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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末，从因中苏友谊医院而得名的“反修路”，搬家到了“反帝路”——东交民巷7号。这条目前北京最长的胡同，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元朝，北京开凿通惠河与大运河连接，南方粮食几经周转到现在的崇文门外。元朝在这里设立收税的机构，周围相应形成市场，就有了东交民巷的前身江米巷。这里是个米市，用现在时髦话说是贸易中心。当年的元大都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马可·波罗在他的东方游记里提到过“文明门内江米巷”。文明门就是现在的崇文门，遗憾的是从那时开始，这条走过700多年历史长河的胡同，承载了太多与利益有关的东西，以及与文明无关的事情。
在明代，天安门前形成国家行政中心——棋盘街，东江米巷是礼部和鸿胪寺所在地，有接待安南、蒙古、朝鲜、缅甸4个藩国的会同馆，也叫四夷馆。到大清朝，这里成了正蓝旗的地盘，分布大大小小的王公府邸和官衙。而东交民巷出现变化的始作俑者是俄罗斯，1694年获得在中国通商，寻机在东交民巷修了使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国家首都陷入从未有过的灾难之中，列强明令侵略者在京“正式特许抢劫3日”。东交民巷户部国库就被日本人抢走白银300万两，太医院的针灸铜人也被掠夺。更可气的是《辛丑条约》签下后，中国政府失去了东起崇文门西到天安门、北起东长安街南到城墙的一整片行政管理权。这里成了所谓的“使馆界”，四周建起6米高的围墙和8座碉堡，路口有铁栅栏和铁门把着。英、德、法、俄、美、日等国在这里形成对中国干涉的强大势力，又开银行又派兵，还建邮局建教堂。
柬埔寨老国王西哈努克10月15日在北京去世，引出两个新闻热点，一是他长期居住的东交民巷15号，二是他长期治病的北京医院。
15号院被西哈努克称为“童话中的仙女居住的宫殿”。清朝时，这里是法国公使馆，他有法国文化情结，自然会倍感亲切。有很多年，我天天经过这个院子，到了门口只能快步走过，偷偷望一眼。
边上的21号过去是法国邮局，现在是个饭馆，在市委工作的那些年常去，除了外面建筑没变，里面全是中国味道了。15号院东边隔着台基厂大街有法国人建的圣弥尔天主堂，圣弥尔是《圣经》中保护以色列子民的天使。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天使塑像和精美的花玻璃是东交民巷西方文化遗存中的亮点。
旁边的小学始建于1955年，当年教堂划归学校成了礼堂，是曾经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干部子弟学校。“文革”后期没有门槛，搬家后两个弟弟都转了进去。1986年，教堂又开始恢复，1989年12月重新开堂。在清朝，教堂的北面不远就是法国兵营。
北京医院前身是1905年建的德国医院，位于东交民巷的东口。德国人以严谨精细著称于世，这家医院在解放前后都保持了较高的医疗水平。据卫生部原副部长顾英奇回忆，1953年1月，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央卫生部设立保健局，中央警卫局设立保健处。以北京医院为基地，负责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第一线医疗保健，包括民主党派、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重要科学家及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医疗保健。
北京医院的匾额是毛主席在1950年2月题写的。据北京医院原院长林钧才回忆，到了文化大革命，北京医院被当作“老爷医院”砸烂了。97人被立案审查，277人劳动下放，去了甘肃和“五七干校”，医疗设备流失，各种制度被破坏，医院一片凋零。后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1973年起逐渐恢复。周总理对北京医院的领导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看“病情报告”；二、亲临现场听重要诊断和治疗方案；三、看望病人，他生前来医院多达200余次。
