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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金融; 农村商业银行; 股权结构; 使命偏移行为; 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 F8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22-0029-08
一、引言
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应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和农村经济进展出发，缓解“三农”融资问题，更好地服务“三农”。然而按照农商行股份制的要求，特别是上市农商行，其经营完全遵循市场需要，在可持续性地逐步商业化演进过程中，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可能会导致其削弱服务“三农”的社会使命。阳烨[ 1 ]通过对湖南省农商银行统计后得出，无论是农村贷款、农业贷款还是农户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都在不断下降，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从2009年的32.1%下降到2016年的7.1%。据本文统计，截至2020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每年投放在“三农”上的贷款占总贷款比率都低于3%，表现出“弃农”“脱农”的倾向，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使命偏移（Mission Drift）”[ 2 ]。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传统主力进行了商业化经营改革及股份制改造，在此过程中大规模地撤并了所有县级以及县级以下的乡镇营业网点，甚至完全退出了部分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即使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可以为“三农”服务，但相较于农村金融的大规模需求，农村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日渐显现。2001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传统主力军启动了股份制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股改过程中，一方面是股权的分散，另一方面是尽快上市的需要，致使中国农业银行对盈利能力的追求不断提高，由此导致信贷风险监管的强化以及对农村信贷规模的控制，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不断下降。那些从事农业、农产品加工及相关行业的生产者，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处于劣势，难以获得资金的支持，整个农村金融市场呈现一种卖方市场形态。2003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化改革促使农村信用社逐步转变为农村商业银行，由此导致农信社的经营性质以及组织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和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 3 ]，农村商业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其经营决策受股权结构影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对资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不充分的农村金融供给的矛盾，农村金融依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股权结构作为农村商业银行治理的核心内容，合理的股权结构能有效约束农商行的放贷行为。
脱贫攻坚时期贫困户的核心特征是缺乏资金，为贫困户提供资金主要是靠财政扶贫。依靠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4 ]。脱贫攻坚时期农村金融发挥了辅助政府功能，如今处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折点，乡村振兴战略将对农村金融提出更高要求[ 5 ]。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都离不开农村金融作用的发挥，农村金融既要服务脱贫攻坚，也要持续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6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农村金融提出明确要求，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放。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其使命偏移行为将直接对农村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拖慢乡村振兴进程。因此，需要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对农商行的使命偏移行为进行研讨。
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股权集中、控股股东的存在会对贷款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农商行的股权结构与股权属性能否解释农商行使命偏移？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客观评价上市农商行股权结构与农商行使命偏移的关系对农村商业银行完善公司股权进入和退出机制及更好地服务“三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静态模型研究发生使命偏移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农商行投资决策。实证部分运用2010—2019年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与股东持股比例数据以及股东属性信息，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理论进行分析并检验。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在实证上首次从宏观角度发现农商行股权结构与使命偏移的内在机制;第二，为农商行使命偏移现象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
我国学者对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周月书和彭媛媛[ 7 ]基于江苏省51家农商行数据，在检验农商行双重目标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双重目标对其风险的影响，从双重目标内部关系发现农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会降低其农业贷款占比，资源约束与替代效应“挤出”了农业贷款，农商行商业可持续目标与支农目标不兼容，双重目标之间存在冲突。阳烨[ 1 ]从微观、宏观角度出发对湖南省87家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使命偏移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资产结构、风险管理能力对其具有显著影响，涉农贷款余额在贷款余额中占比越高，涉农贷款的边际成本越高，使命偏移的概率越大;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越强，涉农贷款的边际成本越低，使命偏移发生就会越少;农商行所在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水平、流动性水平对农村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影响也是显著的。
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微观方面有业务结构、资产结构、风险管理能力，宏觀方面有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水平、流动性水平等研究农村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但在银行信贷行为与股权结构上，未有学者涉足农村商业银行，更未有人研究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其使命偏移的关系。鉴于此，本文借助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从股权结构出发，较为全面地研究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问题，借此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银行股权结构
结合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研究股权结构需要从三个方面出发：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制衡度[ 8 ]。
1.股权性质
