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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台北，住进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中心。早上起来下楼吃饭，要了一份小米粥加豆包，我按照价目表伸手从兜里摸了40元台币递到柜台里面。只见那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舞动着两只裸露的细白胳膊的厨子，一面敏捷地接过钱丢进钱箱，一面从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字来：“细细!”
“细细！？”乍到台北，多少还有点不适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眼见他转过头去笑容可掬地同后面的顾客打招呼，我急忙端起盘子溜到一边去了。
当然，等到第二天早吃饭时，我对这两个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因为我一天里经常会听到这两个字，只不过，那不是“细细”，而是“谢谢”。
把“谢谢”读成“细细”的人并不是很多，但让我们这些听惯了普通话的大陆人感到有趣的是，不少台北人会把这两个字平均发音，并且有人会把后一个字念得更重些。其他有些叠声词的发音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哥哥”会被读成“戈格”，“爸爸”会读成“把拔”……，听起来有些嗲嗲的，也难怪有些年长些的台北朋友不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台北人目前讲的“国语”，照理说与大陆的普通话没有太大差别。至少和大多数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交谈，不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当然，有些字的读音还是有差别的。比如，我就曾和台北的朋友讨论过，“淑”是发“书”的音呢，还是发“熟”的音。结果查到，在他们的国语字典里，“淑”同“熟”，而在大陆的字典里，“淑”同“书”。又比如，一次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嗓子有些不适，我表示他可能有“炎症”，而他立即否认，说不会，只是偶感风寒而已。其实，偶感风寒，嗓子发炎，并不矛盾。讨论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原来在台湾，“癌”字音同“炎”字，说“炎症”，会被人理解为“癌症”。
在台北，因为年纪和工作的关系，同年轻一辈有不少交往，我发觉他们的国语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除受闽南语的影响，“四”“十”不分、“疵”“吃”不分、把“二”读成“恶”等情况较为普遍以外，他们使用的一些习惯用语也很有些独特。比如，我们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往往会说“对不起”，而他们则通常会说“不好意思”；我们说“很”什么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说“蛮”什么。我们在讲做过哪件事时，一般只要在关键动词后面加个“了”字就好了，而他们通常会在那个动词前面加上一个“有”字，像“吃了”，他们会说“有吃过”；“看见了”，到他们嘴里就成了“有看见”；“跟他讲了”，他们要说“有跟他讲”，如此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叙述某件事情或讲述某种看法时，通常会频繁地使用一个口头语“那”。尤其是在正式些的场合里，说不了几句话，就一定要搬出一个“那”字来，“那我想……”，“那台湾的教育……”，“那每一个人……”。好像不用“那”字来引导，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似的。
注意到台北人的“国语”正在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我这个“大陆仔”。来台北几天以后，为了看档案方便，我搬到国史馆的招待所里去了。正巧香港科技大学的齐锡生教授也住在那里。齐教授是50年代从台湾远渡重洋到美国去留学的，虽然在美国教了二三十年书，然后又到香港教书，毕竟是从台湾出来的。他也很感慨地注意到如今台湾的“国语”同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国语”有很大的不同。他告诉我说，现在台北电视台里面那些主持人或播音员说的语调，都与他们所学的“国语”有很大不同，不仅句子重音后移，而且语调趋向软化。
不过，更让齐教授感慨的，还是如今台北人的礼貌。用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如今的台湾人真是客气多了，连上下公车(指公共汽车)都会说谢谢，当年可不是这样。”
