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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科技风险和科技保险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科技风险的高风险性和复杂性促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从科技保险内涵、属性、运行模式、政府补贴、险种创新、存在问题和绩效评价等七个角度对科技保险以往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科技风险的度量和识别需要深入研究。科技保险在险种补贴和创新，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科技风险；科技保险；运作模式；政府补贴
一、引言
科技风险的有效管理对于科技创新和实现科技强国战略至关重要，但是科技风险特有的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导致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管理。目前对于科技风险的常用管理方式有自我管理和科技保险两种方式，前者要求企业有较健全的管理结构和能力，而后者相对容易实施。科技保险是以科技风险作为承保标的，协助科研企业管理、分散和化解风险，在风险事故发生时给予一定赔偿。国外有科技保险形式的险种，但是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而我国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此后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早期研究。2006年，我国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科技保险。自此，科技保险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化开展，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有必要对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科技保险的概念、属性、运作模式、政府补贴、险种创新、存在的问题和绩效评价等七个角度进行梳理总结，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提供帮助。
二、科技风险研究
（一）科技风险内涵界定
由于科技风险内容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对其内涵做出准确的定性。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知识理论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谢科范、倪曙光（1995）认为科技风险是指科技企业在科技研发和转化成为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因素的限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导致科技研发未能达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乌尔里希·贝克（2003）认为科技风险产生于社会专家、经济集团或其他团体出于利益的考量而做出重大决策后，由于决策后期（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它是一种人为产生的风险。马婴（2005）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普及，人类对科技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从而增加了人类社会受到科技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这种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即为科技风险：许志晋、毛保铭（2006）以科学技术自身的特点为研究出发点，认为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没有任何专家或某一门技术可以准确的预测、控制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这种即为科技风险：等等。
谢科范、倪曙光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对科技风险内涵的界定得到了管理学界学者的普遍认同.在此后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从管理学角度定义的科技风险的概念：杨雪聘、马婴等学者把自身知识结构体系和研究方向相结合，从哲学这一全新角度对科技风险进行定义。与从管理学角度定义相比，哲学角度的定义更为宽泛。
（二）科技风险影响因素
国内关于科技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我國学者主要从管理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科技风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谢科范、倪曙光（1995）认为科研人员能力的限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科技研发项目本身的复杂性是影响科技风险的三个主要因素：刘松涛、李建会（2008）认为科技风险的成因和主要影响因素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导致价值的断裂、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李承、周潞（2014）则认为科技活动的社会性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基础，面对剧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会选择企业急需解决的、有较好前景的科技项目或产品并且在研发过程中过分强调利益而忽视潜在风险；等等。
科技风险的有效识别和测算是科技保险存在和稳健发展的基础，但是对科技风险影响因素的准确认知和深入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保险的研究和科技保险业务的发展。科技风险的准确识别和有效管理能够帮助科技企业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
三、科技保险理论研究
（一）科技保险内涵界定
与科技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对应，科技保险的内涵也具有多样性，相关学者对科技保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
谢科范（1996）作为研究科技保险的早期学者，他将保险的基本原理与科技的特点相结合，认为科技保险是在风险利益对等的原则下对科技风险进行转嫁和分摊一种机制，是以科技活动中的科技风险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郭承运、李纯青（2001）则认为科技保险是保险人对科技企业在保险期内理论研究、新产品研发或新的科学技术产业化失败，以及等待期内没有成功事实出现，保险人则以合同商议假为依据对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随着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提出，大量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了发挥科技保险有效防范和化解科技风险的的作用，国内学者对科技保险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将科技保险与人身财产保险区分开来，认为科技保险是一种一揽子保险，是保险人承保科技企业在科技研发创新过程中受外部因素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科技研发失败、终止或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的一种保险：等等。