在银行的股权属性与其绩效研究上，Porta[ 9 ]通过对世界经济体中占主要地位的国家银行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政府持有银行股权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认为政府参与金融市场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政治观，政府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持有银行股份，政府会通过行政权力干涉银行的经营决策进而为自己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利益;二是发展观，政府持有银行股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特别是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具有显著影响。政府产权主导的银行，其信贷决策行为更贴近政治要求[ 10 ]。刘丹和张兵[ 11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股东类型方面，政府性质股东对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影响显著。国有企业控股的农商银行的本质仍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指政府为实际控制人或者拥有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性质上来说归根结底属于全体社会成员，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 12 ]，因此当国有企业作为农商行的最终控股人时，有义务承担服务“三农”的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上市农商行第一大控股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国有企业持股数越多使命偏移程度越低。
为进一步提升假设1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提出假设2：
H2：上市农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数与非国有股东持股数的差值越大，使命偏移程度越低。
2.股权集中度
在银行的股权集中度研究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李维安和曹延求（200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经营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且这种线性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明显存在的。而谭兴民和宋增基[ 13 ]通过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權结构与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较高的股权集中度阻碍了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但是在社会绩效与股权结构上，现有文献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刘丹和张兵[ 11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对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方面，政府性质股东股权集中度越高，农村商业银行的社会绩效表现越好。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可能与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呈负相关。
3.股权制衡度
对股权集中度的讨论还需要结合股权制衡度[ 14 ]。股权制衡是指公司股权由多个大股东共同持有，通过相互制约和监督，使任何大股东都无法独立做决策[ 15 ]。现有对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呈现三种不同的结果：一是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赵景文和于增彪[ 16 ]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一股独大型、股权制衡型和其他类型三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我国制度背景，股权制衡型公司相较与其总资产规模最相似的一股独大公司经营绩效更差。二是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陈信元和汪辉[ 17 ]对1 073家A股上市公司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股东制衡公司的公司价值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公司。三是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现U型（倒U型）关系。黄渝祥等[ 18 ]发现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对转折点进行了精确的计算，而吴红军和吴世农[ 19 ]通过对1998年至2003年A股市场中存在掏空型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现U型。在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上，国内外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认为企业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呈现正向关系[ 20 ]。我国学者朱蓉[ 21 ]还对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冗余资源帮助商业银行有了更大的投资社会责任活动的空间，进一步而言，更优的资源配置促进了商业银行社会绩效的全面改善。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H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可能与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0—2019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年报。选取上市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样本是基于农商行主要任务是为当地“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个基本概念对农商行的功能与角色作了了基本性定位，农商行由于承担着支持“三农”的光荣责任，不能脱离农村根据地。但在上市之后农商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偏移持续经营目标从而转向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股东权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无法避免的。在上市后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支农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被放大，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清并协调好权力、责任、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服务“三农”的互利共赢等，对农商行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数据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2010—2020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前十位控股股东数据，包括控股股东性质。该数据是通过从上交所、香港证交所、深交所和各农商行官网收集年报中的合并信息（合并信息中包括该农商行所有分行的数据信息），再根据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进行手工整理而得。第二部分是农村商业银行2010—2019年相关财务数据，包括存贷比、资产规模等。数据来自农商行年报与eps数据库。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与eps数据库。具体农村商业银行样本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青农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九台农商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苏农银行、江阴银行。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为了对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在借鉴同类型关于使命偏移文献的做法、经验及本文研究目的的基础上，构建了使命偏移、股权性质、股权集中程度、控制变量方面的9个变量，简要介绍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在衡量使命偏移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用人均贷款规模、人均贷款规模占MFI所在地区或所在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比重、女性借款人所占比例几个指标来衡量使命偏移的程度，而运用人均贷款规模占微型金融机构所在国家、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衡量使命偏移问题更有效[ 22 ]。这一指标不但考虑了人均贷款规模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动态变化，还考虑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差异，排除了当“三农”贷款客户与农商行的合作关系不断推进以至贷款需求增加与人均贷款规模增加的影响。 本文综合以上观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徐淑芳和彭馨漫[ 23 ]的方法选择人均贷款规模占农村商业银行占所在地区人均GDP的比重为测度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的指标，即被解释变量。由于涉及“三农”贷款一般需求较小规模的贷款金额，当这一指标较大时，表明农商行主要向大中型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并未很好地服务“三农”，出现了使命偏移。本文通过对全国3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分布地区统计，发现农村商业银行仍然保持着极强的地域性特点，无相同县级市行政区为注册地的农商行，因此该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使命偏移程度。
