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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与这种“屡禁不止”相比,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那些能打粮食并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常常流汗流血又流泪。这严重影响了来自基层的改革动力。
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这不仅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重点难题。
三个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30年,就动力的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最高领导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有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对党内民主被毁,权力过于集中,给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强烈,反思非常深刻,从而对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非常到位。一开始就从政治思想舆论导向入手,通过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科学分解党内权力,重建中央纪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并力争通过机构改革吸纳优秀人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此阶段党内民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能对中央(包括毛泽东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而且党内的不同认识,还能通过党的会议、党的报纸进行认真讨论,以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同步而且先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第二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投鼠忌器而极其敏感。稳定于是具有了比改革开放更为现实的压倒优势。最高领导层权衡国际国内形势,谋求安定,力保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的自觉推动。
1985至1993年任无极县委书记的刘日,因重视吏治,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农村建设,闯出了闻名全国的“无极之路”。1997年至2000年任遂宁市市中区委书记的张锦明,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随后,张就任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于2002年12月,举行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其改革意义不亚于20多年前的小岗村。2000年沉寂10年之久的吕日周出任长治市委书记,挟10年前在改革试点原平县强力推进改革,“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整饬吏治,以电视剧《新星》主角李向南原型的声望,深度发掘“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这一优势,充分发挥《长治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用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化解了长期执政下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使“长治变法”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地市改革中的一个样板。
第三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群众。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推进,既得利益势力逐渐形成并做大,来自高层和中层的改革动力逐渐衰减。广大群众要求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不断高涨。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导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两字取代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缀的“积极稳妥”提法。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于是,“表达权”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首次进入党代会报告。
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大,城乡差距的扩大,改革的成果没有实现分享和共享,一些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动力以扭曲的方式出现,甚至以群体事件来折射和表现。如,从2004年10月的重庆万州事件,到2005年6月的安徽池州事件;从2006年12月的四川大竹事件,到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达权落实困难而出现的“言塞湖”,却鲜有人注意。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群众信访越来越高度重视,甚至抽调骨干到北京值班,变接访为截访。但是,群体访、越级访有增无减并始终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于30年改革者的命运多舛,那些最善于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推进改革,赢得民心的改革先锋,大多被赋闲搁置,难以施展身手。致使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利益分化非常明显,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但敢于冲在改革前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却逐年递减。
徙木立信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通过这幅图,对照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概有这样一些普遍现象: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官员,只要有突出政绩且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便有可能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如果改革由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只涉及技术层面的改革官员,且有突出政绩并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也有可能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如果涉及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领导制度、监督体制层面的改革官员,即使政绩突出、民意良好,但一般会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或许,这种状况也暗合了古人关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僚采即古时县、州、府等中层官员)之说。
最好的用人导向是制度导向,当用人制度还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政策导向、案例导向也是需要的。2000多年前的商鞅,为使秦国能吸纳各国优秀人才,用“徙木立信”这一成功的经典案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秦国崇尚法治、尊重人才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广纳各国精英做了一个最具创意的广告。
2004年冬,笔者在江苏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如何从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结论是:改革开放20多年,干部“能上”方向的创新空间已经极小,但“能下”方向的空间却相当广阔。如果“能下”空间一旦打开,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唯“年轻化”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改革中的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据此,在干部“能上与能下”这对矛盾中,“能下”才是主要矛盾。
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处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干部“能下”的战略突破口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改革闯将,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以便“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而要做到这些,一是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一出大戏。需要为“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改革者打聚光灯,需要为他们及时喝彩。如果党的报刊不敢见义勇为,改革者也就难以冲锋陷阵。二是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要让明哲献身而不是明哲保身的改革者,始终敢为天下先,并形成“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既要靠领导抓典型抓出来,也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更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催生、培养、成长出来。这种制度既是改革者勇气的依托,也是改革者利益的保障。三是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弊端的一场革命,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以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对传统势力发起的战术冲击。因此,改革者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必然的,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偶尔的失误也是必然的。有鉴于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政府绝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决改革者,一有失误就否定改革者。因为,改革通常会有争议与失误,而没有争议与失误的,通常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发展,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