父亲调到北京医院时，单位已经处于平稳发展阶段。70年代的人头脑都简单，也不知道什么风险，倒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到了新地方会有些麻烦，比如因欺生而打架。两个弟弟到病房看电视，就有大一点的孩子过来找茬，我在家里听说了，抄起“板带”到院子对那小子一顿抽。院子里比我大的孩子有，没人敢上来，有一个中年人过来“教育”我，只好顺坡下驴，让弟弟上去再踹那小子两脚了事。后来，父亲告诉我，劝架的是周主任，以前是周总理的保健医生。
以前在友谊医院住筒子楼，到了北京医院换成爷爷辈的德式公寓。不过，德国人一家4室的房子现在挤着两户人家，没有厨房，大家还是在楼道做饭。唯一的好处是有管道煤气，不用扛液化气罐了。搬家的过程极其简单，家具在70年代要凭票买，几年下来有了一个大衣柜和碗柜，两个双人床（一个铁管木板床，一个“文革”时买的二手货红木藤床），还有两张医院集体宿舍的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小炕桌，一个铁腿的饭桌和两把椅子。一个姥姥带到北京的红色大漆牛皮箱，父亲出国用的带钉头的皮箱，里面有父亲出国穿的毛料中山装和西装。这身行头回来后就压箱底，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过送到信托店。父亲上大学时穿的棉大衣也还留着，1980年我上大学时还拿去穿。以上这些就是上世纪的一个6口之家，除了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外最值钱的东西了。
现在想想，贫困确实能激发人们的奋斗，变着法改变生活。我的奋斗从打家具开始，到北京医院没两年，旁边的一个德式公寓开始拆，我就到废墟上捡木头，上好的松木，都是栋梁之材。又去杂货店买纤维板，到街上找河北来的木匠，在医院的宿舍院打写字台和酒柜，自己贴木纹纸，自己上清漆。后来看用三合板更好，又找人打了个板式纯木的写字台和书柜。那年大学快毕业了，一个人在家又打砂纸又上漆，父母弟弟白天都不在家。福建省副省长毕际昌携夫人到家里看我父亲，让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就着满屋的油漆味道说几句话走了。过两天，父亲告诉我，人家是到中信公司任副董事长的。第三次打家具时，已经搬到单元房，用的是住过老洋房子拆下的木头，买了上好的水曲柳三合板，请的安徽木匠，料好工细，是一套组合柜和两个书柜。最后这些至今还留着，其他都没了。可惜的是“文革”时买的红木藤床，开始打家具料不够，让木匠给拆了，剩下床头中间的木构件当摆设。
父亲不管家里的事，我每次折腾总要惹他生气，以他的老实本分看他儿子在院子里的表现，想想是承受了很大压力。父亲所在的北京医院北楼专门负责高级干部的保健，很多年后问他当年比较有意思的事，老人家总是失忆。 父亲给好几任国家副主席做医疗保健，从宋庆龄、乌兰夫到荣毅仁，基本是上门服务。乌兰夫当上国家副主席，在他家里给父亲腾出房，父亲不愿意住，认为还是来来去去的方便。审判“四人帮”的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黄火青，老一代革命家王首道、刘澜涛，维族的著名人士包尔汉、赛福鼎，这些老人既是父亲服务的对象，也成了忘年交。
父亲为赵朴初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位佛教大师做了十几年医疗保健，在京或是出国，没在一块合过影。问为什么，父亲说有机会，不着急。班禅大师最后一次去西藏，父亲年纪大了，没有陪着，没想到大师到家乡日喀则过于辛苦，导致心脏病急性发作，没抢救过来。大师经常跟父亲说自己身体好，活20年没问题，遗憾的是跟去的医生太大意了，一次疏忽，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部长中交往多的有第一任邮电部长朱学范和后来的钟夫翔、文敏生，有卫生部长江一真和崔月犁，有文化部长、画家黄镇和副部长、作家、书法家周而复，有老外交部长姬鹏飞，有“五四”运动的老人许德珩、大律师史良、学者钱钟书、数学家苏步青。外宾中最神秘的人物是柬埔寨红色高棉首领波尔布特，每次来京都是父亲去看他。还有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宴请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1989年～1991年，父亲参加了三次。菜单还留着，有广式鸿运乳猪、法国鹅肝、意大利海鲜面条、金边鸭丝肉丸粥（配炸油条）等。
