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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90后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索上海生源与非沪生源大学生在习惯养成方面的差异性，从学习习惯、时间管理、人际交往和集体意识四个角度进行分析，不同生源大学生在习惯养成上具有较大的趋同性，同时也在应考态度、时间紧迫感、交流主动性、网络影响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提出了90后大学生的习惯养成教育必须遵循因材施教原则，体现可逆性作用，激发学生内在动力和占据网络新平台等建议。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习惯养成；生源；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12-02
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覆盖面越来越广，对提高全民素质起到积极作用，但难以避免的是大学生整体素质有所下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良好的习惯对学生的成人、成才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家洛克提出，“事实上一切教育归根结蒂都是为了培养人的良好习惯。”90后大学生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科技与信息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加强对90后大学生的习惯养成教育尤为迫切而必要。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90后大学生群体本身数量庞大，且在生源地、性别、户籍性质、学习基础、家庭环境等各方面构成比较复杂，因此在探索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的有效路径之前，我们必须掌握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才能使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得到大大提升，在此，从生源地視角，以在沪高校90后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作对比，分析90后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生源差异性。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随机选取了上海11所高校的2009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47份，回收率84.7%。本次问卷调查，测得问卷的效度平均分为4.35分，评定结果均为有效，以再测信度的方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测得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63。
二、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差异性分析
（一）学习习惯
在学习习惯上，90后大学生整体上能较正确地认识学习的主要性和重要性。在习惯养成影响因子分析中，70%以上的学生认为“自我意识学习的重要性”影响程度比较大甚至非常大。在“课余时间你主要做什么”的调查中，约半数左右的学生选择了“去图书馆学习”选项，上海生源为46.3%，非沪生源为53.9%，此外无论是上海生源还是非沪生源，均有1/3以上学生选择“在寝室学习”选项。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90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现状不容乐观，62.2%的上海生源和58.1%的非沪生源选择“上网”成为课余时间最主要的活动，居各选项之首。而在关于听课状态的调查中，“整节课都认真听讲、注意力集中”的学生不到1/5，上海生源为18.5%，非沪生源为17.2%，这样的学习习惯和态度令人堪忧。
在考试和分数的态度上，上海生源与非沪生源学生的差异较明显。选择“考试只要能通过就行，分数、绩点高低无所谓”选项的在非沪生源学生有25.7%，而在上海生源学生却占37.7%；选择“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考试，想要拿高分，拿奖学金”选项的上海生源不足半数，为48.9%，而在非沪生源学生中高达64.5%。
（二）时间管理
大学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如何合理利用和充分利用时间是习惯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在时间管理习惯上有待引导和矫正。在关于课余时间利用情况的调查中，共罗列了8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分别是“在寝室学习”、“去图书馆学习”、“参加社团及团学活动、工作”、“上网”、“健身运动”、“打工”、“睡觉”，以及“和朋友们出去玩乐消遣”，结果显示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的选择基本呈现出一致性，居前三位的选项同为“上网”、“在寝室学习”、“睡觉”，而居最后两位的选项则同为“健身”和“打工”。可见，90后大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用在了“上网”、“睡觉”上，而在增强体质和自立自强意识的培养上明显缺乏，这样的时间管理习惯值得商榷。
在时间紧迫感上，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调查显示25.1%的非沪生源学生感觉“时间很紧，总是觉得不够用”，而上海生源的比率为16.9%，明显低于非沪生源。
（三）人际交往
大学生在学校期间除了学习知识，也在学习生活，特别是集体生活，人际交往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也是踏上社会前的重要一课。寝室是大学生最主要的生活场所，寝室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是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风向标，可喜的是，调查中50.3%的被访者认为在与舍友相处中感觉“很友好很开心，彼此照顾”，仅3.6%的学生认为寝室关系是“水火不容，十分难受”，可见，大多数学生能妥善处理寝室人际关系，并能进行很好地适应和融入。
妥善应对同学相处中的矛盾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显示，在与室友闹矛盾后，非沪生源展现了更强的化解矛盾的主动性。非沪生源中50.8%的学生选择“主动和室友和好”，而上海生源为42.6%，更多的上海学生（47.1%）选择了“维持僵局，忍忍就过去了”选项。此外，在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调查中，有一个特别发现——两极化的经济趋向，即月均开销越大或越小的学生人际交往中越容易出现问题。本次调查将学生的月均开销划分为五档——500元以下、500-800元、800-1000元、1000-1500元、1500元以上，结果显示，在融入寝室生活和班集体生活时，表示“有困难”的学生主要集中在500元以下和1500元以上两档中，分别为9.8%和12.7%，而其他三档均未超过5%。
