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一直在关注“大跃进”。最初，他认为“跃进”意指“质变”，单以国内工农业产值增幅论，只算“量变”。1958年春节，为 《解放军报》 撰稿时，他特地将秘书写稿中的“大跃进”改为“大发展”。 　　此后，“为与中央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他绝口不提“大发展”，但一丝疑问压在了心底。
　　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已形成，“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总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
　　“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了心来。……要有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这番话使彭德怀热血沸腾。王焰说，“这次会议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转折。”
　　谈心会上，他真诚表态，“回想十余年间，有惭愧感，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是同床异梦，也不是一见如故，而是在两者之间。”
　　是年7月1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在 《红旗》杂志上发表 《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将“人民公社”概念公之于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时一句“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化运动”遂在全国大张旗鼓。
　　8月，北戴河会议。中央发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小社合并大社，转为公社“一气呵成”。提倡全党全民要为该年度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二五指标比3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所定指标已经翻番。“7年超英，15年超美”分别变为3年和10年。
　　对此，彭德怀并无异议。北戴河会议后，他去东北考察，讲话时还很兴奋，“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
　　“马克思讲过‘1天等于20年’，现在证明了。”
　　一年后，他在庐山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

来年日子怎么过？

　　面对现实的严酷，热情很难持久。
　　1958年10月中旬，彭德怀赴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委副书记向他汇报，大办人民公社，“富农思想有抵触，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把毛驴杀掉”，“公社化后，有人劳动积极，也有人产生依赖心理，少数懒汉还很高兴。”
　　他还走访了县城外的生产大队，目睹棉花、蔬菜随意乱扔，而社员和娃娃们吃的稀面汤里，尽是土豆块。
　　“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彭德怀向陪同人员嘀咕。
　　“回来十多天，彭总的大脑就在画问号：真有那么好？”王承光说。1957年，他从总参作战部调到国防办，任军事参谋。
　　12月，党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王承光呈上来自某地一师级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成绩报告。望着上面硕果累累，彭德怀断言，这不真实。
　　“文件是经过军区层层审查送上来的。”王承光说。
　　“审查？审查就没问题了？你太天真了吧。”彭德怀打断他。
　　武昌会议，彭德怀分在西北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棉数字时，有人说，粮食有万亿斤，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他直言，粮食没那么多。
　　谭震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好心劝道：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德怀回答：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当毛泽东公布“7500亿斤”时，彭德怀没说话，“但心中对此还是有怀疑的”。随后，他带着王承光等人去湘潭乌石、韶山两公社，还有他30岁时起义之地平江调查。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作陪。他对彭坦言，此前湖南省委召开党委会，大家都不同意将今年粮产估高，次年粮产指标定高。湖南省因此挨过批。奇怪的是，有些自称粮食高产的省份，反而跑来借粮。
　　“至于大炼钢铁，全省建起五万多个小土高炉，可生起火的不到一半，能出铁的更少。公社食堂不容乐观，人力物力浪费极大。”
　　调查情况让彭德怀眉头紧锁——
　　“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把才组织起来到人民公社，误当作共产主义已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
　　“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者完成上一级下派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强令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
　　“这几处给我的印象是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数字那样多。……在平江展览馆参观时，发现两年度的生产数字颠倒公布，即将1957年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生产数字，而将1958年较低数字公布为1957年的生产数字。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
　　在平江，一个在“土改”中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暗中塞给他一张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言多必失

