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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是韩愈的名篇，也是各种版本高中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文中，针对中唐时期社会众人“耻学于师”而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陋习和一旦“从师学道”就会招致世人“群怪聚骂，指目牵引”的弊端，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倡导人们要“尊师学道”。
何为“道”？文章注解为“儒家之道”。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一文中，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韩愈心中的“道”，是由“仁”与“义”构成的儒家之道。
韩愈对儒家之道极为推重。韩愈多次说：“愈之志在古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些言论几乎存在于他所有的文章中，仅《师说》一文就出现11次，可见“儒家之道”在昌黎先生心中有着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如此，韩愈的许多文学理论主张，都把“明道”和“传道”放在了首位。
如《师说》一文中，韩愈的观点就十分鲜明：判断老师的唯一标准，就是“闻道”；倡导“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就是为了振兴儒道。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从文意看，韩愈要求刘正夫学习的对象就是那些饱读儒家经书的儒生，要求他学习的内容就是圣贤文章的“意”，即韩愈内心所崇尚的儒家之道。在《原道》中，韩愈更是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之脉，坚定不移地表明了要以承继道统为自己一生不二的职责的态度。
那么，韩愈为什么如此尊崇儒学呢？目前，针对《师说》一文的教学，教材解读更多的是针对人们耻于学师和从师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只关注文本本身的现代学习意义，却甚少关注韩愈关于“师道”的论述背景。这个问题不清，《师说》一文的教学就显得有些虚泛。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延伸解读，以拓宽教学视野。
总括言之，韩愈尊奉儒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改革与文学革新的需要
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开始衰败，藩镇割据导致社会潜伏着各种政治矛盾和重重危机，即使到德宗、宪宗时出现了所谓的中兴气象，也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官吏敏锐地看到了这些突出问题，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同时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当时，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的基本倾向。应该说，韩愈是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以忧患之士特有的政治触角，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推动了这次旨在尊奉儒家道统思想的古文运动。
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出发点而言，是借此来宣扬儒道，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挽救由安史之乱造成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状。韩愈等古文派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重新树立儒学权威，并以此重整社会秩序。
那么，怎样才能大力弘扬儒家道统呢？韩愈提出了“弃诗赋重古文”这一文学主张。大家都知道，“诗言志”，自古以来，诗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到了唐代，唐统治者以诗取士对推动诗歌的兴盛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韩愈等人却在盛况之下看到了诗赋的功能缺陷。韩愈认为，时下流行的诗赋已经不能胜任宣扬儒家道统思想的任务，在他看来，要消除这些社会矛盾，“文以传道”、宣扬儒家道统是当务之急。而宣扬儒家道统，只有通过倡导古文运动才能得以实现。为此，韩愈从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兴“古文”的主张，并明确了“文以传道”这一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韩愈为古文运动提出了首要任务，就是改革文体，大兴古文之风。
韩愈之所以认为唐代诗歌这种文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要以“古文运动”去刻意改变已有的诗歌文化秩序，这一点，韩愈门生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什么意思呢？韩愈认为要继承古人之道，恢复“道统”，明白易晓的古文才是最佳工具，才是载道之器，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古文的重要性其他任何文体都无法替代。
其实，早在唐代宗宝应年间，杨绾和贾至等人就提出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到了韩愈，他对“诗言志”承担的道统功能进行了否定。从很多资料来看，韩愈对传统的诗学理论“诗言志”并不看重，有时甚至认为诗歌只是宣泄个人情感的载体，无法承担社会道统功能。如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一文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可见他更重视诗歌作为个人抒情艺术的审美、宣泄功能，从而极其轻视诗歌的“传道”作用。相反，在“文以载道”的思想指引下，韩愈更看重以古文来宣扬儒家的道统思想。韩愈在《争臣论》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韩愈认为，由于文章是宣扬思想的载体，古文更是古圣贤们用来传达见解的工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古文与“道”联系紧密。他在《答李秀才书》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 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两段话很直接地告诉我们，韩愈酷好古文并非爱其词句，而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学说。他的《答刘正夫》《题欧阳生哀辞后》《答尉迟生书》《答侯生问论语书》《答李翊书》《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都是著名的“载道”式文论作品。
不仅韩愈本人是这样，相当一些文人也持同样观点，如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李翱、欧阳詹、皇甫詹等人，他们都认为诗歌无法承担宣扬道统的责任，从而都“志在古文”。 总而言之，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运动，韩愈提出的“文以传道”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二.抵制骈文流弊，建立朴素文风的需要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骈文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