大学生人际交往对象由师长、学长、朋辈等多元群体构成，但值得重视的是，对90后大学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渠道还有网络，而这在上海生源学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在习惯养成影响因子分析中，网络流行用语、网络游戏交流用语、网络非主流文化等3项网络因素被列入其中。结果显示，认为网络流行用语对自己的习惯养成深有影响（选择“非常大”和“比较大”选项，下同）的非沪生源为27.0%，上海生源为42.2%，网络游戏交流用语因子分别为32.5%和49.0%，网络非主流文化因子分别为28.7%和41.5%。 （四）集体意识
90后大学生对集体主义意识整体上是正面的，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85.2%的受访者认可应以集体利益为先。而在对集体主义概念的认识上，48.9%的上海生源和54.8%的非沪生源都认为集体主义原则是“为人处事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只有12.5%的上海生源和9.0%的非沪生源认为自己还没有集体主义概念，“现在都只为自己打算”。
调查中，假设遇到班集体活动与个人活动时间冲突时，被访者如何选择，结果显示，虽然90后大学生对集体主义的概念整体上有正确认知，但遇到实际问题时仍反映出集体意识较为缺乏，表示能明确取消个人活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不足1/5，大多数学生的态度是“视情况而定”，甚至抱着“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无所谓态度，这一情况在上海生源中表现更为明显些。
此外，调查中假设当学校举行大型活动有繁重工作需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或帮助时，被访者的选择结果是：上海生源较之非沪生源，对集体的奉献意识稍显薄弱，26.9%的上海生源学生表示自己会“尽量避免参加”，而非沪生源学生为16.9%，此外15.7%的上海生源学生认为“没好处，不想浪费时间”，而非沪生源学生为10.5%。
三、结论与建议
（一）生源差异性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须因材施教且轻重有别
通过对90后大学生行为习惯的调查，了解在学习习惯、时间管理、人际交往和集体意识等方面的表现与现状，可以看到，在各项行为习惯表现上，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大体上是趋同的，但两者也在很多方面展现了差异性。远离父母和独立生活的特点决定了非沪生源在人际交往的主动性上更强，生活环境与学习结构决定了上海生源在网络依赖性上更明显，学习习惯和竞争压力决定了非沪生源更重视考试结果追求高分，等等。当然，其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不只在于生源地的差别，性别、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同样可能使得学生的行为习惯体现出各种差异性。正因为90后大学生是具有多样性、变化性和可塑性的群体，因此习惯养成工作的开展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形式，必须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有重点地开展，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成长环境因子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須发挥出可逆性作用
习惯本身是一种长期重复并逐渐被固化的行为，因此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塑造高尚的品格，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何况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或者即将成年的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长期的家庭影响、环境因素等已经将他们的很多行为固化为习惯，这其中难免形成了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或者品格习惯，这种情况下，打破固有的习惯去重新塑造是十分困难但也是很有必要的。
从调查中我们明显看到家庭影响、生活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对人的习惯养成影响重大。针对可能对90后大学生的习惯养成产生影响的18个因素，我们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上海生源还是非沪生源，学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项因素都是“成长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处事习惯”和“家庭成长环境和父母的习惯影响”。可见，习惯养成教育必须发挥可逆性力量去打破这种长期固化下来的行为或意识，才有可能进行重新塑造与固化，这种可逆性作用的发挥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好在大学生毕竟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群体，只要把握规律、找准切入点，改变是有可能的。
（三）自我意识因子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习惯养成教育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外力来产生变化，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有时候内力比外力的作用更大，在调查中，位居影响最大第三位的因素是“自我意识学习的重要性”，也就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内动力可能是习惯养成教育成败的关键。规章制度的约束、朋辈示范作用、辅导员的引导、校内外实践活动，这些看起来会对学生的习惯养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实际上却远远低于自我意识的影响力，90后学生个性化特点突出，这一调查结果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因此，习惯养成教育的开展应从唤起学生自我意识开始做起。
（四）网络影响因子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须主动占领网络平台
调查中，不难发现网络已经成为影响90后大学生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上海生源大学生表现更加明显。网络因素的出现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依赖网络让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合理的时间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网络也给大学的习惯养成教育提供了主动走进学生，甚至吸引学生的重要平台。因此在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如何主动占领网络这一新兴阵地去了解学生、走进学生、引导学生，十分重要且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马凌峰.浅谈不同生源地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问题[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4）：126.
[2]钱军平.基于生源差异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性分析[J].江苏高教，2010，（3）：32.
[3]李德全.川渝地方高校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调查研究[J].教育探索，2007，（11）：88.