2.解释变量
为了考察股权结构及其对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行为的可能影响，分别从股权属性、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程度三方面刻画股权结构。选取第一大股东性质、前十大股东国有股占比、非国有股占比、股权制衡度、赫芬达尔指数共5个指标。
（1）股权属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量学者运用虚拟变量衡量国有与非国有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李从刚和许崇正[ 24 ]的做法，农村商业银行是否为国有控股，若第一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值为1，否则为0。为进一步验证股权制衡度与股权属性是否共同作用并影响农商行发生使命偏移，引入交乘项。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持有股权总数将会影响股权属性，故本文还选取了前十大股东国有与非国有股占比。
（2）股权集中度。黄建山和李春米[ 25 ]运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来度量股权集中程度，本文参考该方法，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和赫芬达尔指数（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衡量股权集中度。
（3）股权制衡度。本文参考李从刚和许崇正[ 24 ]的做法，运用第二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差额衡量股权制衡度。
3.控制变量
为了充分控制不同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造成的影响，本文从内外两个角度选择控制变量。从内部来看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银行存贷比、监事会规模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商行所在地区第一产业的年产值、法律环境因素。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4.模型建立
为了探讨使命偏移程度（MS）与第一大股东性质（C）、股权制衡度（ZH）、前十大股东国有股占比（SO）、前十大股东非国有占比（NSO）、股权集中程度（HF）这六者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应的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由于变量单位导致部分数值较大，本文对MD、MS以及LE进行了相应处理。为了验证H1、H3、H4，构建模型（1）如下：
为了验证H2以及进一步验证H1、H3、H4，将解释变量替换为SONSO，建立模型（2）：
其中，i、t分别代表第i银行、第t年。如果？茁2结果显著，说明国有企业持股会影响使命偏移，若？茁2显著为正，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该类型股东持股比例对使命偏移的影响越大，反之亦然。其他变量同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本文的假设进行检验，本部分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农商行使命偏移的关系问题，核心是研究上市农商行控股股东的属性对使命偏移的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中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平均值可以看到17.6%的上市农商行股权为国有企业拥有，非国有企业拥有9.4%的上市农商行股权，但国有企业控股股权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73，而非国有企业控股股权数最小值为0.24，最大值为0.237，说明不同农商行间股权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与此同时，使命偏移程度标准差也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近20倍，这可能是不同上市农商间较大的股权结构差异性所导致的。此外，存款规模、监事会规模、法律环境、第一产业产值占总GDP比率等指标在不同上市农商行间均具有较大的变异性。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计算了连续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因篇幅所限，具体表格未在文中披露，需要者可向笔者索取）。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使命偏移程度明显降低，显著性水平为5%。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数量与使命偏移程度呈显著负相关，显著性为5%，而非国有股数量与使命偏移呈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10%。说明国有企业控股能够有效减少农商行的使命偏移行为，加强农商行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完善使命偏移的治理机制。除此之外前十大股东中国有持股数量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呈明显正相关，显著性为1%，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合。股权制衡度与使命偏移呈现负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使命偏移在10%的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回归结果不一致，这是因为相关关系主要是测算变量两两的关系，忽略了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监事会规模和存贷比与使命偏移呈现正向关系，农业GDP占比与使命偏移在10%水平上呈正向关系，法律环境与使命在10%水平上呈现正向关系。相关系数均小于0.8，未存在高度线性关系。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测度不同类型股东持股比例对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的影响，对模型（1）（2）进行计量分析，考察不同類型股东持股比例对农商行使命偏移的影响。通常对面板数据而言有三种可能的估计处理方法，即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和混合回归。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估计参数适用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均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数据进行Winsorize处理，通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未发现存在多重共线性。White检验和BP检验的p值分别为0.049和0.002，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模型（1）和（2）的R-squared分别为0.451、0.450，具有较强解释力，得到的结果如表3。
考虑内部及外部法律与农业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模型（1）的实证结果中国有企业持股对使命偏移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为5%，这说明当农商行的第一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农商行发生使命偏移的可能性越小，验证了假设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使命偏移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尽管交乘项C×D与使命偏移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持股数越多反而会造成使命偏移，但经过第一大股东性质对使命偏移的偏效应测算，模型（1）和（2）的结果都为-0.012，这说明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使命偏移程度会比平均使命偏移程度低0.012的标准差。同时，前十大股东中国有持股总数与使命偏移程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而非国有持股总数与使命偏移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结合前面的分析，说明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有股份越多，农商行发生使命偏移的可能性越小。