“古文”，是相对骈文而言的，指先秦两汉时期的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六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到唐朝时，以诗赋取士的制度更是促进了骈文文体的大发展，以至国家公文“俱用骈体”。初唐四杰即以骈文知名。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载，白居易用骈体写作的一部分应试赋和101道判文称名一时，被许多士人奉为学习写作判文的范本而竞相传写。
骈文固然有其形式美感，但骈文的逞才使气也给创作带来了不便。那种追求声律、词藻华丽和句式整齐的形式主义风尚，华而不实，不便于应用，这让骈文在其演变发展中越来越走向僵化，为文而文，背离了文字的原始职能，甚至成为了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桎梏。特别是后来由于梁陈宫体诗的崛起，骈文开始脱离比兴寄托的主旨而只追求艺术形式的典雅华美，而且用典剧增，导致晦涩、雕琢之风畅行，甚至专意于“淫靡”的描写。
骈文这种社会表现功能的“衰颓”，开始受到一些人的责难。早在隋朝时，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到了唐朝，文体改革的要求呼声也是愈来愈高。唐初陈子昂就公然挑战骈文，倡导古文。他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应匡之以“汉魏风骨”。后来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元结等人纷纷跟进倡和，这些人都鄙薄六朝骈文之华靡，提出“穷其源必趋于复古，论其用必合于教化”。他们宣传儒学，并用散体作文，倡导文道统一，要求“文”内容充实雅正，并发挥救世劝俗之功能。
到中唐，当时文坛领袖韩愈针对骈文浮艳空洞的流弊，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在文体、文风和语言诸方面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大变革。韩愈认为，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主张思想回到古代儒家，文体回到朴实明畅的散体。为此，他发起了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以道贯文”的古文运动，坚决反对华丽不实的文风，强调文章要以表现现实为宗旨，以“古文”表现“古道”，干预现实，“不平则鸣”。
应该说，这是一次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文学运动。韩愈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追随者很多，如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骈文的浮靡文风，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同时，韩愈身体力行，创作了很多散文，为后学提供了不少典范作品。
三.尊儒反佛，恢复儒学正统的需要
儒学本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也是古代统治者用来治国安民的治世之宝，是华夏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汉代奉儒家经典为“王教之典籍”，被用来“明天道，正人伦”，是“致至治之成法”。上至朝廷的科举考试，下到民间的学校教育，尊奉儒道正统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而传统的文化现象。但这种儒道正统在唐代却遇到了佛教的挑战！
佛教在两汉时传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迅速，到唐朝极为盛行，到中唐时期佛教发展达于极盛。据《释氏通鉴》载：唐代有寺院约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到武宗时，综计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奴役十五万人。
佛教本为外来宗教，经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后，仍能在唐时大盛，甚至被唐代统治者奉为国教，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唐朝君主多奉道教、佛教。君主信道、信佛，自然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唐太宗时就诏玄奘开始大量翻译经典。到高宗武后，利用佛教作为称帝的理论根据，从而大力提倡佛法，甚至颁《大云经》于天下，佛教大盛。到了唐玄宗，他甚至一度皈依密宗，受灌顶之礼。唐肃宗曾诏僧人数百人于三殿设置道场。宪宗，懿宗都亲自到凤翔门寺迎佛骨至京师。以后，穆宗、敬宗、文宗俱都奉佛教。唐代佛教因有君主支持而兴盛一时。
其次，寺院经济的畸形发展也是一大诱因。唐代寺院享有免役免课特权，寺院多经营大规模园林农地，不少佛教信徒投入生产中。而且，平民为僧可免赋役，很多平民就争相出家，致使天下人口近一半投入寺院，遂使寺院的经济力量膨胀，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力量。
再次，唐代儒学僵化，令儒学和佛教间此消彼长。唐代学者考科举，只求熟习《五经正义》，长此以往，结果导致经学停滞不前，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儒学研究佛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唐的佛教鼎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宗教盛行，享受特权，对唐的政治、经济的不良影响很大。尤其在思想上，佛老与儒家正统思想争胜，使民众思想认识混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儒学衰微的时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促成了韩愈为改变不良文风而决心进行文学变革。于是，韩愈攘斥佛老，倡导儒家道统，其“济世”用意不言自明。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就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韩愈以儒家向来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击，并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
当然，作为一介文人，韩愈也只能通过“古文运动”这一文学变革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谁来鼓扬正宗的“道”统思想呢？最终，韩愈希望借助分布在各地的老师来广泛“传道”，使人们能学道、明道、卫道，从而挽救在韩愈看来已摇摇已坠地步的儒道。
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宣扬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应该说，韩愈倡导的“道”，在现在而言，是一种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等级秩序；但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种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是一种值得认可的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
参考书籍：
[1]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思想——朱永军。
