型，分别为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①“一体”主要是指三种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统一于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全过程（详见图2）。
三种周期类型存在“时空转换”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创新周期三种周期类型分别对应着改革开放之前（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2012年）、新时代（2012年至今）三个时期。也就是说，197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周期主要以政治周期为主导;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突出表现为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影响下，创新周期则属于最为主要的周期形式。
二是从中国内部来看，政府作为经济运行的“守夜人”，政治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指导作用始终不容忽视。因此，将政治周期纳入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十分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周期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从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使得政治周期的作用相对逐渐式微，经济机制内部调节以及技術创新的作用则日益凸显。
三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内部调节作用的加深，催生了诸如货币决定论、自然资源供求失衡论、投资决定论、消费不足论、经济发展不平衡论等诸多经济周期理论，且这些周期理论不同程度从短期、中期、中长期解释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此外，尽管经济体制内部调节机制在改革开放后的影响增强，但是，新时代，面临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节点，创新周期则表现出了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得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的作用相对变弱。
四是新时代背景下，能否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机遇，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的重大突破，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水平的发展方向。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为主，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创新周期的特征表现并不明显。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有关科技创新方面的科学论断，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不难预见，创新周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过程的主要体现。 四、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
1949年新中国成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的客观历史背景下，通过学习前苏联和自身艰苦努力，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为1949年～1952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准备阶段;1953年～1957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1958年～1978年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阶段。整体上讲，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在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作用下形成的，表现出了显著的政治周期特征。
1.计划经济体制的准备阶段（1949年～1952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尚处于典型的农业发展阶段，城市工人大量失业、农村居民生产资料匮乏的现象十分突出。1949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只有12.6%来自工业，68.4%来自农业。[12]为此，中央政府依据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积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二是稳定物价，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三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此外，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增加农业投资、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制定煤矿和钢铁生产计划等其他发展工农业的措施。经过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恢复建设，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从358亿元增加到了589亿元。1950年、1951年、1952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高达19.0%、16.7%、22.3%，实现了平均19.3%的经济增速。
2.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1953年～1957年）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13]因此，在计划经济建立阶段，中国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投资的主要方向正是工业企业，“一五”时期建筑业和工业的增加值分别达到了平均20.5%、18.3%的增长速度，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增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详见图3）。
另外，为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加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但在1954年，“由于推进过快，合作社的质量参差不齐，各地农民变卖农具、宰杀牲畜、要求退社的现象时有发生”，（14]以致1954年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增长率仅为3.70%，较1953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直接导致了GDP增长率的下降，让宏观经济波动进入了衰退阶段。尽管1955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在“停、缩、发”三字方针的指导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达到了高潮，推动经济整体进入了复苏阶段。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多种弊端逐渐显露、恶化，经济发展再次出现衰退，1957年农林牧渔业与建筑业均又表现出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尽管如此，1957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中国全面实行统购统销的物资管理方式、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以及对生产要素价格的集中统一定制等，不断增强政府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也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阶段（1958年～1978年）
中共八大二次舍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激发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效推动195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1.3%的峰值。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抽走，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果树及大型农具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被取消，[15]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商品经济生产积极性不足，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导致1961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长率降低至一29.88%的困境。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并通过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以及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恢复发展，1965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达到了28.03%的峰值，国内生产总值也实现了17%的高增长率。