但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国有股需要减持，这与徐晓东和陈小悦[ 26 ]的结论一致。股权集中度与使命偏移程度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使命偏移程度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加入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存在小幅变化。银行存贷比与使命偏移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银行贷款投放越多，服务“三农”的贷款投放比例也会增多。监事会与使命偏移在10%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监事会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使命偏移。农业产业GDP比重与使命偏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农业产业GDP比重越高，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越重要，较多的贷款就会流向农业。法律环境与使命偏移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本文用来衡量法律环境的是当年发生的法律案件数量，当法律案件数量越多时，说明法律环境较差，较差的法律环境中会滋生使命偏移。模型（2）引入解释变量SONSO后，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变化幅度较小，SONSO与使命偏移在1%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总额越多使命偏移发生的可能性越低，验证了假设2。 另外，从第一大股东地区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将农商行分为江苏和非江苏两类。采用该种分类方法是由于江苏省是全国最早实施农信社股份制改革模式的试点省份，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基本完成了全省县级农信社及农村合作银行向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江苏省与其他省份农商行的呈现不一致的发展水平。分类别后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R-squared分别为0.668、0.629、0.662、 0.629，具有较强解释力。
从表4可以看到，所属地为江苏省的农商行对第一大股东的属性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更敏感，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可以显著减弱使命偏移程度，但持股越多反而会减弱这种影响;所属地非江苏的农商行对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数与非国有控股数更敏感，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持股数可以显著减弱使命偏移程度。解释变量股权制衡度与使命偏移呈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使命偏移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五、稳健性分析
至此，笔者证实了国有企业为第一大股东的农商行可降低使命偏移程度，但当国有企业为第一大股东时持股数越多反而会削弱该效应，且第一大股东为制造企业国有企业时，非国有股东的存在可降低使命偏移程度，当第一大股东为非制造业企业国有企业时，国有股东的存在可降低使命偏离程度。考虑到线性回归模型潜在的模型设定偏误以及内生性问题，有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引入了被解释变量MD的滞后变量lateMD对模型（1）和（2）以广义系统矩估计（GMM）重新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由于银行存款规模、监事会规模、所在地区第一产业当年GDP占比与法律环境为完全外生变量，本文选取该四个变量为工具变量，Sargan-p值分别为0.235和0.260，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AR（1）-P值分别为0.012和0.013，AR（2）-P值分别为0.211和0.248，表明自相关检验通过。限于篇幅回归结果表略。
根据回归结果，模型（1）中滞后一阶的lateMD与MD在10%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程度越来越严重。当农商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可以减轻使命偏移程度，当国有企业为第一大股东时持股数越多反而会减弱该种效应。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数量对使命偏移影响显著为负，非国有企业控股对使命偏移有正向影响，且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越多使命偏移程度越低。此外股权制衡度对使命偏移影响显著为正，股权集中对农商行使命偏移显著为负。因此，总体来看，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与前述所得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六、结论
农村商业银行频繁发生使命偏移，拖慢了乡村振兴进程，农商行的贷款行为等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媒体以及政府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农商行的使命偏移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农商行股东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或控制权优势，以达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而农商行本身带有服务“三农”的社会目标，造成了双重目标的冲突。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缓解双重目标冲突、促进农村商业银行健康平稳发展是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上市农商行股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通过静态模型研究发生使命偏移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农商行投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农商行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存在可能导致农商行使命偏移，这一结论为农商行使命偏移现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实证部分本文运用2010—2019年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与股东持股比例数据以及股东属性信息，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农商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使命偏移现象明显减少，但控股越多反而会促进使命偏移发生。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数对使命偏移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控股数与非国有企业控股数差值的增加，使命偏移程度越低。同时，非国有企业控股数对使命偏移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控股，非国有控股越多使命偏移现象越严重。此外，银行存款规模、监事会规模、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法律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上市农商行使命偏移。这一系列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同时也从农商行股权结构角度为使命偏移提供了新的证据。
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以及股权结构，笔者认为改变上市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度现象需要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促进国有企业持有农商行股份。从增量的角度出发，应创造条件引导农商行形成国有股为主、非国有股为辅的股权结构;从存量角度出发，对已经持有农商行股份的国有企业转让股权时，应给出限制条件，从而逐步改变农商行内在缺陷所导致的使命偏移行为，充分发挥国有产权所有者在农商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农商行应侧重于优化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避免股权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宜采用多重股权制衡政策，农商行前十大股东应适当提高持股比，防止大股东过度操控银行经营决策。同时构建完备的监事会体制，从而有效抑制使命偏移行为。