　　武昌会议前，由于严重脱离经济运行规律，缺粮抢粮各地均有发生。中共中央已意识到要反“共产风”，实行纠左，钢铁与粮食指标开始下降，但大前提是确保三面红旗不倒。
　　“由于继续批评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怀疑观点，各地主要指标仍然是偏高的。1959年上半年，市场空前紧张，各种弊端也就越来越多越深。”李锐（时任水利电力副部长）在1988年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中写道。
　　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旨仍是纠左，“克服当前混乱局面，为大跃进扫清一切障碍”。
　　彭德怀6月中旬才从东欧访问归来，黄克诚（时任军委总参谋长）向他汇报了国内形势。
　　“山东菏泽地区粮荒情况，比我出国时稍微缓和些。4月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成为严重缺粮省，运输力缺乏，运粮进去也不容易。我问，军队中还可抽出一点运输力吗？黄说，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军舰只抽了一部分到重庆帮助运粮，空军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调要影响备战。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 　　形势如此严峻，彭德怀无心上山，想让黄克诚替代。黄劝他，你是政治局委员，怎能不去？
　　“黄克诚考虑问题深沉。”王焰生前讲过一个故事：1958年冬，彭德怀作长诗抒怀，回顾戎马一生。他们把诗文铺在办公室内，黄克诚恰好进门看见，当即嘱咐王焰，请转告彭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要犯错误。后又追加一句：，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王焰叹惜，“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一再提醒彭总的问题，还是发生了。”
　　开往庐山的专列上，彭德怀吃得很少，长时间盯着窗外，郁郁寡欢。保健人员上前询问，他手一指：你看看，叫人怎么吃得下？——站台栅栏外边，逃荒人群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挤在一起。
　　“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提到出访匈牙利时，该国国防部长卡达尔谈“匈牙利事件”，他有感而发：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请来苏联红军镇压。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是要请苏军来的。
　　这番言论，为他在庐山会议上挨批，落下话柄。
　　7月1日到达庐山，彭德怀入住176号别墅。沿此下坡百余米，即是毛泽东住地——美庐。
　　第二天会议开幕。
　　毛泽东表示，大势还好，有点坏，但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是在两者之间。
　　八大二次会议方针对不对？要坚持。
　　总的说来，像湖南有一个同志（即周小舟）说的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3句话，12个字，奠定了庐山会议指导方针和讨论基调。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

　　王承光清楚记得，庐山会议第一周，彭德怀还有说有笑，过了一段神仙般的日子——正因去开“神仙会”，无需起草文件，彭德怀只带了他和秘书景希珍。
　　一周后，彭德怀明显情绪低落，“有时上午小组会请假，独自在屋里看资料和北京传来的文件，或在屋外走廊来回走动。看得出来，他正在思考什么重要问题。”
　　有一天，彭德怀坐在走廊上问他，“会议简报看了没？我在小组会上的一些意见，都没登出来。其他人也提了不少，上面也看不到。”
　　“我才知道他在小组会上发过言了。”王承光说。
　　根据庐山会议记录组记录，7月3日至10日，彭德怀有7次发言：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点。……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交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16%。
　　“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这是脱了外裤，留了衬裤，要脱一次脱光，省得被动。……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
　　他还拿出广州军区42军政治部的一份报告：“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
　　在毛泽东主持的常委会上，有人说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二十多亿，国家还要补贴二十多亿，共约五十个亿以上。彭德怀插话，“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有庐山这样高。”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不会有这样高吧。彭德怀接过话茬：那就矮一点吧。
　　因与张闻天住处相邻，散步时，彭德怀与他有过交流。张闻天说，当前的小土高炉做法得不偿失，“1300万吨钢难以完成。”
　　后来，彭德怀被迫检讨时交待：“他（张闻天）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
　　这番话自然掀起轩然大波。
　　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各讨论组组长开会，“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

　　“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 （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
　　11日下午，王承光接到秘书处电话，告知会议近日结束，需了解领导会后去向，以便统一安排交通工具。
　　他觉得，“这个电话通知，是促成彭德怀决定上书的一个客观原因。”