1966年5月开始，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国民经济再一次遭到重创，特别是工业企业部门，1967年和1968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5.95%和一9.92%。1969年，中共九大后工业发展才逐渐好转，国民经济稍趋稳定。1970年，伴随《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的颁布实施.全国GDP增长率又达到了19.3%的峰值。然而，1970年后激进式的权利下放改革引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管理的脱节，激起了地方经济生产的“冒进”行为，从而使经济又转入了衰退期。尽管1973年和1975年中国国民经济进行了两次调整，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1976年的“反擊右倾翻案风”则再次把经济带人负增长的境地。1977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则是从经济思想的领域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为国民经济的恢复调整提供了指导思想。总体来看，尽管1966年～1976年，中国经济发展受政治干扰产生波动（形成周期），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的政治号召也极大减少了“革命”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使得1966年～1976年的经济波动性低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综上，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典型的政治周期特征。在政治周期的主导作用下：（1）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建筑业的产值增长率波动与国民经济的波动趋势呈现出了一致性。（3）“大跃进”阶段，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国民经济的波动趋势呈现出了一致性。（4）“文化大革命”及恢复阶段，工业增加值与国民经济的波动趋势呈现出了一致性。 五、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
1978年以后，中央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可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整个阶段分为转轨期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两个时期。期间，无论是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都对经济波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以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
1.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期（1978年--1992年）
经济体制转轨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了总量失衡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不完全短缺，即在转轨初始阶段，“经常性的短缺运行和‘一快就涨’”的特征并没有消失。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同，双轨制时期经济总量的不平衡则属于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旺盛而导致的不平衡。
就供给角度而言，尽管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由于（1）国有企业的表层性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使国有企业依然存在着效率低下、产品陈旧、品种单一以及货不对路等问题。（2）渐進式改革模式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出现了脱节，“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的投资结构”战略构想在实践中更多的表现为盲目扩张的低水平、重复性投资。（3）市场化改革是按照农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顺序进行的，而以提供投资物品和日用消费品为主营业务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则会加剧投资品的供应不足，[16]综合影响下，最终导致了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
就需求角度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传统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就学等体制下，人们‘无后顾之忧’，从而缺乏消费的自我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强烈，而在改革增加企业活力，活力带来收益增长，企业收入向职工倾斜的转轨初始阶段，出现了一个消费快速增长的浪漫主义的时期”。[17]1978年～1992年的转轨期，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从184元增加到了1057元，增长程度高达474.5%。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38元增加到了701元，增长了408%;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405元增加到了2009元，增长了396%。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也指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表明有效需求过剩是转轨期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时期（1992年～2012年）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表现为受到有效供给不足制约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产生的一般经济过剩。
就供给侧而言，中国有效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1） -般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稀缺、质量较差、种类单一、结构不合理等引致无效供给过剩。（2）投资品中的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以及优质中间产品的供给不足。（3）制度类公共物品与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这些问题可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而造成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不仅抬高了产品的价格，催生了投机倒把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断涌现，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最终导致1999年前后中国经济运行进入了低潮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同时提出并实施“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方向，增加供给，优化结构，拓宽领域，扩大就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战略部署，使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遏制了无效供给的肆意扩张，总需求问题逐渐成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18]
就需求侧而言，中国自1997年至2000年，因经济持续高增长，总供给不断增大，同时由于企业和社会投资不振，加之以消费萎靡，出现投资需求落后于投资物品和消费品的增长，产生了“转轨经济中机制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这一时期，国外需求对于中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表现出了此消彼长的态势，且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较1992年和1993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发现，2002年全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零售市场成交额增长率从2001年的9.46%大幅度下降到了-14.88%。
此外，受国家政策变动的影响，国家预算内的资金增长率与利用外资的增长率也出现了几次大幅度波动，而自筹和其他资金增长率的波动性则相对较为有限，并未发生较大改观。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阶段，经常性的制度变迁引起的阶段性错位不仅造成了城镇居民的失业和农民收入增长滞后，而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投资的热情。正如刘诗白教授所讲：“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条件下，有需求不足以及通胀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借助于发达的市场机制以及有效的政府调控，这种供求失衡有可能得到缓解和治理，使总量不均衡成为暂时的和过渡性的，经济运行会呈现出小的波幅，但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20]这也解释了1992年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缓升缓降”特征的主要原因所在。
六、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创新周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伴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加深，尽管政治周期和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依然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相比较而言，新时代技术创新周期才是中国抓住机遇，摆脱经济衰退的关键所在。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经济总量的失衡具体表现为“复杂经济过剩”。①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重新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大数据、生物、脑科学、新能源、量子通信、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领域不断涌现，[21]世界各国也都在积极争相抢占科技制高点。这一方面，田溯宁（2013）认为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而在这次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新变革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在很多领域甚至还有着创新与领先的可能。[22]克劳斯·施瓦布（2016）强调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具有自身特性的第四次革命，且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充分具备了成为时代先锋和全球领头羊的条件。[23]因此，如何抓住技术创新的重大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 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追求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是符合新时代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2013年9月，習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现代化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2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多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以及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进行讨论研究，逐步形成“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的科学论断。[25]