第三，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坚持立足“三农”的市场定位，在信贷投放上不断拓展其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深层次挖掘農户需求，在金融产品与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从长远来看这样不仅可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且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服务广度和深度的更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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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22-0029-08
一、引言
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应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和农村经济进展出发，缓解“三农”融资问题，更好地服务“三农”。然而按照农商行股份制的要求，特别是上市农商行，其经营完全遵循市场需要，在可持续性地逐步商业化演进过程中，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可能会导致其削弱服务“三农”的社会使命。阳烨[ 1 ]通过对湖南省农商银行统计后得出，无论是农村贷款、农业贷款还是农户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都在不断下降，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从2009年的32.1%下降到2016年的7.1%。据本文统计，截至2020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每年投放在“三农”上的贷款占总贷款比率都低于3%，表现出“弃农”“脱农”的倾向，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使命偏移（Mission Drift）”[ 2 ]。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传统主力进行了商业化经营改革及股份制改造，在此过程中大规模地撤并了所有县级以及县级以下的乡镇营业网点，甚至完全退出了部分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即使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可以为“三农”服务，但相较于农村金融的大规模需求，农村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日渐显现。2001年后，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传统主力军启动了股份制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在股改过程中，一方面是股权的分散，另一方面是尽快上市的需要，致使中国农业银行对盈利能力的追求不断提高，由此导致信贷风险监管的强化以及对农村信贷规模的控制，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不断下降。那些从事农业、农产品加工及相关行业的生产者，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处于劣势，难以获得资金的支持，整个农村金融市场呈现一种卖方市场形态。2003年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商业化改革促使农村信用社逐步转变为农村商业银行，由此导致农信社的经营性质以及组织属性发生了重大改变。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和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 3 ]，农村商业银行作为股份制银行，其经营决策受股权结构影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对资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不充分的农村金融供给的矛盾，农村金融依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股权结构作为农村商业银行治理的核心内容，合理的股权结构能有效约束农商行的放贷行为。
脱贫攻坚时期贫困户的核心特征是缺乏资金，为贫困户提供资金主要是靠财政扶贫。依靠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4 ]。脱贫攻坚时期农村金融发挥了辅助政府功能，如今处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转折点，乡村振兴战略将对农村金融提出更高要求[ 5 ]。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都离不开农村金融作用的发挥，农村金融既要服务脱贫攻坚，也要持续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6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农村金融提出明确要求，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善金融服务，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放。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其使命偏移行为将直接对农村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拖慢乡村振兴进程。因此，需要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对农商行的使命偏移行为进行研讨。
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股权集中、控股股东的存在会对贷款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农商行的股权结构与股权属性能否解释农商行使命偏移？本文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客观评价上市农商行股权结构与农商行使命偏移的关系对农村商业银行完善公司股权进入和退出机制及更好地服务“三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静态模型研究发生使命偏移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农商行投资决策。实证部分运用2010—2019年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与股东持股比例数据以及股东属性信息，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理论进行分析并检验。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在实证上首次从宏观角度发现农商行股权结构与使命偏移的内在机制;第二，为农商行使命偏移现象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
我国学者对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周月书和彭媛媛[ 7 ]基于江苏省51家农商行数据，在检验农商行双重目标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双重目标对其风险的影响，从双重目标内部关系发现农商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会降低其农业贷款占比，资源约束与替代效应“挤出”了农业贷款，农商行商业可持续目标与支农目标不兼容，双重目标之间存在冲突。阳烨[ 1 ]从微观、宏观角度出发对湖南省87家农村商业银行进行使命偏移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资产结构、风险管理能力对其具有显著影响，涉农贷款余额在贷款余额中占比越高，涉农贷款的边际成本越高，使命偏移的概率越大;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越强，涉农贷款的边际成本越低，使命偏移发生就会越少;农商行所在县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水平、流动性水平对农村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影响也是显著的。
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微观方面有业务结构、资产结构、风险管理能力，宏觀方面有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水平、流动性水平等研究农村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但在银行信贷行为与股权结构上，未有学者涉足农村商业银行，更未有人研究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其使命偏移的关系。鉴于此，本文借助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从股权结构出发，较为全面地研究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问题，借此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银行股权结构
结合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研究股权结构需要从三个方面出发：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制衡度[ 8 ]。
1.股权性质