想给主席写封信

　　7月11日晚，毛泽东召来周小舟、周惠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锐三人，开怀畅谈“同乡会”。
　　李锐建言，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 　　毛泽东表示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
　　李锐写道，“我这时乘机建议，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为好。二周也当即附议。毛泽东于是向我们讲，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回去后，李锐未将聚会内容对外透露，“可是后来才知道，小舟随意向人流露了高兴之情，于是有的话就传到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些人耳朵里去了，他们正在窥测方向。”
　　“同乡会”次日，周小舟找到彭德怀，直说去年粮食造假，“一次说粮食数字不落实，第二次又说不落实，连造了几次数字，下面干部就摸了一个底，要虚报不要实报。现在吃大锅饭，就要大锅大灶，烧柴也不能节省，劳力也不节省；小锅小灶，妇女，弱劳力都可以煮饭，现在非强劳动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众对公共食堂有意见。”
　　他还表示，昨晚已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些，希望彭德怀有机会也去谈谈。
　　“我脾性不好，当面谈容易谈崩。”彭德怀有顾虑。
　　那一晚，他辗转反侧。就在10日前后，毛泽东指定胡乔木、李锐、田家英、周小舟等人负责整理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部分人对这一纪录的草稿非常不满，“对大跃进的成绩写得不够，缺点写得太多了”；“对形势的估计太泄气了，是给群众泼冷水，是右倾。”
　　被批得最厉害的是纪录中一句话——“对于1958年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有人说，“看到这句话，我就读不下去了。”
　　会议即将“功成圆满”，追究问题根源、总结实际经验的空气已显淡薄。此时彭德怀的心境，却如他常说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13日早，他去了美庐，准备将全部想法告诉毛泽东。警卫员说，主席刚刚睡下，不便打扰。
　　接下来的事情，王承光再熟悉不过——
　　中饭过后，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已坐在椅上，示意要我坐下。他随手拿起桌上已写好的几页提纲对我说，过两天就要散会了，好多问题都没有怎么讨论。大跃进以来，那么多严重问题，硬是没有多少人讲，会议开得平平淡淡，实在没有味道。我还有些意见没有讲完，想给主席写一封信。如果能够引起他的重视，并在这次会议上讲讲就好了，他讲一遍比我讲100遍管用。
　　我一听他要我整理信稿，顿时很紧张。我倒没意识这封信产生的后果，而是我根本没有单独起草重要材料，递交如此高级的领导。我极力说服他不要写这封信，或等回京后从容写作，或在会议上表明观点。
　　他摇头，不如直接写给主席好。我说，文字难以清楚表达自己意见，是否找主席谈谈？
　　他说，我俩都急躁，一谈又得争吵。我说，少奇、总理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你没管过经济，你能否先跟他们谈谈？再请他们去同主席谈？他又摇头，少奇处境也很难，恩来受了好几次批评了，哪还敢再讲话？
　　我支吾说，这次开会只我一人来，怕写不好。是否请王焰他们过来，一起研究来写？
　　他不加考虑，不用了，我来说，你来记。信就按“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精神来写。写不好不要紧。我可以修改。

这封信可能惹乱子

　　三千多字的信，经彭德怀仔细修改、誊清，7月14日下午，由王承光交给毛泽东的秘书。
　　当天，陈伯达就在美庐读到这封信，他在晚年回忆，“我看后对主席说，信写得不错嘛，是他自己写的吗？主席说，是他自己写的，他能写。当时我觉得信的文字写得不错，问题也讲得清楚。所以就当着主席的面夸奖彭这封信。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
　　7月1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标注“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同天，他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发出两封信。第一封信指示，将6个讨论组打乱，重新编排，组长照旧；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部长，和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还征询陈云病情如何，“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
　　王承光将主席批示转给彭德怀，彭粗略看过，问：为什么要加个标题？信就是信嘛！
　　王承光告诉他，黄克诚等人也将上山，“他顿时一怔，只是轻轻地应答了一声。到这时，他开始意始到信被印发后的不寻常气氛了。”

　　彭德怀这封信分甲乙两部分，首先赞同 “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正是“有失有得”4字，后被指责为否定大跃进、别有用心。
　　倍受批判的是乙部分：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王承光回忆，信里“有失有得”是因涂改凌乱，笔误错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则是反复思考后，彭德怀交待他，“这句话就这么写上吧，不怕一些人不高兴，问题要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有意见不直讲，尽绕弯子，那算什么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据说，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与毛泽东在庐山水库划船，问毛对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看法。毛泽东说，我现在不发言。
　　17日下午，毛泽东找来李锐、周小舟、周惠，与秘书胡乔木、田家英，聊至晚10点。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及彭德怀的信，却说起“洛川会议”及其经过。
　　李锐事后细想，认为毛此举含有深意，“让我们知道彭德怀这个人同他在历史上不一样，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到彭德怀那一边去。”
　　18日，李锐与胡乔木、吴冷西（时任《人民日报》总编）、陈伯达聚在田家英住所又讨论这封信，“内容很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他还夸道，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这样写。这时，胡乔木幽幽地说，这封信可能惹来乱子。