再次，当前中国呈现的技术创新也彰显了国家创新能力和优势。从创新投入的角度来看，2017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403.4（万人年），同比增长了4.02%;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7606.1亿元，同比增长12.31%。从创新产出的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技术市场成交额已达13424亿元，同比增长17.68%;发明专利授权数达420144项，同比增长3.94%。②此外，中国还在新自动驾驶系统、人海潜水的水下无人机、桌面3D打印机、新自动驾驶处理器、高灵敏电容触摸屏与高能续航的系留旋翼无人机等诸多领域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表明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主导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趋势的重要力量。
七、结语
本文关于经济周期演变机制的分析主要按照以下逻辑展开：首先，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以重大历史经济事实与政府经济政策为主线，以经济体制的演变为框架，将新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又分别将各个阶段细化为11个具体阶段和13个经济周期。其次，将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匹配”，结果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且这一耦合又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改革开放前的“基本耦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全耦合”，进一步地，新时代又表现出了新的尚待研究的耦合特征。最后，通过对新中国历来经济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考察，认为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即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三种经济周期类型统一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同时，又突出表现为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周期为主导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导，再到新时代以创新周期为主导的“中式周期”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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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华堂）
[关键词] 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机制;中式周期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9）05-0064-12
[作者] 徐志向 讲师 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成都611130
张 敏 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0065
一、引言
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反映了经济增长中的供需失衡，形成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甚至是破坏。[1]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后，世界范围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一直持续至今。对于经济周期理论演变过程及类型研究，一般从三个维度进行：一是从时间维度，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与长周期四种类型;二是从影响因素的维度，可分为创新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非经济因素周期;三是从经济总量下降和上升情况的维度，可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古典型周期与增长型周期两类。若根据持续期和划分依据的差别，经济周期还可分为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基钦周期持续期较短，通常为3～4年，主要源于商品库存变动;朱格拉周期持续期较长，通常为5～10年，主要源于投资增减变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持续期最长，通常为30～60年，主要源于技术更迭。[2]
现有经济周期理论大多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对于新中国经济阶段（周期）研究，有代表性的有刘树成（2006）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原因和影响机制进行考察，认为外生随机冲击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周游（2012）将熊彼特技术创新长波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得出当时中国正处在创新高涨、潜在增长率下滑阶段的结论。[3]刘树成（2013）则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与“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减弱是导致本轮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马艳（2016）对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SA）进行了创新和中国化发展，提出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CSSA）理论，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阶段演变进行了分析。[4]张连城（2017）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的视角，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从波谷运行到波峰，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经济周期应当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认为该种制度下所形成的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它所具有的硬预算约束特征，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周期形成的微观基础。[5]王琳（2018）基于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方法论，构建了基于技术力、制度力以及两者之间耦合力的三元经济长波分析框架，提出改革开放以来1978～1992年（转型经济长周期的探索期）、1992～2008年（转型经济长周期的巩固期）、2008-- 2012年（转型经济长周期的衰退期）、2012年今（由制度创新为主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4个阶段的演变历程。[6]刘金全（2018）对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更迭与驱动因素进行研究，认为“软扩张”时期和“次贷危机’’时期经济周期主要受技术冲击驱使，而“新常态”下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是工资加成冲击与消费偏好冲击。[7]
由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不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原因也存在本质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8]也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 -书中曾就经济周期与经济危机提出过这样的论断：“……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9]因此，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演变机制的研究应以新中国经济运行事实和波动经验数据为依托，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问题的本源所在，在理论上持续不断论证和阐明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厘清周期演变中各个阶段的因果关系，以为正确认识新中国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提供有益帮助。
二、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与社会发展阶段的耦合