台北人如今喜欢说“谢谢”是因为语言变化，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在政治大学学苑宿舍旁边一家影带租赁店里与那里的小老板聊起过这个问题。这位有着大学学历的小老板的看法别具一格，他的解释是：“台湾人的性格很温和。”我当时脑子里就打了一个问号，因为我立即想到时常发生在议会里的那种胳膊腿横飞的“肢体冲突”，和电视政论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的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语言。而小老板对此的解释再度让我有些意外，他说：“那是做秀，是政客们做给自己的选民看的。”想想也不无道理。
不管如今台北人的客气是怎样来的，身在其中你会感到，那种客气并非仅仅是挂在嘴上的。记得在国史馆住宿时，有一次外出上街我把房门钥匙丢在外面了。第二天去见负责接待的陈秘书时，我难免忐忑不安。想不到我把情况讲明后，陈秘书首先担心的不是钥匙丢了会给国史馆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而是关心我头天晚上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紧接着，得知情况的总务处长当即决定赶紧再为我配一把钥匙，并抱歉地说，眼下我的房门就不能锁了，但他保证不会丢东西，请我放心。事后，他们甚至没有向我收取重新配钥匙的钱。
类似的热情服务，在台北遇见过很多。有一次，我在一家电脑连锁店想找一架可以用于近摄的数码相机，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店员不厌其烦地把几种不同规格的相机二一在电脑上为我演示，但清晰度我都不大满意。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很是过意不去，想不到最后小伙子反倒一脸歉然，连声说：“真是不好意思，没有给您帮上忙，还耽误了您的时间。”我在北京也是经常逛商店的人，我的印象当中，如果你挑了半天一样不买，不要说商家向你道歉，看不到对方的白眼已经算谢天谢地了。因此我不能不生出一种感慨：不知道大陆上的服务什么时候也会普遍提升到这样的水平。
提升服务到自觉的程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凡事要习惯才能成自然。就像说“谢谢”两个字一样，看起来简单，但你要是想把它常常挂在嘴边上，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我经常要坐国史馆的交通车，每到下车时，与我同站下车的林小姐都会很自然地大声向开车的先生说声“谢谢”。由于在北京坐惯了公共汽车和单位的班车，从没有道谢的习惯，因此，记得我第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林小姐说出来的“谢谢”声小得像蚊子叫，以后我虽然刻意提高了嗓门，但直到最后一次下车时我说出的那两个字还是不那么自然。同样的情况，在不少类似的场合，尽管已经相当注意，我事后还是会发觉自己本应该说声“谢谢”却不习惯于张口。
写到这里，不由得又想起那位文质彬彬、有着学者模样的厨子，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响亮的“谢谢”声。我希望，下次再去台北时，我说“谢谢”时会更习惯一些。
“细细！？”乍到台北，多少还有点不适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眼见他转过头去笑容可掬地同后面的顾客打招呼，我急忙端起盘子溜到一边去了。
当然，等到第二天早吃饭时，我对这两个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因为我一天里经常会听到这两个字，只不过，那不是“细细”，而是“谢谢”。
把“谢谢”读成“细细”的人并不是很多，但让我们这些听惯了普通话的大陆人感到有趣的是，不少台北人会把这两个字平均发音，并且有人会把后一个字念得更重些。其他有些叠声词的发音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哥哥”会被读成“戈格”，“爸爸”会读成“把拔”……，听起来有些嗲嗲的，也难怪有些年长些的台北朋友不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台北人目前讲的“国语”，照理说与大陆的普通话没有太大差别。至少和大多数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交谈，不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当然，有些字的读音还是有差别的。比如，我就曾和台北的朋友讨论过，“淑”是发“书”的音呢，还是发“熟”的音。结果查到，在他们的国语字典里，“淑”同“熟”，而在大陆的字典里，“淑”同“书”。又比如，一次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嗓子有些不适，我表示他可能有“炎症”，而他立即否认，说不会，只是偶感风寒而已。其实，偶感风寒，嗓子发炎，并不矛盾。讨论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原来在台湾，“癌”字音同“炎”字，说“炎症”，会被人理解为“癌症”。