综上可知，对科技保险的研究已经逐步的细化和深入。虽然关于科技保险的内涵目前仍无一致的界定，但是关于其核心要义已基本一致。科技保险内涵的准确界定是科技保险理论、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基础。
（二）科技保险理论属性
关于科技保险属性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探讨研究科技保险是具有政策属性还是商业属性。
谢科范（1996）认为由于科技保险是由保险人和科技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合同而形成的一种合同关系，所以科技保险是商业性质的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认为单纯地将科技保险定性为商业性质或政策性质是不妥的，由于科技保险具有集成性、弱可保性、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特点，所以科技保险同时具备商业保险属性和政策保险属性；胡慧源、王京安（2010）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对科技保险进行研究探讨，认为外部性和价格效应导致科技保险市场失灵，而通过政策调控这一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因此科技保险具有政策属性：曹国华、蔡永清（2010）认为财政补贴对科技保险的存在和发展有较好的促进效果，运用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停止财政补贴的时机是科技风险较小或者能有效分散时，即科技保险的属性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等等。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可得，目前关于科技保险属性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科技保险具有商业属性，二是科技保险具有政策属性，三是判断科技保险的属性需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但是随着科技保险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技保险的属性将由政策属性向商业属性转化。
（三）科技保险运作模式
科技保险额内涵和属性研究现状相比，国内对于科技保险运作模式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存在不少争议，当下主要争议的焦点是采用商业模式还是政策扶持模式。
谢科范、倪曙光（1995）认为科技保险有四种运作模式：投保一理赔模式、担保模式、保险人半参与模式和保险人全参与模式；任伟、胡安周（1997）认为科技保险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进行：科技保险起步阶段只对可控性强、损失较小的科技风险提供服务；科技保险发展成长阶段可将其拓展到对研究和开发活动全过程的保险；科技保险处于成熟阶段时则运用以风险投资为主，普通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运作模式来分散科技风险；邵学清、刘志春（2007）从政府参与科技保险角度入手，把政府主导的科技保险分为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代理经营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运作三种模式，并结合我国当下国情提出我国应该运用第三种模式来发展科技保险：而刘妍、吴强（2016）等基于江苏省科技保险发展现状，提出了当前科技保险的运营应当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刘骅、谢科范、赵浞（2009）在早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担保模式、保险人半参与模式和保险人全参与模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等等。
综合以上文献综述可知，谢科范、任伟主认为科技保险主要是由保险人参与而形成商业运作模式；邵学清、刘烨、蔡永清等学者主要从政府参与科技保险的角度研究。总体来看，目前理论界倾向于政府扶持。
（四）科技保险政府补贴
目前国内关于科技保险财政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和补贴比例的研究，而研究财政如何补贴科技保险的文献较少。
谢科范，赵浞，刘骅，何菲（2009）运用科技保险参与人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后认为：财政补贴对于科技保险发展意义非凡，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预算中列专项资金来扶持科技保险发展；曹国华、蔡永清（2010）运用博弈模型分析后认为：科技保险只有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才能实现纳什均衡；黄英君、赵雄和蔡永清（2012）认为财政补贴能够有效地解决科技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和更好地促进科技保险的发展，因此应该以政府支持为基础发展科技保险，同时通过对北京等地的补贴模式进行分析后，与激励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政府补贴的最优规模；等等。
总之，目前关于财政补贴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研究还停留在必要性和补贴比例方面.并没有就财政补贴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机制和模式进行细致的理论研究。但是我国已有不少地方开始财政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试点，开始实践探索。
（五）科技保险险种创新
科技保险险种相对比较单一，理论界对险种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基本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很少。
刘骅（2010）认为在科技保险工作中，保险人应当建立科技保险数据库，自主建设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存在风险的防范、应对以及管理的综合体系和建立综合实验区，并指明了科技保险产品的创新原则和流程以及发展方向；赵浞、谢科范（2011）则认为应在创意设计、技术设计、新险种的实施和评估反馈等四个方面对科技保险险种创新，并运用多种工具和方法设计出了“研发技术人员职业责任”新险种；赵浞、谢科范（2012）等建立了科技保险险种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保险公司和政府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创新进化中的稳定性，认为政府和保险公司在险种创新上的决策基础是不同的，保险公司主要是基于超额收益，而政府主要是基于社会效益；等等。
四、科技保险实证研究
（一）科技保险需求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调研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针对科技保险的微观需求问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