马克思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10]这就表明，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此，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演变的某种必然关联的可能性。对中国来讲，无论是影响它的国家政治社会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本身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产业结构，所经历的变迁都是复杂的。[11]因此，要想对新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性有深入考察，首先就要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几个不同阶段。
文章以实际GDP增长率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①作为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衡量指标，按照经济周期的“峰一峰”法判断准则，可以大致推断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12.5次周期波动，分别为：1953年～1956年、1956年～1958年、1958年～1964年、1964年～1970年、1970年～1973年、1973年～1975年、1975年～1978年、1978年～1984年、1984年～1987年、1987年～1992年、1992年～2007年、2007年～2010年、2012年至今，整体上讲，改革开放前后分别经历了7次和5.5次經济周期性波动（详见图1）。 数据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相关资料整理所得，但由于1949年～1952年属于战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所以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未纳入。
进一步将各个经济周期阶段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进行对照来看：
（1）改革开放前。除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49年～1952年）以外，社会主义改造阶段（1953年～1957年，即“一五”时期）对应1953年～1956年的周期阶段;赶英超美“大跃进”阶段（1958年～1965年）对应1958年～1964年的周期阶段;“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年--1976年）对应1 964年～1970年、1970年--1973年、1973年～1975年的周期阶段;“拨乱反正”阶段（1977年～1978年）对应1975年～1978年的周期阶段。
可以发现：一方面，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吻合特征，这就初步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层面活动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的吻合还表现出了很强的规律性，即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都是下一个周期衰退阶段的开始，而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倒数第二年都对应着相应周期阶段的峰值点。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同样要归因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较强。由于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最后一年都是出台新的政策（计划）或者新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而处于转折期年份一般都有“静观其变”的心态，从而缺乏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对中央政治决策的依赖和信任度较高。因此，政府政策实施，往往会得到“超常”的结果，政策红利效果明显，容易形成经济发展的波峰。
（2）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年～1984年）对应1978年～1984年的周期阶段;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阶段（1984年～1992年）对应1984年～1987年及1987年～1992年的周期阶段;改革开放创新进取阶段（1992年～2002年）与改革开放逐步完善阶段（2002年～2007年）对应1992年～2007年的周期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及恢复阶段（2008年～2012年）对应2007年～2010年的周期阶段;当前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年～2020年）对应2012年至今的周期阶段。
从这组对照中则不难发现：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存在着完全的吻合，改革开放的四个阶段对应着三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由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吻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全吻合”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循序渐进，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由此使得经济机制内部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愈加明显，导致市场的调节决定了经济周期的特征。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打破了经济周期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规律，而且使得经济周期表现出了新的波动特征。该轮周期影响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不同国家受危机影响程度的差异也直接决定了各国走出危机阶段的速度和下一轮资本大规模投资的起点。综合分析，1949年至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且这一耦合又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从改革开放前的“基本耦合”转变为了改革开放后的“完全耦合”，新时代则又表现出了新的耦合特征。
三、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数据与社会发展现实的考察，不难发现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三位”指的是三种经济周期类型，分别为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①“一体”主要是指三种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统一于新中国经济周期演变的全过程（详见图2）。
三种周期类型存在“时空转换”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创新周期三种周期类型分别对应着改革开放之前（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2012年）、新时代（2012年至今）三个时期。也就是说，197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周期主要以政治周期为主导;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周期突出表现为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2012年至今的新时代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影响下，创新周期则属于最为主要的周期形式。
二是从中国内部来看，政府作为经济运行的“守夜人”，政治因素对于经济运行的指导作用始终不容忽视。因此，将政治周期纳入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十分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周期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从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使得政治周期的作用相对逐渐式微，经济机制内部调节以及技術创新的作用则日益凸显。
三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内部调节作用的加深，催生了诸如货币决定论、自然资源供求失衡论、投资决定论、消费不足论、经济发展不平衡论等诸多经济周期理论，且这些周期理论不同程度从短期、中期、中长期解释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此外，尽管经济体制内部调节机制在改革开放后的影响增强，但是，新时代，面临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关键节点，创新周期则表现出了更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得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的作用相对变弱。
四是新时代背景下，能否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机遇，实现关键领域技术的重大突破，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水平的发展方向。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为主，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创新周期的特征表现并不明显。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有关科技创新方面的科学论断，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不难预见，创新周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过程的主要体现。 四、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
1949年新中国成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严重滞后的客观历史背景下，通过学习前苏联和自身艰苦努力，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为1949年～1952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准备阶段;1953年～1957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1958年～1978年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阶段。整体上讲，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在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作用下形成的，表现出了显著的政治周期特征。