[4]乔孟涛.高校学生公寓环境对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0，（3）：2.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01cx035）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习惯养成；生源；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12-02
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覆盖面越来越广，对提高全民素质起到积极作用，但难以避免的是大学生整体素质有所下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良好的习惯对学生的成人、成才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家洛克提出，“事实上一切教育归根结蒂都是为了培养人的良好习惯。”90后大学生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科技与信息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加强对90后大学生的习惯养成教育尤为迫切而必要。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90后大学生群体本身数量庞大，且在生源地、性别、户籍性质、学习基础、家庭环境等各方面构成比较复杂，因此在探索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的有效路径之前，我们必须掌握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才能使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得到大大提升，在此，从生源地視角，以在沪高校90后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作对比，分析90后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生源差异性。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随机选取了上海11所高校的2009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47份，回收率84.7%。本次问卷调查，测得问卷的效度平均分为4.35分，评定结果均为有效，以再测信度的方法，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测得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63。
二、不同生源地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差异性分析
（一）学习习惯
在学习习惯上，90后大学生整体上能较正确地认识学习的主要性和重要性。在习惯养成影响因子分析中，70%以上的学生认为“自我意识学习的重要性”影响程度比较大甚至非常大。在“课余时间你主要做什么”的调查中，约半数左右的学生选择了“去图书馆学习”选项，上海生源为46.3%，非沪生源为53.9%，此外无论是上海生源还是非沪生源，均有1/3以上学生选择“在寝室学习”选项。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90后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现状不容乐观，62.2%的上海生源和58.1%的非沪生源选择“上网”成为课余时间最主要的活动，居各选项之首。而在关于听课状态的调查中，“整节课都认真听讲、注意力集中”的学生不到1/5，上海生源为18.5%，非沪生源为17.2%，这样的学习习惯和态度令人堪忧。
在考试和分数的态度上，上海生源与非沪生源学生的差异较明显。选择“考试只要能通过就行，分数、绩点高低无所谓”选项的在非沪生源学生有25.7%，而在上海生源学生却占37.7%；选择“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考试，想要拿高分，拿奖学金”选项的上海生源不足半数，为48.9%，而在非沪生源学生中高达64.5%。
（二）时间管理
大学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较多，如何合理利用和充分利用时间是习惯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在时间管理习惯上有待引导和矫正。在关于课余时间利用情况的调查中，共罗列了8个选项供受访者选择，分别是“在寝室学习”、“去图书馆学习”、“参加社团及团学活动、工作”、“上网”、“健身运动”、“打工”、“睡觉”，以及“和朋友们出去玩乐消遣”，结果显示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的选择基本呈现出一致性，居前三位的选项同为“上网”、“在寝室学习”、“睡觉”，而居最后两位的选项则同为“健身”和“打工”。可见，90后大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用在了“上网”、“睡觉”上，而在增强体质和自立自强意识的培养上明显缺乏，这样的时间管理习惯值得商榷。
在时间紧迫感上，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调查显示25.1%的非沪生源学生感觉“时间很紧，总是觉得不够用”，而上海生源的比率为16.9%，明显低于非沪生源。
（三）人际交往
大学生在学校期间除了学习知识，也在学习生活，特别是集体生活，人际交往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也是踏上社会前的重要一课。寝室是大学生最主要的生活场所，寝室人际关系的好坏往往是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风向标，可喜的是，调查中50.3%的被访者认为在与舍友相处中感觉“很友好很开心，彼此照顾”，仅3.6%的学生认为寝室关系是“水火不容，十分难受”，可见，大多数学生能妥善处理寝室人际关系，并能进行很好地适应和融入。
妥善应对同学相处中的矛盾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显示，在与室友闹矛盾后，非沪生源展现了更强的化解矛盾的主动性。非沪生源中50.8%的学生选择“主动和室友和好”，而上海生源为42.6%，更多的上海学生（47.1%）选择了“维持僵局，忍忍就过去了”选项。此外，在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调查中，有一个特别发现——两极化的经济趋向，即月均开销越大或越小的学生人际交往中越容易出现问题。本次调查将学生的月均开销划分为五档——500元以下、500-800元、800-1000元、1000-1500元、1500元以上，结果显示，在融入寝室生活和班集体生活时，表示“有困难”的学生主要集中在500元以下和1500元以上两档中，分别为9.8%和12.7%，而其他三档均未超过5%。
大学生人际交往对象由师长、学长、朋辈等多元群体构成，但值得重视的是，对90后大学生产生重要影响的渠道还有网络，而这在上海生源学生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在习惯养成影响因子分析中，网络流行用语、网络游戏交流用语、网络非主流文化等3项网络因素被列入其中。结果显示，认为网络流行用语对自己的习惯养成深有影响（选择“非常大”和“比较大”选项，下同）的非沪生源为27.0%，上海生源为42.2%，网络游戏交流用语因子分别为32.5%和49.0%，网络非主流文化因子分别为28.7%和41.5%。 （四）集体意识