[2]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朱丽霞。
[3]韩愈的人才思想对现时代青年的启示——周青山。
[4]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郝润华。
孟凡军，语文教师，现居江苏邳州。责任编校：左晓光
何为“道”？文章注解为“儒家之道”。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一文中，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韩愈心中的“道”，是由“仁”与“义”构成的儒家之道。
韩愈对儒家之道极为推重。韩愈多次说：“愈之志在古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些言论几乎存在于他所有的文章中，仅《师说》一文就出现11次，可见“儒家之道”在昌黎先生心中有着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如此，韩愈的许多文学理论主张，都把“明道”和“传道”放在了首位。
如《师说》一文中，韩愈的观点就十分鲜明：判断老师的唯一标准，就是“闻道”；倡导“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就是为了振兴儒道。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从文意看，韩愈要求刘正夫学习的对象就是那些饱读儒家经书的儒生，要求他学习的内容就是圣贤文章的“意”，即韩愈内心所崇尚的儒家之道。在《原道》中，韩愈更是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之脉，坚定不移地表明了要以承继道统为自己一生不二的职责的态度。
那么，韩愈为什么如此尊崇儒学呢？目前，针对《师说》一文的教学，教材解读更多的是针对人们耻于学师和从师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只关注文本本身的现代学习意义，却甚少关注韩愈关于“师道”的论述背景。这个问题不清，《师说》一文的教学就显得有些虚泛。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延伸解读，以拓宽教学视野。
总括言之，韩愈尊奉儒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改革与文学革新的需要
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开始衰败，藩镇割据导致社会潜伏着各种政治矛盾和重重危机，即使到德宗、宪宗时出现了所谓的中兴气象，也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官吏敏锐地看到了这些突出问题，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同时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当时，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的基本倾向。应该说，韩愈是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以忧患之士特有的政治触角，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推动了这次旨在尊奉儒家道统思想的古文运动。
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出发点而言，是借此来宣扬儒道，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挽救由安史之乱造成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状。韩愈等古文派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重新树立儒学权威，并以此重整社会秩序。
那么，怎样才能大力弘扬儒家道统呢？韩愈提出了“弃诗赋重古文”这一文学主张。大家都知道，“诗言志”，自古以来，诗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到了唐代，唐统治者以诗取士对推动诗歌的兴盛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韩愈等人却在盛况之下看到了诗赋的功能缺陷。韩愈认为，时下流行的诗赋已经不能胜任宣扬儒家道统思想的任务，在他看来，要消除这些社会矛盾，“文以传道”、宣扬儒家道统是当务之急。而宣扬儒家道统，只有通过倡导古文运动才能得以实现。为此，韩愈从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兴“古文”的主张，并明确了“文以传道”这一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韩愈为古文运动提出了首要任务，就是改革文体，大兴古文之风。
韩愈之所以认为唐代诗歌这种文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要以“古文运动”去刻意改变已有的诗歌文化秩序，这一点，韩愈门生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什么意思呢？韩愈认为要继承古人之道，恢复“道统”，明白易晓的古文才是最佳工具，才是载道之器，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古文的重要性其他任何文体都无法替代。
其实，早在唐代宗宝应年间，杨绾和贾至等人就提出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到了韩愈，他对“诗言志”承担的道统功能进行了否定。从很多资料来看，韩愈对传统的诗学理论“诗言志”并不看重，有时甚至认为诗歌只是宣泄个人情感的载体，无法承担社会道统功能。如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一文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可见他更重视诗歌作为个人抒情艺术的审美、宣泄功能，从而极其轻视诗歌的“传道”作用。相反，在“文以载道”的思想指引下，韩愈更看重以古文来宣扬儒家的道统思想。韩愈在《争臣论》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韩愈认为，由于文章是宣扬思想的载体，古文更是古圣贤们用来传达见解的工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古文与“道”联系紧密。他在《答李秀才书》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 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两段话很直接地告诉我们，韩愈酷好古文并非爱其词句，而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学说。他的《答刘正夫》《题欧阳生哀辞后》《答尉迟生书》《答侯生问论语书》《答李翊书》《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都是著名的“载道”式文论作品。
不仅韩愈本人是这样，相当一些文人也持同样观点，如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李翱、欧阳詹、皇甫詹等人，他们都认为诗歌无法承担宣扬道统的责任，从而都“志在古文”。 总而言之，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运动，韩愈提出的“文以传道”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
二.抵制骈文流弊，建立朴素文风的需要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骈文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住受到束缚。