1.计划经济体制的准备阶段（1949年～1952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尚处于典型的农业发展阶段，城市工人大量失业、农村居民生产资料匮乏的现象十分突出。1949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只有12.6%来自工业，68.4%来自农业。[12]为此，中央政府依据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积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二是稳定物价，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三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此外，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增加农业投资、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制定煤矿和钢铁生产计划等其他发展工农业的措施。经过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恢复建设，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从358亿元增加到了589亿元。1950年、1951年、1952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分别高达19.0%、16.7%、22.3%，实现了平均19.3%的经济增速。
2.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1953年～1957年）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13]因此，在计划经济建立阶段，中国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投资的主要方向正是工业企业，“一五”时期建筑业和工业的增加值分别达到了平均20.5%、18.3%的增长速度，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了绝对优势，从而增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详见图3）。
另外，为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加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但在1954年，“由于推进过快，合作社的质量参差不齐，各地农民变卖农具、宰杀牲畜、要求退社的现象时有发生”，（14]以致1954年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增长率仅为3.70%，较1953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直接导致了GDP增长率的下降，让宏观经济波动进入了衰退阶段。尽管1955年初，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在“停、缩、发”三字方针的指导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达到了高潮，推动经济整体进入了复苏阶段。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多种弊端逐渐显露、恶化，经济发展再次出现衰退，1957年农林牧渔业与建筑业均又表现出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尽管如此，1957年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中国全面实行统购统销的物资管理方式、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以及对生产要素价格的集中统一定制等，不断增强政府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也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完成阶段（1958年～1978年）
中共八大二次舍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激发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效推动195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1.3%的峰值。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抽走，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果树及大型农具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被取消，[15]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商品经济生产积极性不足，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导致1961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长率降低至一29.88%的困境。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并通过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以及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恢复发展，1965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达到了28.03%的峰值，国内生产总值也实现了17%的高增长率。
1966年5月开始，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国民经济再一次遭到重创，特别是工业企业部门，1967年和1968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15.95%和一9.92%。1969年，中共九大后工业发展才逐渐好转，国民经济稍趋稳定。1970年，伴随《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的颁布实施.全国GDP增长率又达到了19.3%的峰值。然而，1970年后激进式的权利下放改革引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管理的脱节，激起了地方经济生产的“冒进”行为，从而使经济又转入了衰退期。尽管1973年和1975年中国国民经济进行了两次调整，抑制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1976年的“反擊右倾翻案风”则再次把经济带人负增长的境地。1977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则是从经济思想的领域进行了一次“拨乱反正”，为国民经济的恢复调整提供了指导思想。总体来看，尽管1966年～1976年，中国经济发展受政治干扰产生波动（形成周期），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的政治号召也极大减少了“革命”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使得1966年～1976年的经济波动性低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综上，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典型的政治周期特征。在政治周期的主导作用下：（1）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建筑业的产值增长率波动与国民经济的波动趋势呈现出了一致性。（3）“大跃进”阶段，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长率与国民经济的波动趋势呈现出了一致性。（4）“文化大革命”及恢复阶段，工业增加值与国民经济的波动趋势呈现出了一致性。 五、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
1978年以后，中央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可以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整个阶段分为转轨期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两个时期。期间，无论是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都对经济波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以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
1.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期（1978年--1992年）
经济体制转轨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了总量失衡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不完全短缺，即在转轨初始阶段，“经常性的短缺运行和‘一快就涨’”的特征并没有消失。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同，双轨制时期经济总量的不平衡则属于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旺盛而导致的不平衡。
就供给角度而言，尽管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由于（1）国有企业的表层性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使国有企业依然存在着效率低下、产品陈旧、品种单一以及货不对路等问题。（2）渐進式改革模式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出现了脱节，“恰当的投资规模、合理的投资结构”战略构想在实践中更多的表现为盲目扩张的低水平、重复性投资。（3）市场化改革是按照农业、乡镇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的顺序进行的，而以提供投资物品和日用消费品为主营业务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则会加剧投资品的供应不足，[16]综合影响下，最终导致了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