在银行的股权属性与其绩效研究上，Porta[ 9 ]通过对世界经济体中占主要地位的国家银行股权结构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政府持有银行股权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认为政府参与金融市场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政治观，政府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持有银行股份，政府会通过行政权力干涉银行的经营决策进而为自己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利益;二是发展观，政府持有银行股份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特别是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具有显著影响。政府产权主导的银行，其信贷决策行为更贴近政治要求[ 10 ]。刘丹和张兵[ 11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股东类型方面，政府性质股东对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影响显著。国有企业控股的农商银行的本质仍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指政府为实际控制人或者拥有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性质上来说归根结底属于全体社会成员，这是由国情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 12 ]，因此当国有企业作为农商行的最终控股人时，有义务承担服务“三农”的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上市农商行第一大控股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国有企业持股数越多使命偏移程度越低。
为进一步提升假设1实证结果的可信度，提出假设2：
H2：上市农商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数与非国有股东持股数的差值越大，使命偏移程度越低。
2.股权集中度
在银行的股权集中度研究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李维安和曹延求（200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经营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且这种线性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明显存在的。而谭兴民和宋增基[ 13 ]通过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權结构与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较高的股权集中度阻碍了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但是在社会绩效与股权结构上，现有文献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刘丹和张兵[ 11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股权结构对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股权集中度方面，政府性质股东股权集中度越高，农村商业银行的社会绩效表现越好。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可能与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呈负相关。
3.股权制衡度
对股权集中度的讨论还需要结合股权制衡度[ 14 ]。股权制衡是指公司股权由多个大股东共同持有，通过相互制约和监督，使任何大股东都无法独立做决策[ 15 ]。现有对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的研究呈现三种不同的结果：一是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赵景文和于增彪[ 16 ]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一股独大型、股权制衡型和其他类型三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我国制度背景，股权制衡型公司相较与其总资产规模最相似的一股独大公司经营绩效更差。二是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陈信元和汪辉[ 17 ]对1 073家A股上市公司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股东制衡公司的公司价值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公司。三是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现U型（倒U型）关系。黄渝祥等[ 18 ]发现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对转折点进行了精确的计算，而吴红军和吴世农[ 19 ]通过对1998年至2003年A股市场中存在掏空型并购事件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股权制衡度与经营绩效呈现U型。在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上，国内外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认为企业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呈现正向关系[ 20 ]。我国学者朱蓉[ 21 ]还对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冗余资源帮助商业银行有了更大的投资社会责任活动的空间，进一步而言，更优的资源配置促进了商业银行社会绩效的全面改善。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H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可能与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0—2019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的年报。选取上市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样本是基于农商行主要任务是为当地“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个基本概念对农商行的功能与角色作了了基本性定位，农商行由于承担着支持“三农”的光荣责任，不能脱离农村根据地。但在上市之后农商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偏移持续经营目标从而转向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股东权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无法避免的。在上市后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支农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被放大，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清并协调好权力、责任、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服务“三农”的互利共赢等，对农商行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数据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2010—2020年上市农村商业银行前十位控股股东数据，包括控股股东性质。该数据是通过从上交所、香港证交所、深交所和各农商行官网收集年报中的合并信息（合并信息中包括该农商行所有分行的数据信息），再根据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进行手工整理而得。第二部分是农村商业银行2010—2019年相关财务数据，包括存贷比、资产规模等。数据来自农商行年报与eps数据库。第三部分是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与eps数据库。具体农村商业银行样本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青农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九台农商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苏农银行、江阴银行。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为了对提出的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在借鉴同类型关于使命偏移文献的做法、经验及本文研究目的的基础上，构建了使命偏移、股权性质、股权集中程度、控制变量方面的9个变量，简要介绍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在衡量使命偏移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用人均贷款规模、人均贷款规模占MFI所在地区或所在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比重、女性借款人所占比例几个指标来衡量使命偏移的程度，而运用人均贷款规模占微型金融机构所在国家、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衡量使命偏移问题更有效[ 22 ]。这一指标不但考虑了人均贷款规模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动态变化，还考虑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差异，排除了当“三农”贷款客户与农商行的合作关系不断推进以至贷款需求增加与人均贷款规模增加的影响。 本文综合以上观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徐淑芳和彭馨漫[ 23 ]的方法选择人均贷款规模占农村商业银行占所在地区人均GDP的比重为测度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的指标，即被解释变量。由于涉及“三农”贷款一般需求较小规模的贷款金额，当这一指标较大时，表明农商行主要向大中型企业提供贷款服务，并未很好地服务“三农”，出现了使命偏移。本文通过对全国3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分布地区统计，发现农村商业银行仍然保持着极强的地域性特点，无相同县级市行政区为注册地的农商行，因此该指标可以较好地衡量使命偏移程度。
