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新作《杀死骑士团长》，已在2月24日发售。这是村上自《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以来，时隔4年再次出版长篇小说，距他上次出版的多卷本小说《1Q84》已经过去了7年。村上这部新作的篇幅验证了《纽约时报杂志》评论员萨姆·安德森几年前的说法：“多年来，村上的小说倾向于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严肃，书中的情景喜剧指涉已经基本让位给了交响乐。”村上说：“我就像一个大水壶。要花些时间才能沸腾，但沸腾后我会一直热着。”在安德森看来，村上已经猛烈、持续地沸腾了。
　　在上海市区的苏州河边，有一个叫老场坊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一个由英国人设计的屠宰场，但现在改建成了众多咖啡厅、时尚饰品、艺术店铺的集合地，成为上海市内一个著名艺术区。2016年底，我在这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结束了一个关于作家村上春树的采访后，在建筑内部用粗壮水泥墙隔开的像迷宫般的空间内转了转。沿着曾经驱赶牛群走向屠宰车间的低矮步道，满是提着相机，戴着冷帽，穿着棒球衫、牛仔服的年轻人，像缓慢稠密的水流，涌动在这栋水泥迷宫的各个角落。这是都市中才存在的空间，它从城市的陈旧母体中脱胎出来，产生着陌生感和新鲜感。走在其中，能感觉到挤挤挨挨的人群和丰富物品带来的温暖和舒适感，有些陌生的异质感和没有来由的不知所措——这多像村上春树笔下都市人的感受。
　　上海是中国最早接受村上春树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村上春树阅读热是从这里开始的。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曾在《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引用了一位上海女作家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里面描写了一位年轻的上海“摩登”女性，依照村上春树书中所写，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营造出一个“村上世界”。这个时候正是中国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开始，上海的年轻人率先在传统社会的裂缝中，窥探并实践着一种外来的新生活，村上春树的书籍为这种生活提供着“指南”。
　　2016年底，在北京东城区一家老牌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我见到了另一类村上春树的阅读者。这是一个生长在中国内陆县城的年轻女孩，她一边用叉子卷着用橄榄油浇制，并拌着红色朝天椒的吞拿鱼意面，一边回忆着自己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村上阅读史。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想象出她生长的县城模样：嘈杂窄小的街道，三轮车、摩托车和小汽车拥挤在上面，街边的店面上，印着色彩鲜艳的硕大字体和明星头像，录音机大喇叭播放的廉价商品促销广告，如飞扬的尘土一样，飘荡在街道上空——这是从80年代开始的小城模样。但在这样俗艳又嘈杂的外表下，还包裹着一些新的时代内核：在充斥着教辅资料的新华书店里，可以买到各种欧美文学的作品。学校的图书馆里，还有最新的都市文学小说，村上的书也在其中，写着一个遥远的新世界：沙滩男孩的摇滚乐，Vans牌夹克，青春期坦白的性……
　　从80年代初照着村上春树的书安排生活的上海青年，到后来在小县城图书馆里阅读村上的女孩，是“村上工业”在中国的流行路径。因全球化和城市化产生的撕裂和出走，以及自我寻找，也沿着这样的地理轨道，像涟漪一样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开来。就像这个在北京东城的咖啡馆中讲述自己的村上阅读史的女孩，当她回忆在家乡学校图书馆中的阅读时光时，她正身处在与家乡千里之外的中国最大城市的一个角落里。她用好几年时间试图填平自己和这个城市的距离——读书，跑步，努力工作……但直到对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最犹豫的事情仍然是自己应该留在北京，还是回那已经变了模样的家乡？她正处在村上主人公式的情感困境里：在时代浪潮和内心欲望的推动之下，来到陌生的都市。
　　如何在陌生又庞大的都市自处，如何在新的世界里定位自己，这是一个新的疑问。就如村上春树的译者林少华所说：“新时期相对宽松的人文和政治环境促进了人们自我的觉醒，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自我的生长提供了物质土壤。而村上的高妙之处恰恰在于，他总是轻轻提醒我们——你的自我果真是你自己的吗？或者说你的心灵果真属于你自己的吗？里面的观念没有被置换过吗？你的自我没有被铺天盖地的商业信息所俘虏吗？用村上的话说，你真的需要开‘奔驰’、真的需要穿皮尔·卡丹、真的需要戴劳力士吗？进一步说，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抵押甚至出卖自我、你的心灵是自由的吗？一句话你的自我是否是本真的自我？”