就需求角度而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传统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就学等体制下，人们‘无后顾之忧’，从而缺乏消费的自我抑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强烈，而在改革增加企业活力，活力带来收益增长，企业收入向职工倾斜的转轨初始阶段，出现了一个消费快速增长的浪漫主义的时期”。[17]1978年～1992年的转轨期，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从184元增加到了1057元，增长程度高达474.5%。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38元增加到了701元，增长了408%;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405元增加到了2009元，增长了396%。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也指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表明有效需求过剩是转轨期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征。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时期（1992年～2012年）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表现为受到有效供给不足制约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产生的一般经济过剩。
就供给侧而言，中国有效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1） -般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稀缺、质量较差、种类单一、结构不合理等引致无效供给过剩。（2）投资品中的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以及优质中间产品的供给不足。（3）制度类公共物品与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这些问题可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而造成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不仅抬高了产品的价格，催生了投机倒把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断涌现，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力，最终导致1999年前后中国经济运行进入了低潮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同时提出并实施“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方向，增加供给，优化结构，拓宽领域，扩大就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战略部署，使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遏制了无效供给的肆意扩张，总需求问题逐渐成为了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18]
就需求侧而言，中国自1997年至2000年，因经济持续高增长，总供给不断增大，同时由于企业和社会投资不振，加之以消费萎靡，出现投资需求落后于投资物品和消费品的增长，产生了“转轨经济中机制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这一时期，国外需求对于中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则表现出了此消彼长的态势，且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较1992年和1993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计算发现，2002年全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零售市场成交额增长率从2001年的9.46%大幅度下降到了-14.88%。
此外，受国家政策变动的影响，国家预算内的资金增长率与利用外资的增长率也出现了几次大幅度波动，而自筹和其他资金增长率的波动性则相对较为有限，并未发生较大改观。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深化阶段，经常性的制度变迁引起的阶段性错位不仅造成了城镇居民的失业和农民收入增长滞后，而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投资的热情。正如刘诗白教授所讲：“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条件下，有需求不足以及通胀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借助于发达的市场机制以及有效的政府调控，这种供求失衡有可能得到缓解和治理，使总量不均衡成为暂时的和过渡性的，经济运行会呈现出小的波幅，但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20]这也解释了1992年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缓升缓降”特征的主要原因所在。
六、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创新周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伴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加深，尽管政治周期和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依然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相比较而言，新时代技术创新周期才是中国抓住机遇，摆脱经济衰退的关键所在。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经济总量的失衡具体表现为“复杂经济过剩”。①
首先，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中国重新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大数据、生物、脑科学、新能源、量子通信、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领域不断涌现，[21]世界各国也都在积极争相抢占科技制高点。这一方面，田溯宁（2013）认为现代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中国均是学习者，而在这次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新变革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最小，在很多领域甚至还有着创新与领先的可能。[22]克劳斯·施瓦布（2016）强调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具有自身特性的第四次革命，且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充分具备了成为时代先锋和全球领头羊的条件。[23]因此，如何抓住技术创新的重大机遇，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态势。 其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追求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是符合新时代中国国情的现实要求。2013年9月，習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现代化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2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多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性以及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进行讨论研究，逐步形成“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的科学论断。[25]
再次，当前中国呈现的技术创新也彰显了国家创新能力和优势。从创新投入的角度来看，2017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403.4（万人年），同比增长了4.02%;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17606.1亿元，同比增长12.31%。从创新产出的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技术市场成交额已达13424亿元，同比增长17.68%;发明专利授权数达420144项，同比增长3.94%。②此外，中国还在新自动驾驶系统、人海潜水的水下无人机、桌面3D打印机、新自动驾驶处理器、高灵敏电容触摸屏与高能续航的系留旋翼无人机等诸多领域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进一步表明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主导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趋势的重要力量。
七、结语
本文关于经济周期演变机制的分析主要按照以下逻辑展开：首先，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以重大历史经济事实与政府经济政策为主线，以经济体制的演变为框架，将新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又分别将各个阶段细化为11个具体阶段和13个经济周期。其次，将社会发展阶段与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匹配”，结果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演变表现出了鲜明的耦合性，且这一耦合又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改革开放前的“基本耦合”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完全耦合”，进一步地，新时代又表现出了新的尚待研究的耦合特征。最后，通过对新中国历来经济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考察，认为新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位一体”的时空转换，即政治周期、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以及创新周期三种经济周期类型统一于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同时，又突出表现为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周期为主导到改革开放后经济机制内部调节周期为主导，再到新时代以创新周期为主导的“中式周期”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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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