2.解释变量
为了考察股权结构及其对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行为的可能影响，分别从股权属性、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程度三方面刻画股权结构。选取第一大股东性质、前十大股东国有股占比、非国有股占比、股权制衡度、赫芬达尔指数共5个指标。
（1）股权属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量学者运用虚拟变量衡量国有与非国有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李从刚和许崇正[ 24 ]的做法，农村商业银行是否为国有控股，若第一大股东为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值为1，否则为0。为进一步验证股权制衡度与股权属性是否共同作用并影响农商行发生使命偏移，引入交乘项。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持有股权总数将会影响股权属性，故本文还选取了前十大股东国有与非国有股占比。
（2）股权集中度。黄建山和李春米[ 25 ]运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来度量股权集中程度，本文参考该方法，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和赫芬达尔指数（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衡量股权集中度。
（3）股权制衡度。本文参考李从刚和许崇正[ 24 ]的做法，运用第二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差额衡量股权制衡度。
3.控制变量
为了充分控制不同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造成的影响，本文从内外两个角度选择控制变量。从内部来看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银行存贷比、监事会规模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农商行所在地区第一产业的年产值、法律环境因素。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4.模型建立
为了探讨使命偏移程度（MS）与第一大股东性质（C）、股权制衡度（ZH）、前十大股东国有股占比（SO）、前十大股东非国有占比（NSO）、股权集中程度（HF）这六者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相应的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由于变量单位导致部分数值较大，本文对MD、MS以及LE进行了相应处理。为了验证H1、H3、H4，构建模型（1）如下：
为了验证H2以及进一步验证H1、H3、H4，将解释变量替换为SONSO，建立模型（2）：
其中，i、t分别代表第i银行、第t年。如果？茁2结果显著，说明国有企业持股会影响使命偏移，若？茁2显著为正，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该类型股东持股比例对使命偏移的影响越大，反之亦然。其他变量同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对本文的假设进行检验，本部分研究股权结构与上市农商行使命偏移的关系问题，核心是研究上市农商行控股股东的属性对使命偏移的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中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平均值可以看到17.6%的上市农商行股权为国有企业拥有，非国有企业拥有9.4%的上市农商行股权，但国有企业控股股权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73，而非国有企业控股股权数最小值为0.24，最大值为0.237，说明不同农商行间股权结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与此同时，使命偏移程度标准差也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近20倍，这可能是不同上市农商间较大的股权结构差异性所导致的。此外，存款规模、监事会规模、法律环境、第一产业产值占总GDP比率等指标在不同上市农商行间均具有较大的变异性。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计算了连续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因篇幅所限，具体表格未在文中披露，需要者可向笔者索取）。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使命偏移程度明显降低，显著性水平为5%。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数量与使命偏移程度呈显著负相关，显著性为5%，而非国有股数量与使命偏移呈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10%。说明国有企业控股能够有效减少农商行的使命偏移行为，加强农商行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完善使命偏移的治理机制。除此之外前十大股东中国有持股数量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呈明显正相关，显著性为1%，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合。股权制衡度与使命偏移呈现负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使命偏移在10%的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回归结果不一致，这是因为相关关系主要是测算变量两两的关系，忽略了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监事会规模和存贷比与使命偏移呈现正向关系，农业GDP占比与使命偏移在10%水平上呈正向关系，法律环境与使命在10%水平上呈现正向关系。相关系数均小于0.8，未存在高度线性关系。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为测度不同类型股东持股比例对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移的影响，对模型（1）（2）进行计量分析，考察不同類型股东持股比例对农商行使命偏移的影响。通常对面板数据而言有三种可能的估计处理方法，即随机效应、固定效应和混合回归。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对估计参数适用的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均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数据进行Winsorize处理，通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未发现存在多重共线性。White检验和BP检验的p值分别为0.049和0.002，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模型（1）和（2）的R-squared分别为0.451、0.450，具有较强解释力，得到的结果如表3。
考虑内部及外部法律与农业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模型（1）的实证结果中国有企业持股对使命偏移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为5%，这说明当农商行的第一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农商行发生使命偏移的可能性越小，验证了假设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使命偏移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尽管交乘项C×D与使命偏移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持股数越多反而会造成使命偏移，但经过第一大股东性质对使命偏移的偏效应测算，模型（1）和（2）的结果都为-0.012，这说明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使命偏移程度会比平均使命偏移程度低0.012的标准差。同时，前十大股东中国有持股总数与使命偏移程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而非国有持股总数与使命偏移程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结合前面的分析，说明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有股份越多，农商行发生使命偏移的可能性越小。但当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国有股需要减持，这与徐晓东和陈小悦[ 26 ]的结论一致。股权集中度与使命偏移程度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与使命偏移程度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3和假设4。