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信不怎么样。火气太大，有刺，谈谈就行了，为什么要写信？”17日当晚，黄克诚住进176号别墅西端， 对彭德怀开门见山。
　　19日在第五小组，黄克诚发言，同意主席对当前形势估计的“三句话”，认为争论应放在“问题不少”上。在《议定记录》 （草稿）基础上，他还补充三条：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尽管不提彭的信，但看得出，他与信中观点暗合。
　　彭德怀记述，17日至22日，关于自己的信，会上完全赞同与明确反对者占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基本赞同，只是对个别问题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有不同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在柯庆施当组长的第二小组，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旗帜鲜明的支持。他不顾柯庆施等人插言反对，按照拟好的提纲直抒己见，侃侃而谈，长达3小时。
　　据统计，在张八千多字的发言中，肯定大跃进成绩的只有270个字，用了39个“但”，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李锐回忆，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副催化剂。”
　　此时，这封信是“针对毛主席”之类的说法，已传开。
　　7月23日早，临时通知，听主席讲话。会前，李锐还在揣度，“可能左右各打五十大板”，因而情绪黯淡。
　　毛泽东发言风格依旧，由浅入深，渐入主题。说到一半，他以去年7、8、9月，先后几十万人到遂平、徐水等公社取经为例，“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即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听者这才明白，他这是针对彭德怀。
　　“比如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戴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随着他语气升温，会场气氛愈加凝重、压抑。
　　毛泽东言语愈发激烈，“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全国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登也不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话如同惊雷，闻者无不胆战心惊。
　　论及大跃进产生的系列问题，毛泽东正式发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 （柯庆施）？钢铁指标柯老讲600万吨，我6月讲1070万吨……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这个讲话，对我们这些‘动摇分子’，‘离右派30公里’的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散会后李锐看到，彭德怀正找毛泽东交谈。
　　“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彭德怀倔强地问。
　　“你也没讲不要我印发吧？”毛泽东答道。

万箭穿心

　　“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
　　“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找我谈谈，规劝规劝，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主席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明白说出只能作检讨不能辩驳。”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笔记》里如此痛定思痛。
　　就在23日当晚，他回到住所，推开黄克诚的门，看见黄克诚正在劝解周小舟、周惠、李锐，“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
　　周小舟见他急道，老总，我们离右派只有50步了。彭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李锐回忆，那夜因情绪低落，周小舟抛出一些“犯忌”言论，称毛泽东到了“斯大林的晚年”，还说袁世凯要称帝时，有人为迎合他，专门制定一份报纸，上面尽是袁爱听的话。李锐和周惠也质疑，主席既然提倡要人敢想敢说，等人掏出真心话又抓住狠批——“这不是钓鱼？”
　　此事后来成为追查彭、黄“军事俱乐部”重要依据。
　　7月26日小组会上，彭德怀第一次就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言论检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热情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心情十分不安，多难过啊！真如万箭穿心似的。”
　　这次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同时批发 《李云仲的意见书》，附批示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在直呈毛泽东的两万多字长信里，他直言不讳，说大跃进是“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批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反党定性，批斗升级”，彼时李锐备感悲凉，他意识到《批示》是为彭德怀和自己等人的错误一锤定音。
　　7月29日，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8月2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预示对彭德怀的批判将扩大范围，要在全会上作正式决议。
　　次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奉命到彭德怀住所。彭记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管那些细节。……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但他们走后，我的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正是这样的用心，促使他在6日与13日检讨时“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
　　当晚毛泽东第三次召见李锐、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他批评黄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有人反映你们是‘父子关系’”，并再提“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传闻。
　　深感受辱的黄克诚辩驳，“我这个总参谋长，是主席提名要我当的，不是彭德怀要我当的，怎么能说我是他的政治参谋长！我和彭德怀完全是革命同志关系，是正常的，不是什么父子关系。难道共同在湖南工作的同志到一起谈谈，就是湖南小集团吗？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毛泽东显得和颜悦色，“这可能是一种误会，这些疙瘩要解开。”事后，李锐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轻轻摇头，“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头。”
　　8月2日，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公开信里，开头即是，“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由此，一场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被推向对“军事俱乐部”成员的声讨。
　　8月1日中央常委会，进一步清算彭历史总账，批判他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在中共革命史上，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与当前建设总路线上的立场错误。
　　毛泽东一通长篇大论后，轮到朱德发言。
　　“他态度比较温和，只就信的内容而谈”。还没说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再无言语。
　　接着是林彪，李锐形容他是“7月17日搬上山的救兵”，“开头仅几句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
　　林彪色声俱厉，“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我只能毁灭自己