在台北，因为年纪和工作的关系，同年轻一辈有不少交往，我发觉他们的国语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除受闽南语的影响，“四”“十”不分、“疵”“吃”不分、把“二”读成“恶”等情况较为普遍以外，他们使用的一些习惯用语也很有些独特。比如，我们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往往会说“对不起”，而他们则通常会说“不好意思”；我们说“很”什么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说“蛮”什么。我们在讲做过哪件事时，一般只要在关键动词后面加个“了”字就好了，而他们通常会在那个动词前面加上一个“有”字，像“吃了”，他们会说“有吃过”；“看见了”，到他们嘴里就成了“有看见”；“跟他讲了”，他们要说“有跟他讲”，如此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叙述某件事情或讲述某种看法时，通常会频繁地使用一个口头语“那”。尤其是在正式些的场合里，说不了几句话，就一定要搬出一个“那”字来，“那我想……”，“那台湾的教育……”，“那每一个人……”。好像不用“那”字来引导，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似的。
注意到台北人的“国语”正在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我这个“大陆仔”。来台北几天以后，为了看档案方便，我搬到国史馆的招待所里去了。正巧香港科技大学的齐锡生教授也住在那里。齐教授是50年代从台湾远渡重洋到美国去留学的，虽然在美国教了二三十年书，然后又到香港教书，毕竟是从台湾出来的。他也很感慨地注意到如今台湾的“国语”同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国语”有很大的不同。他告诉我说，现在台北电视台里面那些主持人或播音员说的语调，都与他们所学的“国语”有很大不同，不仅句子重音后移，而且语调趋向软化。
不过，更让齐教授感慨的，还是如今台北人的礼貌。用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如今的台湾人真是客气多了，连上下公车(指公共汽车)都会说谢谢，当年可不是这样。”
台北人如今喜欢说“谢谢”是因为语言变化，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在政治大学学苑宿舍旁边一家影带租赁店里与那里的小老板聊起过这个问题。这位有着大学学历的小老板的看法别具一格，他的解释是：“台湾人的性格很温和。”我当时脑子里就打了一个问号，因为我立即想到时常发生在议会里的那种胳膊腿横飞的“肢体冲突”，和电视政论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的那些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语言。而小老板对此的解释再度让我有些意外，他说：“那是做秀，是政客们做给自己的选民看的。”想想也不无道理。
不管如今台北人的客气是怎样来的，身在其中你会感到，那种客气并非仅仅是挂在嘴上的。记得在国史馆住宿时，有一次外出上街我把房门钥匙丢在外面了。第二天去见负责接待的陈秘书时，我难免忐忑不安。想不到我把情况讲明后，陈秘书首先担心的不是钥匙丢了会给国史馆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而是关心我头天晚上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紧接着，得知情况的总务处长当即决定赶紧再为我配一把钥匙，并抱歉地说，眼下我的房门就不能锁了，但他保证不会丢东西，请我放心。事后，他们甚至没有向我收取重新配钥匙的钱。
类似的热情服务，在台北遇见过很多。有一次，我在一家电脑连锁店想找一架可以用于近摄的数码相机，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店员不厌其烦地把几种不同规格的相机二一在电脑上为我演示，但清晰度我都不大满意。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很是过意不去，想不到最后小伙子反倒一脸歉然，连声说：“真是不好意思，没有给您帮上忙，还耽误了您的时间。”我在北京也是经常逛商店的人，我的印象当中，如果你挑了半天一样不买，不要说商家向你道歉，看不到对方的白眼已经算谢天谢地了。因此我不能不生出一种感慨：不知道大陆上的服务什么时候也会普遍提升到这样的水平。
提升服务到自觉的程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凡事要习惯才能成自然。就像说“谢谢”两个字一样，看起来简单，但你要是想把它常常挂在嘴边上，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我经常要坐国史馆的交通车，每到下车时，与我同站下车的林小姐都会很自然地大声向开车的先生说声“谢谢”。由于在北京坐惯了公共汽车和单位的班车，从没有道谢的习惯，因此，记得我第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林小姐说出来的“谢谢”声小得像蚊子叫，以后我虽然刻意提高了嗓门，但直到最后一次下车时我说出的那两个字还是不那么自然。同样的情况，在不少类似的场合，尽管已经相当注意，我事后还是会发觉自己本应该说声“谢谢”却不习惯于张口。
写到这里，不由得又想起那位文质彬彬、有着学者模样的厨子，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响亮的“谢谢”声。我希望，下次再去台北时，我说“谢谢”时会更习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