加入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存在小幅变化。银行存贷比与使命偏移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银行贷款投放越多，服务“三农”的贷款投放比例也会增多。监事会与使命偏移在10%水平上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监事会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使命偏移。农业产业GDP比重与使命偏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农业产业GDP比重越高，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越重要，较多的贷款就会流向农业。法律环境与使命偏移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本文用来衡量法律环境的是当年发生的法律案件数量，当法律案件数量越多时，说明法律环境较差，较差的法律环境中会滋生使命偏移。模型（2）引入解释变量SONSO后，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变化幅度较小，SONSO与使命偏移在1%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总额越多使命偏移发生的可能性越低，验证了假设2。 另外，从第一大股东地区异质性的角度出发，将农商行分为江苏和非江苏两类。采用该种分类方法是由于江苏省是全国最早实施农信社股份制改革模式的试点省份，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基本完成了全省县级农信社及农村合作银行向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江苏省与其他省份农商行的呈现不一致的发展水平。分类别后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4，R-squared分别为0.668、0.629、0.662、 0.629，具有较强解释力。
从表4可以看到，所属地为江苏省的农商行对第一大股东的属性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更敏感，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可以显著减弱使命偏移程度，但持股越多反而会减弱这种影响;所属地非江苏的农商行对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数与非国有控股数更敏感，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持股数可以显著减弱使命偏移程度。解释变量股权制衡度与使命偏移呈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与使命偏移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五、稳健性分析
至此，笔者证实了国有企业为第一大股东的农商行可降低使命偏移程度，但当国有企业为第一大股东时持股数越多反而会削弱该效应，且第一大股东为制造企业国有企业时，非国有股东的存在可降低使命偏移程度，当第一大股东为非制造业企业国有企业时，国有股东的存在可降低使命偏离程度。考虑到线性回归模型潜在的模型设定偏误以及内生性问题，有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引入了被解释变量MD的滞后变量lateMD对模型（1）和（2）以广义系统矩估计（GMM）重新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由于银行存款规模、监事会规模、所在地区第一产业当年GDP占比与法律环境为完全外生变量，本文选取该四个变量为工具变量，Sargan-p值分别为0.235和0.260，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AR（1）-P值分别为0.012和0.013，AR（2）-P值分别为0.211和0.248，表明自相关检验通过。限于篇幅回归结果表略。
根据回归结果，模型（1）中滞后一阶的lateMD与MD在10%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商业银行的使命偏移程度越来越严重。当农商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可以减轻使命偏移程度，当国有企业为第一大股东时持股数越多反而会减弱该种效应。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数量对使命偏移影响显著为负，非国有企业控股对使命偏移有正向影响，且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越多使命偏移程度越低。此外股权制衡度对使命偏移影响显著为正，股权集中对农商行使命偏移显著为负。因此，总体来看，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相关假设，与前述所得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六、结论
农村商业银行频繁发生使命偏移，拖慢了乡村振兴进程，农商行的贷款行为等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媒体以及政府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农商行的使命偏移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治理问题，农商行股东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或控制权优势，以达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而农商行本身带有服务“三农”的社会目标，造成了双重目标的冲突。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缓解双重目标冲突、促进农村商业银行健康平稳发展是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上市农商行股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通过静态模型研究发生使命偏移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上市农商行投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农商行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存在可能导致农商行使命偏移，这一结论为农商行使命偏移现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实证部分本文运用2010—2019年我国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与股东持股比例数据以及股东属性信息，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对理论分析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农商行的第一大股东为国有企业时，使命偏移现象明显减少，但控股越多反而会促进使命偏移发生。前十大股东中国有企业控股数对使命偏移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并且随着国有企业控股数与非国有企业控股数差值的增加，使命偏移程度越低。同时，非国有企业控股数对使命偏移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控股，非国有控股越多使命偏移现象越严重。此外，银行存款规模、监事会规模、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法律环境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上市农商行使命偏移。这一系列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同时也从农商行股权结构角度为使命偏移提供了新的证据。
根据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以及股权结构，笔者认为改变上市农村商业银行使命偏度现象需要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促进国有企业持有农商行股份。从增量的角度出发，应创造条件引导农商行形成国有股为主、非国有股为辅的股权结构;从存量角度出发，对已经持有农商行股份的国有企业转让股权时，应给出限制条件，从而逐步改变农商行内在缺陷所导致的使命偏移行为，充分发挥国有产权所有者在农商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农商行应侧重于优化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避免股权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宜采用多重股权制衡政策，农商行前十大股东应适当提高持股比，防止大股东过度操控银行经营决策。同时构建完备的监事会体制，从而有效抑制使命偏移行为。
第三，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坚持立足“三农”的市场定位，在信贷投放上不断拓展其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深层次挖掘農户需求，在金融产品与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从长远来看这样不仅可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且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服务广度和深度的更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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