上世纪90年代福建在京干部，项南书记是中国第一代老革命家的后代，对老区的情况熟悉，思想解放，处理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了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马兴元省长是山西南下干部的代表，这些北方人在福建扎根几十年，有魄力有经验。他们过去在看问题做工作上有矛盾，结了些怨气，可到了父亲这儿就只有乡情，没有了政治。方毅，福建老乡，中国科学院院长，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退下来后患抑郁症多年，精神非常不好。父亲和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陈学诗一同为他治疗，终于使方老的精神疾病痊愈。这时他忽然想到要给父亲留一幅字，可惜在字写好后不久就因为器官疾病而仙逝。
记忆最深刻的是1989年初，父亲陪彭真委员长去南方，回来后不久就参加抢救胡耀邦同志的医疗小组。父亲连着三个夜晚守在病床前，第3天胡耀邦病情稳定，人也显得乐观了。他和父亲讨论起科学界的一些事，比如美国华裔科学家牛满江遗传学方面的金鱼实验，中国医学专家修瑞娟的人体血管微循环理论，他在病中还在认真思考科学的真伪问题。第4天，父亲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母亲打电话给院长，换成白天值班。当第5天一早父亲进病房时，才知道胡耀邦已经在夜里逝世了。父亲说，心梗病人如果不起来上厕所，如果再多用些润肠剂，可能会挺过那一关，或许会好起来。
医生给别人看病，可自己的身体不一定健康。1991年，父亲办退休了，当年就出现心动过缓症状，并安装了起搏器。1997年，小脑梗塞合并肺部感染，2002年，结肠癌，2006年，前列腺癌。1999年，父亲才彻底退下来。对那些说不清的老年病，八十几岁的父亲自己观察，自己去医院和年轻的大夫研究，时不时上新的仪器查查，时不时换一种新药吃吃。我说，您快成医学实验样本了。
我常常好几年都不去医院，父亲也几乎没有给我看过病，到如今我也没弄明白老人家的医术高在哪里，这些年是怎么治过来的。
不说了。好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一年就这样嘻嘻哈哈去了。感谢父母，感谢家人，感谢朋友，待见我这些不着调的文字。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在明代，天安门前形成国家行政中心——棋盘街，东江米巷是礼部和鸿胪寺所在地，有接待安南、蒙古、朝鲜、缅甸4个藩国的会同馆，也叫四夷馆。到大清朝，这里成了正蓝旗的地盘，分布大大小小的王公府邸和官衙。而东交民巷出现变化的始作俑者是俄罗斯，1694年获得在中国通商，寻机在东交民巷修了使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国家首都陷入从未有过的灾难之中，列强明令侵略者在京“正式特许抢劫3日”。东交民巷户部国库就被日本人抢走白银300万两，太医院的针灸铜人也被掠夺。更可气的是《辛丑条约》签下后，中国政府失去了东起崇文门西到天安门、北起东长安街南到城墙的一整片行政管理权。这里成了所谓的“使馆界”，四周建起6米高的围墙和8座碉堡，路口有铁栅栏和铁门把着。英、德、法、俄、美、日等国在这里形成对中国干涉的强大势力，又开银行又派兵，还建邮局建教堂。
柬埔寨老国王西哈努克10月15日在北京去世，引出两个新闻热点，一是他长期居住的东交民巷15号，二是他长期治病的北京医院。
15号院被西哈努克称为“童话中的仙女居住的宫殿”。清朝时，这里是法国公使馆，他有法国文化情结，自然会倍感亲切。有很多年，我天天经过这个院子，到了门口只能快步走过，偷偷望一眼。
边上的21号过去是法国邮局，现在是个饭馆，在市委工作的那些年常去，除了外面建筑没变，里面全是中国味道了。15号院东边隔着台基厂大街有法国人建的圣弥尔天主堂，圣弥尔是《圣经》中保护以色列子民的天使。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天使塑像和精美的花玻璃是东交民巷西方文化遗存中的亮点。
