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辜鸿铭是个文化怪杰、文化奇人，他一生获13个博士学位，他对语言有极高的天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被说成是“专办出口货的”。他能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能巧用英国的地道文化典故嘲笑美国人没有文化。曾经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有较频繁的书信来往，与之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他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故宫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此老“北斗星似让人景仰”之外，还有老顽童似的可爱之处。
　　水土，当然是老家好
　　辜鸿铭，字汤生，祖籍是福建厦门同安，不过，他生在南洋，是第四代华侨，后来又在西洋留学游历，娶东洋女人为妾，出仕在北洋政府。他极少回祖籍地，却一生念着祖籍，用他的话说：祖家像头上的辫子一样，是无形的根。
　　辜鸿铭“酷爱”头上的辫子，他最为惹人眼的外貌特征是他前额剃得溜光，脑后拖着长索式小辫子，而出入于民国的政界或大学的课堂，一副满清遗老遗少的模样。他对自己调侃着说，那算是给自己留着根，就像我爱用老家的人一样，也是留个念想啊！
　　是的！他在北京家里用的管家叫刘二，就是老家人，跟着他几十年，伴他几十年，没有结婚，打了几十年光棍。这位小老头管家的打扮与辜鸿铭如出一辙，红丝结顶的小帽，蓝布大褂，脑后也拖着一条辫子。辜鸿铭说他几乎离不开这位小老头管家，他能操流利的闽南话，这位管家整天可以用闽南语和他对话，的确给他莫大的快慰。但除此之外，他离不开这管家，还因为“刘二就是我的影子，我和他穿着打扮差不多”，更因为“走到北地来了，吃他的饭菜，不会水土不服。水土，当然是老家好” ！
　　有一年，他带着家眷坐船回厦门小住，同船的一位外国老太太因船主介绍，认识了这位中国的名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并且向他请教说：“辜先生，请你给我一个意见，我这次选择到厦门养病，这地方是适宜的吗？”辜鸿铭接口就说：“适宜之至，适宜之至。”然后，就大谈他有一回也到厦门养病的事，说那时候他一句话不会说，一步路不会走，不得不一直躺在床上，就是到厦门才养好病的。他说，这地方水土好啊，我还没有看到水土比我们这里好的呢？他口吻中的那一份忘情，真让人感动，外国老太太也就很放心踏实、而且急切地要去分享那一份“好水土”。
　　说起来，辜鸿铭不仅恋乡，而且恋旧。在当时人看来，辜鸿铭是“读了旧书，保守了，且保守顽固到过份了”。所以，许多人批评他，特别对他的辫子指责颇多，说他是保守派、顽固派。他却对此不以为然，说留辫子完全由于他个人独特的审美观念，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审美，与保守顽固无关，与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无关。他甚至抗着脖子说：“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不除，原无大出入。”从这个话来看，他是极为清醒的，而且实际上，因为他的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当时整个民族、国家的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有人说过，他嗜爱小脚女人，他留辫子、穿旧制衣服走上大学讲堂，等等，其实都是以一种偏执方式，来对抗当时社会的种种“数典忘祖”的思潮。这是很有见地的。
　　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穿着旧制衣服，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他对祖先极为虔诚，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要为祖先设灵位，买一些酒菜为祖先上供祭拜和叩头，结果遭遇过外国人的嘲笑，说：“你的祖先怎么会来吃喝你的酒菜？”他盯着这外国人反唇相讥：“哦！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那该是你们祖先闻到你们所献鲜花的花香的时候了？”他当然清醒地知道，祖先是不会来吃喝这酒菜的，可他说人不能忘本，这祭祀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提醒，也是对自己恋乡怀乡情结的安慰。
　　不觉得外国的月亮特别圆
　　辜鸿铭虽在外国留学十多年，喝了许多西洋墨水，还曾经很痴迷地做过英国语言文化的“考古”工作，把许多英文诗歌、谚语、俚语等都“缕析清楚”，可他始终对中外文化保持一份清醒，绝不盲目崇洋媚外。
　　辜鸿铭自然也不是夜郎自大地一味盲目排斥外来文明，他毕竟游学了诸多西洋国家，西方文明的诸多长处他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就曾经向当时办洋务的清廷名臣张之洞推荐他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威廉·福克斯来华协办兵工厂，于是有了中国自己制造的著名枪械“汉阳造”。他对张之洞说：“学习洋人，聘用洋人，不能只是利用洋人做招牌，拿个幌子吓唬朝廷，夸示新政，而是要真正用其所长，学其文明精要。”
　　辜鸿铭曾经说过，“欧美主富强，务其外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也。”他认为，文明各有不同，各有短长，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极认真地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了中国人的品格特征。按他的观点，人的优秀精神特质无非四种：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他分析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也正因为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走到哪里，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所以，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依此，有人说辜鸿铭是绝对“崇华”而不“崇洋”的！对于这一点，辜鸿铭是承认的，不过他也说：“吾决非见了牌位就拜的人也！”
　　的确如此，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盗国而称帝，不少有“皇帝情结”的人，是雀跃欢呼的，而同样有“皇帝情结”的辜鸿铭却把袁世凯说得极为不堪。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那么，对于中国文明的其他方面，他也一样绝不是见啥都叫好，见啥牌位都拜，他甚至曾经极端地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可供效仿，因为总有像今日烂报纸之主笔，在制造烂报纸一样，制造着“烂文明”。这些“儒”是应该“坑”的，这些“书”是应该“焚”的！
　　可是，辜鸿铭极有意思，他说说自己国家文明的缺陷可以，要是外国人说中国的不好，他每每要梗胫力争，不胜不已。有一回，一个英国学者和他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时，那英国学者嘲讽他说：“你所教的不是英文诗吗？可见英国的文明能给你饭碗啊！”辜鸿铭反唇相讥说：“教英文诗主要是让学生学好英文后，懂得把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把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拿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在那个受尽西方列强凌辱的时代，他还这么嘴硬地说人家西方是“四夷之邦”，自然被不少人当成是迂腐的笑料。可是，笑话他的人却忽略了他的“崇华情结”，“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访问，想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见这位外国大作家。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鸿铭到来。毛姆的朋友没办法，把辜鸿铭不来的事告诉毛姆，毛姆就自己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就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好一会儿，才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紧接着，毛姆和他谈起他翻译的德文译本《大学》，说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是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过的好译本。
　　这，才使辜鸿铭高兴起来，心情很好地要请毛姆吃饭，并说：“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确值得拿到英伦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