　　这样的疑问不仅属于从各个小城镇涌来的“外省青年”，也属于生在大城市中的“本地青年”。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鄉。那个通过村上小说，学习窥探着西方生活的上海女孩，和从家乡小城来到北京的女孩一样，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城市，那是一个被全球化改造过的陌生广大的世界。每个人都有机会走上追寻自我的道路，每个人也都会面临着在广大的世界里迷失前路的危险。村上春树以一种看似简洁轻松，像说话那样的文字节奏，描述着这个陌生世界的虚幻和无力感，也讲述了很多如何在这种虚幻和无力感中自我救赎的故事，其中最具诱惑力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村上春树都算是一个成功的个人主义者，同时拥有着财务自由和精神自由。他是少有能持续20多年的超级畅销书作家，但却坚定地保持着与热闹市场之间的距离。他不参加任何协会，几乎不出席社交场合，也不大遵守公共习俗。青年指挥家俞潞是少有在私人场合见过村上春树的中国人，他师从小泽征尔学习指挥期间，村上春树时常来排练厅听课。他记得“村上开一辆老旧的白色吉普，坐新干线买二等座票，衣着不修边幅，进音乐厅也常常穿着短袖衫、短裤”。
　　村上春树的新作《杀死骑士的团长》
　　如果和他生长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村上的个人成长故事就更有励志和标本的意味。他在神户和大阪间的商业港口地带长大，离开家乡来到东京。作为一个大都市的“异乡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从讲究“集体主义”的“团块世代”中脱身而出，不算激烈但坚定地和外部世界摩擦着，直到找到用写作成就自我的方式。
　　村上春树在大量的随笔中，和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随笔是“村上工业”中一类重要且特别的产品，很少有作家如此事无巨细地写自己的生活。对那些来异乡漂泊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用看似坦诚的态度和文字写作的随笔，让他就像一个青年导师，一个客观且充满善意的朋友，教年轻人在大城市里如何生存，如何做人。他为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正在追寻自我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偶像：做一个不与世界深度摩擦，但真诚善良，具备良好德性的个人主义者。他用自己的故事为“获得良好德性”提供了一條如真理般简捷的路径：坚持，像苦行僧一样坚持。比如坚持写作，坚持跑步，坚持做一个简单、勤奋的人。这给予年轻读者一种颇振奋人心的可到达感。“与其他困难比起来，坚持是一件多简单的事啊。”在东城区的咖啡馆中，那位女孩这么对我感叹。
　　我们什么时候会阅读村上春树？当离家后面对一个陌生世界不知所措时，当因为这种迷失需要安慰时，村上的文字以一种诚恳、简单的方式提供着安慰。甚至文学评论家们认为他在文学上的局限性——他写的题材不够宏大，少有显现深刻的苦难，即便他曾经想在这方面突破自己，最后仍然跌回到挖掘个人孤绝的小世界中，也成为“村上式安慰”的一部分。他在文学评论家眼中的局限性是如此契合这个“小时代”——如何成为个体才是此时的时代命题。他对都市人精神困境的描写有多妥帖，他的局限性就有多顽固，但同时对身处“小时代”中的年轻人的安慰力量就有多强大。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村上春树成为被阅读最多的“现象级”作家。“因为他写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沈维藩先生说。当我们谈论村上时，我们谈论的是发生在无数年轻人离乡背井后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平，城市越来越大，当我们希望趁着城市化的浪潮，扬帆远航抵达理想中的自己时，村上春树用简洁直白的文体，写出了我们的不安和安慰、艰难和希望，还有所有人“永失吾乡”的乡愁。“村上春树书中有一个永恒的关于人和人类情感的迷失与黑洞。”译者林少华说，他认为这是一种“乡愁”。当我们脆弱时，我们会想读他。当我们成长后，我们会离开他——就像《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的译者冯涛一样，曾经因为对村上春樹的喜爱翻译了这本书，但接受我们采访时他已经有了不同的阅读趣味。但一拨儿阅读者离开后，新的一拨儿又会涌上，像潮水那样，直到这个时代带来的震动结束。
　　（陈艺林荐自《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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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今日文摘 201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