　　1998年，前军事科学院院长郑文翰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1955年到1959年，他曾担任彭德怀的秘书。庐山会议后期，他与王焰一同上山，帮助彭德怀写检查。
　　他在书中描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
　　8月7日，小组会分组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6个组合并为3个组。重点追查“军事俱乐部”活动问题。下午，彭参加小组会。由于对与会者追逼“组织问题”大发脾气，严正声明“三条保证”，激起与会者猛烈围攻。在康生和李井泉（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反复追问下，彭说，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康生说，我们也不这么天真，你骗人也不行。又有人指责彭态度不好，发脾气。
　　8月17日，准备明早返京。彭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继续批判彭的错误，刘少奇特别讲了彭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会上决定撤销彭的国防部长职务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决定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
　　庐山会议8月16日闭幕。毛泽东为会议作总结性发言。全会通过八中全会公报，及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简称《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主义而斗争》 等4项文件。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军师以上干部1661人，列席干部508人，持续对彭德怀、黄克诚大批判。
　　司机赵凤池从1957年到1966年一直跟随彭德怀，他回忆，“每天早上，彭总夹个包匆匆出门，赶往中南海怀仁堂挨批。他心里很清楚，虽然保留他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要在军队系统最大程度地清除他的影响”。
　　赵凤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当年的愤懑。庐山会议上，有人故意暗示，他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否有什么背景？毛泽东也质问他，出国访问是否取了点经？但未正式给他安上罪名。9月1日会上，有人却跳出来揭发他“里通外国”。其他人跟着起哄，其中有人与他一同出国，掏出笔记本，“揭露”他在苏联与赫鲁晓夫说了什么。 　　“还有一次，彭总回家讲，会上有人逼问他，你的军事俱乐部到底都有哪些成员？他说庐山会议已作结论，只有彭、黄、张、周。周围喊起口号，你快老实交代，不要再骗我们。他怒道，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报上名来！”
　　“其实，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几十年后，已到暮年的李锐说他读到彭德怀 《八万言书》 中的这段话，“不忍卒读”。

未下完的棋

　　1959年9月9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三十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
　　毛泽东打电话给他，表示已收到来信，欢迎他的态度。将在信上加上按语，发到全党支部。“你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
　　道声“谢谢你”后，彭德怀放下电话，半晌不语。待他回过神来，慢慢对郑文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待在北京危险，要离开才好。”又重复说，“我要劳动自食其力。”
　　若干年后，杨尚昆对传记组回忆，当年浦安修找到他，说彭德怀想搬出中南海。他到丰泽园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微闭双眼靠在沙发上，听完睁眼，“哦，原来他就住在中南海里。”这让他有点惊讶，永福堂离此不过二三百步路，况且彭德怀已在那里住了7年。
　　“他自己要搬就搬吧，你负责在北京近郊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毛泽东对杨尚昆说。这年9月30日，彭德怀一家从中南海搬到了北京西北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搬得比较仓促，他想乘国庆节前离开。”司机赵凤池说。走前，彭德怀将元帅服、出国访问时订做的服装、荣誉奖章、喜欢的字画、外国礼品等等，一并上交中办。
　　赵曾埋怨，都交了，连穿的都没了。如今他笑了笑，彭总那会儿都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保存这些有啥意义？
　　在吴家花园时，彭德怀是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党校专为他成立辅导组，让他在家学习。
　　曾为他辅导政治经济学的周勤淑告诉传记组，组织上叮嘱她，她去吴家花园的任务，一是帮他学习，另外要反映他的学习、思想活动，他的观点想法都要向党中央报告。
　　“毛主席打仗行，搞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彭德怀对这位辅导老师毫无防备。阅读列宁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时，他在书里写，“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有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那段日子，他认真重读 《决议》，为每段注评，写下5万字的 《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当时中央真的是反‘左’，那么我的意见书和西北组会上一开始就有一些发言一样，也是反左。那么我同中央意见就是一致了，为什么把我的意见书当作右倾主义反党纲领来加以反对？这不是奇怪的逻辑，是什么呢？”
　　一个周末，朱德来到吴家花园，和彭德怀下了一会儿棋，便离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彭总冲朱老总发脾气了。”赵凤池私下琢磨，彭总也许是担心牵连他人。“他曾对他们说，朱老总发起南昌起义，这面旗帜可不能倒。”
　　浦安修生前颇感遗憾的是，朱德来家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彭德怀，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人都在场。关怀询问后，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片刻。旁人都能看出，那是在等待他认错，而彭德怀始终默然以对。
　　下棋时，朱德表示同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挨整。彭德怀却收起了棋盘，“总司令，我犯了错误在反省，你不但不帮我，反而还说这些。”
　　朱德说自己住在西山，以后可以常来看他。彭德怀拒绝了，“谢谢总司令，还是请别上这里了。”