90后大学生对集体主义意识整体上是正面的，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85.2%的受访者认可应以集体利益为先。而在对集体主义概念的认识上，48.9%的上海生源和54.8%的非沪生源都认为集体主义原则是“为人处事所必须遵守的准则”，只有12.5%的上海生源和9.0%的非沪生源认为自己还没有集体主义概念，“现在都只为自己打算”。
调查中，假设遇到班集体活动与个人活动时间冲突时，被访者如何选择，结果显示，虽然90后大学生对集体主义的概念整体上有正确认知，但遇到实际问题时仍反映出集体意识较为缺乏，表示能明确取消个人活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不足1/5，大多数学生的态度是“视情况而定”，甚至抱着“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无所谓态度，这一情况在上海生源中表现更为明显些。
此外，调查中假设当学校举行大型活动有繁重工作需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或帮助时，被访者的选择结果是：上海生源较之非沪生源，对集体的奉献意识稍显薄弱，26.9%的上海生源学生表示自己会“尽量避免参加”，而非沪生源学生为16.9%，此外15.7%的上海生源学生认为“没好处，不想浪费时间”，而非沪生源学生为10.5%。
三、结论与建议
（一）生源差异性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须因材施教且轻重有别
通过对90后大学生行为习惯的调查，了解在学习习惯、时间管理、人际交往和集体意识等方面的表现与现状，可以看到，在各项行为习惯表现上，上海生源和非沪生源大体上是趋同的，但两者也在很多方面展现了差异性。远离父母和独立生活的特点决定了非沪生源在人际交往的主动性上更强，生活环境与学习结构决定了上海生源在网络依赖性上更明显，学习习惯和竞争压力决定了非沪生源更重视考试结果追求高分，等等。当然，其中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不只在于生源地的差别，性别、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同样可能使得学生的行为习惯体现出各种差异性。正因为90后大学生是具有多样性、变化性和可塑性的群体，因此习惯养成工作的开展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形式，必须秉持因材施教的原则，有重点地开展，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成长环境因子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須发挥出可逆性作用
习惯本身是一种长期重复并逐渐被固化的行为，因此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塑造高尚的品格，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何况大学生作为成年人或者即将成年的人，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在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长期的家庭影响、环境因素等已经将他们的很多行为固化为习惯，这其中难免形成了一些不良的行为习惯或者品格习惯，这种情况下，打破固有的习惯去重新塑造是十分困难但也是很有必要的。
从调查中我们明显看到家庭影响、生活环境和个人成长经历对人的习惯养成影响重大。针对可能对90后大学生的习惯养成产生影响的18个因素，我们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上海生源还是非沪生源，学生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项因素都是“成长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处事习惯”和“家庭成长环境和父母的习惯影响”。可见，习惯养成教育必须发挥可逆性力量去打破这种长期固化下来的行为或意识，才有可能进行重新塑造与固化，这种可逆性作用的发挥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好在大学生毕竟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群体，只要把握规律、找准切入点，改变是有可能的。
（三）自我意识因子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须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习惯养成教育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外力来产生变化，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有时候内力比外力的作用更大，在调查中，位居影响最大第三位的因素是“自我意识学习的重要性”，也就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内动力可能是习惯养成教育成败的关键。规章制度的约束、朋辈示范作用、辅导员的引导、校内外实践活动，这些看起来会对学生的习惯养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实际上却远远低于自我意识的影响力，90后学生个性化特点突出，这一调查结果也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因此，习惯养成教育的开展应从唤起学生自我意识开始做起。
（四）网络影响因子要求习惯养成教育必须主动占领网络平台
调查中，不难发现网络已经成为影响90后大学生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上海生源大学生表现更加明显。网络因素的出现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依赖网络让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合理的时间管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另一方面，网络也给大学的习惯养成教育提供了主动走进学生，甚至吸引学生的重要平台。因此在大学生习惯养成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如何主动占领网络这一新兴阵地去了解学生、走进学生、引导学生，十分重要且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马凌峰.浅谈不同生源地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问题[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4）：126.
[2]钱军平.基于生源差异的高等教育质量有效性分析[J].江苏高教，2010，（3）：32.
[3]李德全.川渝地方高校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调查研究[J].教育探索，2007，（11）：88.
[4]乔孟涛.高校学生公寓环境对大学生行为习惯养成的影响因素分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0，（3）：2.
★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01cx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