旁边的小学始建于1955年，当年教堂划归学校成了礼堂，是曾经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干部子弟学校。“文革”后期没有门槛，搬家后两个弟弟都转了进去。1986年，教堂又开始恢复，1989年12月重新开堂。在清朝，教堂的北面不远就是法国兵营。
北京医院前身是1905年建的德国医院，位于东交民巷的东口。德国人以严谨精细著称于世，这家医院在解放前后都保持了较高的医疗水平。据卫生部原副部长顾英奇回忆，1953年1月，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央卫生部设立保健局，中央警卫局设立保健处。以北京医院为基地，负责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第一线医疗保健，包括民主党派、部长和省委第一书记、重要科学家及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医疗保健。
北京医院的匾额是毛主席在1950年2月题写的。据北京医院原院长林钧才回忆，到了文化大革命，北京医院被当作“老爷医院”砸烂了。97人被立案审查，277人劳动下放，去了甘肃和“五七干校”，医疗设备流失，各种制度被破坏，医院一片凋零。后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从1973年起逐渐恢复。周总理对北京医院的领导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看“病情报告”；二、亲临现场听重要诊断和治疗方案；三、看望病人，他生前来医院多达200余次。
父亲调到北京医院时，单位已经处于平稳发展阶段。70年代的人头脑都简单，也不知道什么风险，倒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到了新地方会有些麻烦，比如因欺生而打架。两个弟弟到病房看电视，就有大一点的孩子过来找茬，我在家里听说了，抄起“板带”到院子对那小子一顿抽。院子里比我大的孩子有，没人敢上来，有一个中年人过来“教育”我，只好顺坡下驴，让弟弟上去再踹那小子两脚了事。后来，父亲告诉我，劝架的是周主任，以前是周总理的保健医生。
以前在友谊医院住筒子楼，到了北京医院换成爷爷辈的德式公寓。不过，德国人一家4室的房子现在挤着两户人家，没有厨房，大家还是在楼道做饭。唯一的好处是有管道煤气，不用扛液化气罐了。搬家的过程极其简单，家具在70年代要凭票买，几年下来有了一个大衣柜和碗柜，两个双人床（一个铁管木板床，一个“文革”时买的二手货红木藤床），还有两张医院集体宿舍的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小炕桌，一个铁腿的饭桌和两把椅子。一个姥姥带到北京的红色大漆牛皮箱，父亲出国用的带钉头的皮箱，里面有父亲出国穿的毛料中山装和西装。这身行头回来后就压箱底，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过送到信托店。父亲上大学时穿的棉大衣也还留着，1980年我上大学时还拿去穿。以上这些就是上世纪的一个6口之家，除了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外最值钱的东西了。
现在想想，贫困确实能激发人们的奋斗，变着法改变生活。我的奋斗从打家具开始，到北京医院没两年，旁边的一个德式公寓开始拆，我就到废墟上捡木头，上好的松木，都是栋梁之材。又去杂货店买纤维板，到街上找河北来的木匠，在医院的宿舍院打写字台和酒柜，自己贴木纹纸，自己上清漆。后来看用三合板更好，又找人打了个板式纯木的写字台和书柜。那年大学快毕业了，一个人在家又打砂纸又上漆，父母弟弟白天都不在家。福建省副省长毕际昌携夫人到家里看我父亲，让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就着满屋的油漆味道说几句话走了。过两天，父亲告诉我，人家是到中信公司任副董事长的。第三次打家具时，已经搬到单元房，用的是住过老洋房子拆下的木头，买了上好的水曲柳三合板，请的安徽木匠，料好工细，是一套组合柜和两个书柜。最后这些至今还留着，其他都没了。可惜的是“文革”时买的红木藤床，开始打家具料不够，让木匠给拆了，剩下床头中间的木构件当摆设。
