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也是最能表现他志向与操守的文章。在提到其写作背景时，许多资料都说，陶渊明任彭泽县令不久，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躬耕田园。而且普遍认为，五斗米为当时县令的俸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因贪恋官位而向污浊的官场低头，有力地表现了他不慕权势的高贵气节。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陶渊明隐居背后的政治隐情。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将，要了解陶渊明的趣味、立场，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盘根错节的东晋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贫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蛮族（溪族）血统，这在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王朝中是很难立足的。
　　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将军王敦主政其间，为了扩充势力而将陶侃排挤至边陲广州担任刺史，这无疑是门阀政治对陶侃的一次无情摧残。后来王敦叛乱被平定，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但琅琊王氏与陶侃之间的宿怨却一直难以弥合，以至于新兴贵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导发难时，陶侃坚决站在了庾亮一边。应该说，与琅琊王氏的对立态度，成为了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也最终导致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发生。
　　研究魏晋文学的大家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给出的一段考证，陶渊明29岁时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却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个不肖子孙。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应该理解为“不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
　　当然，如果仅仅是家族记忆的牵绊，陶渊明的伟大还是有限的。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渊明隐居的最终原因。曾祖父陶侃虽然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毕竟是东晋王朝的臣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晋王朝成全了作为寒门和蛮族的陶侃。对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的不满，并不能盖过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但东晋王朝最终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取代，陶渊明偏偏经历了这一历史剧变。这使得陶渊明的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
　　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34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
　　陶渊明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
　　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后，曾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请陶渊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渊明自然不会答应。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
　　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不是文人对陶渊明的定义，而是史家对陶渊明的定义。如果把传统史学当作善善恶恶、贤贱不肖的经学图解，就能领会这段文字的分量。
　　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布尔乔亚式的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晚年的陶渊明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也没有逃避，因为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
　　作者单位：安徽省阜南县第一中学（23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