吕文栋、赵杨（2016）通过构建企业参保决策的概念模型对浙江635家高科技企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管理层的风险特质、企业董事会机构会对企业参保决策产生影响，且企业董事会结构与管理层风险特质具有交互效应。彭志文、宋旺（2010）通過抽样对中关村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调查后发现，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对于保险公司当前开发的科技保险产品兴趣不大，没有产生有效需求。吕文栋、赵杨（2016）运用单变量、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对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后得出：财政补贴、产品创新、风险水平、企业的成长性和代理成本与科技企业购买保险的意愿成正相关，而企业规模与科技保险需求成负相关；等等。
（二）科技保险存在的问题
科技保险自试点以来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理论界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
邵学清（2009）认为财政在科技保险的补贴上作用不明显，主要是相关补贴细则不明确、补贴对象标准制定过高等原因造成的；张祥祯、易靖韬（2016）等通过对北京等城市结构性科技保险财政激励机制的现状分析后，发现科技保险激励政策的同质性和科技保险需求、供给的异质性不匹配造成科技保险产品创新不足，需求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吴应宁（2010）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保率偏低和专门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风险的险种投保率偏低的现状，认为导致科技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来自需求侧；赵杨、吕文栋（2011）实地调研北京等四个科技保险试点城市后发现，政府存在多部门联动和会商机制不成熟、科技创新评估体系欠缺、财政补贴引导效果不明显、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差、保险公司赔付率偏高、科技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等问题；王蕾、顾孟迪（2014）通过对上海市科技保险试点的调研后发现，一方面，当前市场上的科技保险和一般的企财险基本无差异，无法契合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险种创新和销售模式创新上缺乏动力。针对科技保险试点存在的问题，理论界给出了大量的解决方案。赵杨、吕文栋（2011）分别从政府推广、科技保险供给、科技保险需求和中介机构服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彭志文、宋旺（2010）认为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赵俊英（2012）通过效用函数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不同的角度分析出科技保险供给和需求端所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邱兆祥、罗满景（2016）认为我国科技保险试点虽然开始较早，但并未建立起支持体系框架，科技保险经营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也存在不足；肖天明（2012）则建议在科技保险的“非试点”地区也要建立可持续发展平台；等等。 （三）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
随着我国科技保险试点地区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相关数据的累积为我国学者对科技保险绩效的评价提供了基础。理论界用多种方法和从多个角度进行绩效评价和实证分析。
刘骅、谢科范（2009）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市科技保险的实施进行了实证分析，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引入科技保险的实施效应，并探讨了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中科技环境和科技保险的重要性：刘骅（2010）通过建立灰色关联评价模型，对首批科技保险试点城市的绩效进行了测度；何绍慰（2015）从理论角度对科技保险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有效的科技保险制度会减少社会成本，改善社会福利；赵杨，吕文栋，黄丽（2013）通过运用AHP方法对科技保险在四直辖市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吕文栋（2014）从企业创新风险、管理层风险偏好和管理层风险认知三个要素实证检验其对科技保险参保意愿的影响。指出风险偏好型管理层购买科技保险的意愿更低；管理层风险认知水平越高，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意愿越强；等等。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学者对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比较薄弱，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也比较传统。
五、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科技保险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科技风险与科技保险研究深度不断加深，研究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法更趋科学。
（一）理论研究方面
科技风险与科技保险的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目前，在政府补贴研究方面，研究多集中在补贴的必要性和补贴比例的多少，而忽视了对补贴的依据和补贴的效果的分析，对“补贴谁”、“补多少”、“如何补”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对补贴资金来源的研究重视不够，未来在政府补贴方面需要深入地研究。在险种創新研究方面，研究集中在定性分析方面，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涉及较少，有关科技保险的产品定价、费率厘定、新险种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欠缺，未来就科技保险产品的细节问题可加大研究。在运行模式研究方面，除投保N赔型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模式理论界也可进行相应的可行性分析。
（二）实证研究方面