把他逼到墙角了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允许他回故乡进行3个月的调查。
　　彼时，中央已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针对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同年3月，又制定出 《农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让彭德怀窥见一丝曙光，事实证明自己庐山会议上的意见是正确的。
　　10月5日，杨尚昆传达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去哪里都行，半年也行。
　　那年12月17日，他正在湘潭调查，从地委书记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将于次年1月10日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 （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直觉告诉他，这个会很重要。5天后，他踏上返京的列车。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行以来的失误和错误作自我批评，为在“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
　　最终，彭德怀告假没有参会，因为会议前，他已收到正待评议的大会预定报告，里面写有，“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目的”。
　　七千人大会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宣讲，谈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话锋一转，“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报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强调，“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诬蔑——诬蔑！”读到大会正式报告后，彭德怀在屋中拍案而起。他抄起电话打给杨尚昆，“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这些事！”可事已至此，谁还会搭理他呢？
　　这便是他写 《八万言书》 的原因。
　　“他真是非常、非常气愤。发火后，不说话坐着写信，从2月一直写到6月。”赵凤池回忆。
　　每当夜深人静，他在灯下伏案写作，有时老泪纵横。赵凤池与秘书綦魁英暗地担心，政治空气已很紧张，彭总又在七千人大会上罪加一等，再写信辩驳，后果不堪设想。
　　信写好后，彭德怀将他们叫到跟前，请他们抄写，保证“绝不会受到连累”。
　　赵凤池道出心中忧虑。彭德怀坚决说，庐山会议过去两年，又成了叛徒，犯了卖国罪。杀头不要紧，但事情一定弄清楚。
　　“都把他逼到墙角了，他能不反击么？”半个世纪后，赵凤池提及往事，仍心绪难平。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八万言书》 共分五大章：“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亲上中南海，请杨尚昆向上转呈这份长达8.2万字的申诉。
　　8月22日，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
　　9月，他得到通知，不能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与在“十一”举行的建国13周年活动。他对妻子浦安修说，早该如此。
　　9月24日，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再作“阶级、形势、矛盾”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警觉国内泛起的“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视为“翻案风”里的“翻案书”，他的案子被定为“阶级斗争”的三大事件之一，中共中央为之成立“中央专案委员会”。
　　几乎与此同时，彭、黄、张三人的审查委员会成立，进行第一次会议，罗列审查彭德怀五大问题：历史问题、篡党篡军问题、里通外国问题、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大国主义问题。
　　传记组在当年专案人员的笔记上查到，“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
　　彭德怀满心期待的审查，却是对他“罪行”的进一步搜集——1964年，专案组跑到湘潭乌石，凡是1961年他在故乡接触过的干部村民，全被查问。他做的民情调查、精心呈交中央的5份调研报告，被怀疑是“笼络人心”、“散布毒素”。
　　十中全会过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下发的任何文件、通知。12月，他年内第三次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篡军、篡改军史、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企图以后勤部作为篡军基点等等问题，一一作了辩解。
　　吴家花园已加严岗哨，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1964年10月记载，“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跑掉；他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
　　这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宣告，撤销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当天，哨兵观察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的神情，在本上记道，“他突然笑了一下。”
　　次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彭德怀，说服他“挂职下放”到成都，投入西南三线建设。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庐山会议遭批时，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做了3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这次，他又重复了一遍。
　　毛泽东听后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一年11月28日下午，黑色小轿车最后一次从吴家花园开出。开往北京站途中，侄儿彭康白的妻子王素红提醒彭德怀：伯伯，这儿是西单，快到中南海了。
　　他轻轻“嗯”了一声，目光投向窗外。
　　11月30日，就在彭德怀抵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于 《文汇报》 发表的 《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