(选自《南风窗》)
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这不仅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重点难题。
三个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30年,就动力的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最高领导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有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对党内民主被毁,权力过于集中,给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强烈,反思非常深刻,从而对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非常到位。一开始就从政治思想舆论导向入手,通过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科学分解党内权力,重建中央纪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成立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并力争通过机构改革吸纳优秀人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此阶段党内民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能对中央(包括毛泽东同志)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而且党内的不同认识,还能通过党的会议、党的报纸进行认真讨论,以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同步而且先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第二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投鼠忌器而极其敏感。稳定于是具有了比改革开放更为现实的压倒优势。最高领导层权衡国际国内形势,谋求安定,力保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的自觉推动。
1985至1993年任无极县委书记的刘日,因重视吏治,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农村建设,闯出了闻名全国的“无极之路”。1997年至2000年任遂宁市市中区委书记的张锦明,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随后,张就任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于2002年12月,举行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其改革意义不亚于20多年前的小岗村。2000年沉寂10年之久的吕日周出任长治市委书记,挟10年前在改革试点原平县强力推进改革,“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整饬吏治,以电视剧《新星》主角李向南原型的声望,深度发掘“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这一优势,充分发挥《长治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用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化解了长期执政下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使“长治变法”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地市改革中的一个样板。
第三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群众。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推进,既得利益势力逐渐形成并做大,来自高层和中层的改革动力逐渐衰减。广大群众要求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不断高涨。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同样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导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两字取代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缀的“积极稳妥”提法。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于是,“表达权”和“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首次进入党代会报告。
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大,城乡差距的扩大,改革的成果没有实现分享和共享,一些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动力以扭曲的方式出现,甚至以群体事件来折射和表现。如,从2004年10月的重庆万州事件,到2005年6月的安徽池州事件;从2006年12月的四川大竹事件,到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县“6·28”事件。因地震而形成的堰塞湖,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表达权落实困难而出现的“言塞湖”,却鲜有人注意。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群众信访越来越高度重视,甚至抽调骨干到北京值班,变接访为截访。但是,群体访、越级访有增无减并始终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于30年改革者的命运多舛,那些最善于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推进改革,赢得民心的改革先锋,大多被赋闲搁置,难以施展身手。致使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利益分化非常明显,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但敢于冲在改革前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却逐年递减。
徙木立信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默觚下·治篇十二》)
通过这幅图,对照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概有这样一些普遍现象: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官员,只要有突出政绩且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便有可能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如果改革由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只涉及技术层面的改革官员,且有突出政绩并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也有可能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如果涉及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领导制度、监督体制层面的改革官员,即使政绩突出、民意良好,但一般会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或许,这种状况也暗合了古人关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僚采即古时县、州、府等中层官员)之说。
最好的用人导向是制度导向,当用人制度还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政策导向、案例导向也是需要的。2000多年前的商鞅,为使秦国能吸纳各国优秀人才,用“徙木立信”这一成功的经典案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秦国崇尚法治、尊重人才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广纳各国精英做了一个最具创意的广告。
2004年冬,笔者在江苏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同志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如何从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结论是:改革开放20多年,干部“能上”方向的创新空间已经极小,但“能下”方向的空间却相当广阔。如果“能下”空间一旦打开,干部队伍的素质就能在流动中不断提高,唯“年轻化”是举的僵局就能顺利打破,改革中的优秀人才就能脱颖而出!据此,在干部“能上与能下”这对矛盾中,“能下”才是主要矛盾。
当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处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干部“能下”的战略突破口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起用改革闯将,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以便“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而要做到这些,一是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一出大戏。需要为“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改革者打聚光灯,需要为他们及时喝彩。如果党的报刊不敢见义勇为,改革者也就难以冲锋陷阵。二是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要让明哲献身而不是明哲保身的改革者,始终敢为天下先,并形成“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既要靠领导抓典型抓出来,也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更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催生、培养、成长出来。这种制度既是改革者勇气的依托,也是改革者利益的保障。三是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弊端的一场革命,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以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对传统势力发起的战术冲击。因此,改革者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必然的,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偶尔的失误也是必然的。有鉴于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政府绝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决改革者,一有失误就否定改革者。因为,改革通常会有争议与失误,而没有争议与失误的,通常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发展,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
(选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