科技保险试点的不断深化，反过来为实证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素材。目前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科技保险试点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对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较少，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有待加强。有少数学者对第一批试点城市进行了绩效评价，并有学者就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对于第二批试点地区的研究相对缺乏，未来同样需要加强对新试点地区的研究。另外，目前所用的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方法相对传统，研究结果难免偏离现实，实证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可信度较低。在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上，理论界运用新的软件及探索新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科技保险也应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科技风险；科技保险；运作模式；政府补贴
一、引言
科技风险的有效管理对于科技创新和实现科技强国战略至关重要，但是科技风险特有的高风险性和复杂性导致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管理。目前对于科技风险的常用管理方式有自我管理和科技保险两种方式，前者要求企业有较健全的管理结构和能力，而后者相对容易实施。科技保险是以科技风险作为承保标的，协助科研企业管理、分散和化解风险，在风险事故发生时给予一定赔偿。国外有科技保险形式的险种，但是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而我国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此后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早期研究。2006年，我国开始在部分城市试点科技保险。自此，科技保险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化开展，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有必要对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科技保险的概念、属性、运作模式、政府补贴、险种创新、存在的问题和绩效评价等七个角度进行梳理总结，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提供帮助。
二、科技风险研究
（一）科技风险内涵界定
由于科技风险内容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对其内涵做出准确的定性。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知识理论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谢科范、倪曙光（1995）认为科技风险是指科技企业在科技研发和转化成为生产力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因素的限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导致科技研发未能达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乌尔里希·贝克（2003）认为科技风险产生于社会专家、经济集团或其他团体出于利益的考量而做出重大决策后，由于决策后期（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它是一种人为产生的风险。马婴（2005）指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日益普及，人类对科技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从而增加了人类社会受到科技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这种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即为科技风险：许志晋、毛保铭（2006）以科学技术自身的特点为研究出发点，认为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没有任何专家或某一门技术可以准确的预测、控制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这种即为科技风险：等等。
谢科范、倪曙光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对科技风险内涵的界定得到了管理学界学者的普遍认同.在此后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从管理学角度定义的科技风险的概念：杨雪聘、马婴等学者把自身知识结构体系和研究方向相结合，从哲学这一全新角度对科技风险进行定义。与从管理学角度定义相比，哲学角度的定义更为宽泛。
（二）科技风险影响因素
国内关于科技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我國学者主要从管理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科技风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谢科范、倪曙光（1995）认为科研人员能力的限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科技研发项目本身的复杂性是影响科技风险的三个主要因素：刘松涛、李建会（2008）认为科技风险的成因和主要影响因素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导致价值的断裂、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李承、周潞（2014）则认为科技活动的社会性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基础，面对剧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会选择企业急需解决的、有较好前景的科技项目或产品并且在研发过程中过分强调利益而忽视潜在风险；等等。
科技风险的有效识别和测算是科技保险存在和稳健发展的基础，但是对科技风险影响因素的准确认知和深入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保险的研究和科技保险业务的发展。科技风险的准确识别和有效管理能够帮助科技企业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
三、科技保险理论研究
（一）科技保险内涵界定
与科技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对应，科技保险的内涵也具有多样性，相关学者对科技保险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
谢科范（1996）作为研究科技保险的早期学者，他将保险的基本原理与科技的特点相结合，认为科技保险是在风险利益对等的原则下对科技风险进行转嫁和分摊一种机制，是以科技活动中的科技风险作为保险标的的保险；郭承运、李纯青（2001）则认为科技保险是保险人对科技企业在保险期内理论研究、新产品研发或新的科学技术产业化失败，以及等待期内没有成功事实出现，保险人则以合同商议假为依据对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随着我国科技强国战略的提出，大量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了发挥科技保险有效防范和化解科技风险的的作用，国内学者对科技保险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将科技保险与人身财产保险区分开来，认为科技保险是一种一揽子保险，是保险人承保科技企业在科技研发创新过程中受外部因素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科技研发失败、终止或不能达到预期的风险的一种保险：等等。