“古文”，是相对骈文而言的，指先秦两汉时期的以散行单句为主的散文。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六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到唐朝时，以诗赋取士的制度更是促进了骈文文体的大发展，以至国家公文“俱用骈体”。初唐四杰即以骈文知名。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载，白居易用骈体写作的一部分应试赋和101道判文称名一时，被许多士人奉为学习写作判文的范本而竞相传写。
骈文固然有其形式美感，但骈文的逞才使气也给创作带来了不便。那种追求声律、词藻华丽和句式整齐的形式主义风尚，华而不实，不便于应用，这让骈文在其演变发展中越来越走向僵化，为文而文，背离了文字的原始职能，甚至成为了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桎梏。特别是后来由于梁陈宫体诗的崛起，骈文开始脱离比兴寄托的主旨而只追求艺术形式的典雅华美，而且用典剧增，导致晦涩、雕琢之风畅行，甚至专意于“淫靡”的描写。
骈文这种社会表现功能的“衰颓”，开始受到一些人的责难。早在隋朝时，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到了唐朝，文体改革的要求呼声也是愈来愈高。唐初陈子昂就公然挑战骈文，倡导古文。他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应匡之以“汉魏风骨”。后来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元结等人纷纷跟进倡和，这些人都鄙薄六朝骈文之华靡，提出“穷其源必趋于复古，论其用必合于教化”。他们宣传儒学，并用散体作文，倡导文道统一，要求“文”内容充实雅正，并发挥救世劝俗之功能。
到中唐，当时文坛领袖韩愈针对骈文浮艳空洞的流弊，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在文体、文风和语言诸方面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大变革。韩愈认为，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主张思想回到古代儒家，文体回到朴实明畅的散体。为此，他发起了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以道贯文”的古文运动，坚决反对华丽不实的文风，强调文章要以表现现实为宗旨，以“古文”表现“古道”，干预现实，“不平则鸣”。
应该说，这是一次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文学运动。韩愈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追随者很多，如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骈文的浮靡文风，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同时，韩愈身体力行，创作了很多散文，为后学提供了不少典范作品。
三.尊儒反佛，恢复儒学正统的需要
儒学本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也是古代统治者用来治国安民的治世之宝，是华夏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汉代奉儒家经典为“王教之典籍”，被用来“明天道，正人伦”，是“致至治之成法”。上至朝廷的科举考试，下到民间的学校教育，尊奉儒道正统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而传统的文化现象。但这种儒道正统在唐代却遇到了佛教的挑战！
佛教在两汉时传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迅速，到唐朝极为盛行，到中唐时期佛教发展达于极盛。据《释氏通鉴》载：唐代有寺院约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到武宗时，综计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奴役十五万人。
佛教本为外来宗教，经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后，仍能在唐时大盛，甚至被唐代统治者奉为国教，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唐朝君主多奉道教、佛教。君主信道、信佛，自然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唐太宗时就诏玄奘开始大量翻译经典。到高宗武后，利用佛教作为称帝的理论根据，从而大力提倡佛法，甚至颁《大云经》于天下，佛教大盛。到了唐玄宗，他甚至一度皈依密宗，受灌顶之礼。唐肃宗曾诏僧人数百人于三殿设置道场。宪宗，懿宗都亲自到凤翔门寺迎佛骨至京师。以后，穆宗、敬宗、文宗俱都奉佛教。唐代佛教因有君主支持而兴盛一时。
其次，寺院经济的畸形发展也是一大诱因。唐代寺院享有免役免课特权，寺院多经营大规模园林农地，不少佛教信徒投入生产中。而且，平民为僧可免赋役，很多平民就争相出家，致使天下人口近一半投入寺院，遂使寺院的经济力量膨胀，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力量。
再次，唐代儒学僵化，令儒学和佛教间此消彼长。唐代学者考科举，只求熟习《五经正义》，长此以往，结果导致经学停滞不前，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儒学研究佛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唐的佛教鼎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宗教盛行，享受特权，对唐的政治、经济的不良影响很大。尤其在思想上，佛老与儒家正统思想争胜，使民众思想认识混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儒学衰微的时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促成了韩愈为改变不良文风而决心进行文学变革。于是，韩愈攘斥佛老，倡导儒家道统，其“济世”用意不言自明。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陈寅恪就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韩愈以儒家向来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击，并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
当然，作为一介文人，韩愈也只能通过“古文运动”这一文学变革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谁来鼓扬正宗的“道”统思想呢？最终，韩愈希望借助分布在各地的老师来广泛“传道”，使人们能学道、明道、卫道，从而挽救在韩愈看来已摇摇已坠地步的儒道。
韩愈是中国“道统”观念的宣扬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应该说，韩愈倡导的“道”，在现在而言，是一种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等级秩序；但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种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是一种值得认可的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
参考书籍：
[1]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思想——朱永军。
[2]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朱丽霞。
[3]韩愈的人才思想对现时代青年的启示——周青山。
[4]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郝润华。
孟凡军，语文教师，现居江苏邳州。责任编校：左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