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究竟要不要公开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争议较大,立法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先前的“绝对公开”立场,最后调整为“相对公开”.从根本上来说,与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同,行政处罚决定是一项否定性的个案评价,涉及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立法者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必须保护公民隐私权.因此,立法必须很好地平衡二者之间的位阶关系.对此,新法第48条最终确立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相对公开立场.该立场很好地平衡了公民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准确定位了公开行政处罚
【机 构】
：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究竟要不要公开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争议较大,立法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先前的“绝对公开”立场,最后调整为“相对公开”.从根本上来说,与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同,行政处罚决定是一项否定性的个案评价,涉及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立法者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必须保护公民隐私权.因此,立法必须很好地平衡二者之间的位阶关系.对此,新法第48条最终确立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相对公开立场.该立场很好地平衡了公民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准确定位了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制度目的,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
其他文献
基础设施既推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也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研究其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制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选取长三角地区2002年至2019年的宏观季度数据,通过永续盘存法对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并将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放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建模,以考察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了比较长三角各省市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差异,并考虑长三角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实证模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传统金融与监管的革新,一种新型监管方式即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应运而生.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实践中,测试项目豁免制度突破了原有监管规则的掣肘,成为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被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我国应通过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法律、国务院决定及部门规章等,设定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许可,并对豁免的申请、受理、审核、复议、监督等程序性规定及豁免标准、权益保护要求、应急预案、范围、形式等实体性规定进行具体规制,从而构建完备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测试项目豁免制度.
“注意力分配的政治”范式,可以用于解释制度创新的过程和机理.作为稀缺资源,注意力的分配势必影响制度创新过程.合理解释作为政府隐秘资源的创新注意力如何触发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关键在于有效揭示在复杂场域中核心行动者的注意力竞争逻辑.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制度创新实验室”,其核心行动者将注意力“势能”由内而外转变成为创新注意力“动能”的认知和行动能力至关重要.基于“结构-行动”视角,从利益关联度、任务清晰度、参与门槛和激励强度维度,有助于揭示这一“多向强激励”自贸区场域中的制度创新“密码”.研究发现,对超自主体制中
作为虚体治理单元,中国自贸区形成决策—执行—协调功能分化与四级纵向赋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运用事权下放、组织位阶提升、组建高等级议事协调小组对管理主体赋权增能.自贸区政府管理从任务型转为“领导小组+科层化”体制,显示了特殊经济功能区制度创新的政治权威依赖和空间治权重叠特征.“领导小组+科层化”体制强化了纵向赋权与横向协同能力,但功能定位综合化削弱制度创新的专门性优势,人事“高配”转向“平配”降低了自贸区自主改革能力.自贸区政府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强化管理主体事权法定,实现自贸区与行政区、其他特殊经济功能区功能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经济逆全球化的兴起,各国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出现裂痕,其中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程度之大、涉及之广在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而贸易摩擦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各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随之会引发企业一系列相关问题.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进行股权质押,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对企业的经营风险越大.进一步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对小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大于大企业.研究拓展了贸易摩擦和企业风险的相关讨论,并证明了贸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格局,因而从理论上系统阐释该理念也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任务.面对相关研究派别对这项任务的主观化牵引以及在传统唯物史观框架中整体安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公共性逻辑的理论困难,我们需要深度阐明“唯物史观何以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如何以唯物史观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重大基础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在整体上与唯物史观相一致,是因为后者在批判形形色色的虚幻公共性的同时,
我国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现阶段已进入优化体制机制运行、推进执法权重心下沉的新阶段.就权限配置而言,横向上,单一机构体系虽实现了从分散设置到整体性治理的跃升,但内部运行仍存在碎片化问题,需要理顺内部协同机制以充分发挥其优势.同时,探索综合执法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的协作机制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其中平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处罚权责清单”具有基础性地位.纵向上,基于市场监管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属地管理原则不应被绝对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在条块关系上应当寻找合理的平衡点.同时,还应处理好综合执法与专业
市场监管事权是指法律设定的、政府为履行市场监管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市场监管事权的纵向分配是指市场监管事权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包括两方面的制度内容:一是市场监管事权在中央政府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二是市场监管事权在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市场监管事权纵向分配的重点是市场监管事权在中央政府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市场监管事权的纵向分配涉及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市场条件下政府应拥有哪些市场监管事权;二是政府所拥有的市场监管事权如何在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进行分配;三是应以什么手段
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是行政处罚法修改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设定行政处罚本质上是立法活动,因此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不仅要考虑地方治理实践的需求,更要符合立法权配置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2021)》因应行政处罚实践的需要,在适度增加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同时,通过明确地方性法规在上位法对违法行为未规定行政处罚情况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一定程度地扩大了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补充设定权条款的确定,在丰富《立法法》第73条规定的地方立法类型的同时,也意味着其所设定的行政处罚
基于2014—2020年期间2224家发债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货币政策及企业杠杆水平率对违约状态的Logit模型,结果发现,在货币政策趋紧时、企业杠杆处于较高水平时,债券违约概率较高;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可知,当企业为非上市公司、低评级企业或者属于周期性行业时,其杠杆水平对债券违约的影响更大.与此同时,利用样本外数据回测模型,结果显示相关主体违约概率均高于50％,与现实情况一致,模型拟合效果好.研究不仅更加符合债券违约现实情况,而且引入宏观货币政策丰富了解释变量,最后为债券违约现象提供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