综上可知，对科技保险的研究已经逐步的细化和深入。虽然关于科技保险的内涵目前仍无一致的界定，但是关于其核心要义已基本一致。科技保险内涵的准确界定是科技保险理论、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基础。
（二）科技保险理论属性
关于科技保险属性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探讨研究科技保险是具有政策属性还是商业属性。
谢科范（1996）认为由于科技保险是由保险人和科技企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合同而形成的一种合同关系，所以科技保险是商业性质的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认为单纯地将科技保险定性为商业性质或政策性质是不妥的，由于科技保险具有集成性、弱可保性、正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特点，所以科技保险同时具备商业保险属性和政策保险属性；胡慧源、王京安（2010）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对科技保险进行研究探讨，认为外部性和价格效应导致科技保险市场失灵，而通过政策调控这一手段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因此科技保险具有政策属性：曹国华、蔡永清（2010）认为财政补贴对科技保险的存在和发展有较好的促进效果，运用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停止财政补贴的时机是科技风险较小或者能有效分散时，即科技保险的属性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等等。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可得，目前关于科技保险属性的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科技保险具有商业属性，二是科技保险具有政策属性，三是判断科技保险的属性需根据不同的环境进行。但是随着科技保险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技保险的属性将由政策属性向商业属性转化。
（三）科技保险运作模式
科技保险额内涵和属性研究现状相比，国内对于科技保险运作模式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存在不少争议，当下主要争议的焦点是采用商业模式还是政策扶持模式。
谢科范、倪曙光（1995）认为科技保险有四种运作模式：投保一理赔模式、担保模式、保险人半参与模式和保险人全参与模式；任伟、胡安周（1997）认为科技保险发展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进行：科技保险起步阶段只对可控性强、损失较小的科技风险提供服务；科技保险发展成长阶段可将其拓展到对研究和开发活动全过程的保险；科技保险处于成熟阶段时则运用以风险投资为主，普通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运作模式来分散科技风险；邵学清、刘志春（2007）从政府参与科技保险角度入手，把政府主导的科技保险分为政府主办、政府经营，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代理经营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运作三种模式，并结合我国当下国情提出我国应该运用第三种模式来发展科技保险：而刘妍、吴强（2016）等基于江苏省科技保险发展现状，提出了当前科技保险的运营应当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刘骅、谢科范、赵浞（2009）在早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担保模式、保险人半参与模式和保险人全参与模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等等。
综合以上文献综述可知，谢科范、任伟主认为科技保险主要是由保险人参与而形成商业运作模式；邵学清、刘烨、蔡永清等学者主要从政府参与科技保险的角度研究。总体来看，目前理论界倾向于政府扶持。
（四）科技保险政府补贴
目前国内关于科技保险财政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和补贴比例的研究，而研究财政如何补贴科技保险的文献较少。
谢科范，赵浞，刘骅，何菲（2009）运用科技保险参与人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后认为：财政补贴对于科技保险发展意义非凡，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预算中列专项资金来扶持科技保险发展；曹国华、蔡永清（2010）运用博弈模型分析后认为：科技保险只有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才能实现纳什均衡；黄英君、赵雄和蔡永清（2012）认为财政补贴能够有效地解决科技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和更好地促进科技保险的发展，因此应该以政府支持为基础发展科技保险，同时通过对北京等地的补贴模式进行分析后，与激励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政府补贴的最优规模；等等。
总之，目前关于财政补贴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研究还停留在必要性和补贴比例方面.并没有就财政补贴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机制和模式进行细致的理论研究。但是我国已有不少地方开始财政支持科技保险发展的试点，开始实践探索。
（五）科技保险险种创新
科技保险险种相对比较单一，理论界对险种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基本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很少。
刘骅（2010）认为在科技保险工作中，保险人应当建立科技保险数据库，自主建设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存在风险的防范、应对以及管理的综合体系和建立综合实验区，并指明了科技保险产品的创新原则和流程以及发展方向；赵浞、谢科范（2011）则认为应在创意设计、技术设计、新险种的实施和评估反馈等四个方面对科技保险险种创新，并运用多种工具和方法设计出了“研发技术人员职业责任”新险种；赵浞、谢科范（2012）等建立了科技保险险种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保险公司和政府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创新进化中的稳定性，认为政府和保险公司在险种创新上的决策基础是不同的，保险公司主要是基于超额收益，而政府主要是基于社会效益；等等。
四、科技保险实证研究
（一）科技保险需求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调研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针对科技保险的微观需求问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