父亲不管家里的事，我每次折腾总要惹他生气，以他的老实本分看他儿子在院子里的表现，想想是承受了很大压力。父亲所在的北京医院北楼专门负责高级干部的保健，很多年后问他当年比较有意思的事，老人家总是失忆。 父亲给好几任国家副主席做医疗保健，从宋庆龄、乌兰夫到荣毅仁，基本是上门服务。乌兰夫当上国家副主席，在他家里给父亲腾出房，父亲不愿意住，认为还是来来去去的方便。审判“四人帮”的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黄火青，老一代革命家王首道、刘澜涛，维族的著名人士包尔汉、赛福鼎，这些老人既是父亲服务的对象，也成了忘年交。
父亲为赵朴初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位佛教大师做了十几年医疗保健，在京或是出国，没在一块合过影。问为什么，父亲说有机会，不着急。班禅大师最后一次去西藏，父亲年纪大了，没有陪着，没想到大师到家乡日喀则过于辛苦，导致心脏病急性发作，没抢救过来。大师经常跟父亲说自己身体好，活20年没问题，遗憾的是跟去的医生太大意了，一次疏忽，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部长中交往多的有第一任邮电部长朱学范和后来的钟夫翔、文敏生，有卫生部长江一真和崔月犁，有文化部长、画家黄镇和副部长、作家、书法家周而复，有老外交部长姬鹏飞，有“五四”运动的老人许德珩、大律师史良、学者钱钟书、数学家苏步青。外宾中最神秘的人物是柬埔寨红色高棉首领波尔布特，每次来京都是父亲去看他。还有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宴请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1989年～1991年，父亲参加了三次。菜单还留着，有广式鸿运乳猪、法国鹅肝、意大利海鲜面条、金边鸭丝肉丸粥（配炸油条）等。
上世纪90年代福建在京干部，项南书记是中国第一代老革命家的后代，对老区的情况熟悉，思想解放，处理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了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马兴元省长是山西南下干部的代表，这些北方人在福建扎根几十年，有魄力有经验。他们过去在看问题做工作上有矛盾，结了些怨气，可到了父亲这儿就只有乡情，没有了政治。方毅，福建老乡，中国科学院院长，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退下来后患抑郁症多年，精神非常不好。父亲和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陈学诗一同为他治疗，终于使方老的精神疾病痊愈。这时他忽然想到要给父亲留一幅字，可惜在字写好后不久就因为器官疾病而仙逝。
记忆最深刻的是1989年初，父亲陪彭真委员长去南方，回来后不久就参加抢救胡耀邦同志的医疗小组。父亲连着三个夜晚守在病床前，第3天胡耀邦病情稳定，人也显得乐观了。他和父亲讨论起科学界的一些事，比如美国华裔科学家牛满江遗传学方面的金鱼实验，中国医学专家修瑞娟的人体血管微循环理论，他在病中还在认真思考科学的真伪问题。第4天，父亲身体有点吃不消了，母亲打电话给院长，换成白天值班。当第5天一早父亲进病房时，才知道胡耀邦已经在夜里逝世了。父亲说，心梗病人如果不起来上厕所，如果再多用些润肠剂，可能会挺过那一关，或许会好起来。
医生给别人看病，可自己的身体不一定健康。1991年，父亲办退休了，当年就出现心动过缓症状，并安装了起搏器。1997年，小脑梗塞合并肺部感染，2002年，结肠癌，2006年，前列腺癌。1999年，父亲才彻底退下来。对那些说不清的老年病，八十几岁的父亲自己观察，自己去医院和年轻的大夫研究，时不时上新的仪器查查，时不时换一种新药吃吃。我说，您快成医学实验样本了。
我常常好几年都不去医院，父亲也几乎没有给我看过病，到如今我也没弄明白老人家的医术高在哪里，这些年是怎么治过来的。
不说了。好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一年就这样嘻嘻哈哈去了。感谢父母，感谢家人，感谢朋友，待见我这些不着调的文字。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