吕文栋、赵杨（2016）通过构建企业参保决策的概念模型对浙江635家高科技企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管理层的风险特质、企业董事会机构会对企业参保决策产生影响，且企业董事会结构与管理层风险特质具有交互效应。彭志文、宋旺（2010）通過抽样对中关村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调查后发现，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对于保险公司当前开发的科技保险产品兴趣不大，没有产生有效需求。吕文栋、赵杨（2016）运用单变量、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对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后得出：财政补贴、产品创新、风险水平、企业的成长性和代理成本与科技企业购买保险的意愿成正相关，而企业规模与科技保险需求成负相关；等等。
（二）科技保险存在的问题
科技保险自试点以来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理论界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
邵学清（2009）认为财政在科技保险的补贴上作用不明显，主要是相关补贴细则不明确、补贴对象标准制定过高等原因造成的；张祥祯、易靖韬（2016）等通过对北京等城市结构性科技保险财政激励机制的现状分析后，发现科技保险激励政策的同质性和科技保险需求、供给的异质性不匹配造成科技保险产品创新不足，需求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吴应宁（2010）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保率偏低和专门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风险的险种投保率偏低的现状，认为导致科技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来自需求侧；赵杨、吕文栋（2011）实地调研北京等四个科技保险试点城市后发现，政府存在多部门联动和会商机制不成熟、科技创新评估体系欠缺、财政补贴引导效果不明显、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差、保险公司赔付率偏高、科技企业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等问题；王蕾、顾孟迪（2014）通过对上海市科技保险试点的调研后发现，一方面，当前市场上的科技保险和一般的企财险基本无差异，无法契合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险种创新和销售模式创新上缺乏动力。针对科技保险试点存在的问题，理论界给出了大量的解决方案。赵杨、吕文栋（2011）分别从政府推广、科技保险供给、科技保险需求和中介机构服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彭志文、宋旺（2010）认为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赵俊英（2012）通过效用函数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不同的角度分析出科技保险供给和需求端所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邱兆祥、罗满景（2016）认为我国科技保险试点虽然开始较早，但并未建立起支持体系框架，科技保险经营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也存在不足；肖天明（2012）则建议在科技保险的“非试点”地区也要建立可持续发展平台；等等。 （三）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
随着我国科技保险试点地区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相关数据的累积为我国学者对科技保险绩效的评价提供了基础。理论界用多种方法和从多个角度进行绩效评价和实证分析。
刘骅、谢科范（2009）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市科技保险的实施进行了实证分析，将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引入科技保险的实施效应，并探讨了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中科技环境和科技保险的重要性：刘骅（2010）通过建立灰色关联评价模型，对首批科技保险试点城市的绩效进行了测度；何绍慰（2015）从理论角度对科技保险对社会福利效应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有效的科技保险制度会减少社会成本，改善社会福利；赵杨，吕文栋，黄丽（2013）通过运用AHP方法对科技保险在四直辖市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吕文栋（2014）从企业创新风险、管理层风险偏好和管理层风险认知三个要素实证检验其对科技保险参保意愿的影响。指出风险偏好型管理层购买科技保险的意愿更低；管理层风险认知水平越高，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意愿越强；等等。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学者对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比较薄弱，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也比较传统。
五、研究展望
随着我国科技保险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科技风险与科技保险研究深度不断加深，研究广度不断扩宽，研究方法更趋科学。
（一）理论研究方面
科技风险与科技保险的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持。目前，在政府补贴研究方面，研究多集中在补贴的必要性和补贴比例的多少，而忽视了对补贴的依据和补贴的效果的分析，对“补贴谁”、“补多少”、“如何补”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对补贴资金来源的研究重视不够，未来在政府补贴方面需要深入地研究。在险种創新研究方面，研究集中在定性分析方面，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涉及较少，有关科技保险的产品定价、费率厘定、新险种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欠缺，未来就科技保险产品的细节问题可加大研究。在运行模式研究方面，除投保N赔型模式较为成熟外，其他模式理论界也可进行相应的可行性分析。
（二）实证研究方面
科技保险试点的不断深化，反过来为实证分析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素材。目前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科技保险试点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对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较少，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有待加强。有少数学者对第一批试点城市进行了绩效评价，并有学者就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对于第二批试点地区的研究相对缺乏，未来同样需要加强对新试点地区的研究。另外，目前所用的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方法相对传统，研究结果难免偏离现实，实证研究提出的对策建议可信度较低。在绩效评价和定量分析上，理论界运用新的软件及探索新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科技保险也应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