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的曲由
　　
　　1990年的初夏。不管我是多么的不甘心、不情愿，已经名存实亡的、我与聂卫平的第一次婚姻日趋破裂。
　　痛苦、愤恨、哀怨、后悔、绝望，各种烦恼情绪搅得我的心就没有得到过一天的安宁。思前想后，终于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强迫自己用理智去面对和接受现实。
　　于是，也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不待春的脚步走远时，我终于下决心同意离婚。这个决定加深了心灵的创伤，眼中流了多少泪，心中就流了多少血。但这的确是一个明智而又正确的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在感情上尤应如此吧。
　　我前夫——聂卫平那困惑、心烦的事终于有了结果，无疑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来。聂卫平在心轻身松时，不觉扪心自问，他好像又有些对不起我们母子俩。
　　同时，他更希望此事不要让社会舆论影响他的英雄形象。于是，他提出了希望我们远去国外的建议。这是一个好建议，我欣然接受了。倒不是为聂卫平，而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尽量少承担因为我们的离婚，社会、环境对他的压力。
　　有了承诺，聂卫平出面请富士通公司的成田胜先生（时任该公司的宣传部长）帮忙，为我办了一个去日本逗留三个月的签证。同时，聂卫平还给藤泽秀行老师写了封信，请他帮我设法在日本立足。至于到日本后，我究竟该如何立住脚、究竟该怎样生存等一系列实际而具体的事宜就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有了签证，我于1990年秋到了日本东京。
　　在日本东京的三个月时间，我忙于联系学校，寻找身元保证人（即身份保证人），请朋友找工作。虽然，我以前也曾经多次到过日本，可这一次真正地要在日本求生存，一切都是显得那么渺茫，一切又都是觉得那么困难。
　　每当我独自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回自己的住处时，心中的无奈和困惑真是叫人窒息。但我不能退缩，更不能丧气，再难我也要去尽我全力。晨曦初现，我又执着地出了门。
　　我的人生并不舒坦平稳，是有许多苦难和挫折的。但那都是在一个单纯的年代，即单纯的童年、青年的成长时期。自从在围棋上有了些成绩后，除了训练，自己去干的杂事并不多，特别是在社会上去为生活奔波，更是不会有，也不曾想过这样的事。
　　可那时已经30多岁的我，青春早逝，身心都已不年轻了，却要为生存、生活之事在社会上从头学起、做起。那种艰难与困苦，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坚持了下来。为此，真要感谢日本的朋友们，是他们用真诚的热情和温暖的双手扶着我没有倒下去，而把一个个难题都解决了。当我在那年的初冬登上回北京的飞机时，就已经只是静待签证的到来了。
　　11年前的日本，道德风气还是很浓的，至少在社会表面是这样的，因此，那时对离婚的非议是很多的。一般认为，离婚是一种失去社会信赖感的行为，对男人如此，对女人更是挑剔。在那个男权思想严重的国家，女人离婚已是不仁不忠不义，还要远走高飞，简直就不能容忍。
　　我与聂卫平离婚而又远居日本的行为，无疑是向这种传统思想的挑战。我知道有不少人在议论我，但值得庆幸的是更多的日本朋友理解了我。他们不仅没有轻视、谴责我，相反却给我鼓励、给我勇气、给我支持，从而，使我一点点建立了在日本求生存的基础。万事开头难，不敢说已跨越了第一步，但至少我已能迎难而上了。在安排妥当方方面面的事宜后，成与否就交与命运了。
　　
　　好人相助
　　
　　在各方面朋友的全力帮助下，我于1991年3月底樱花盛开之时，以留学生身份获得在日就读签证并顺利到达了日本东京都，开始了我艰苦的海外创业生涯。
　　接受我就读的语言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在日本法务省、外务省都有着极高信誉的“日美会话学院”。一般情况下，从国外来的入学者必须具有大学毕业证，而且要在30岁以内。这两点都是我无法办到的。因为，我一不是大学毕业生；二来我的年龄早在30岁以上。多亏了我的身元保证人（即身份保证人）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山本正和先生与时任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的国分正明先生，否则，我是不可能进去的。
　　这所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设备与教室却并不现代化。但对学生要求之严格、之认真，都是一流的。每天考勤就不必说了，天天一小考，三天一中考，一周一大考，放学后再给一大堆作业，仿佛不把人的大脑搅得像一团糨糊不罢休。36岁有半的我怎能去跟那些年轻人比，一个月下来就已是饱含怨气了，可能做的也只能是忍耐和努力，使自己的成绩不落后于人。
　　也许是一个班只有五六个人的关系，学费是出奇的高。一个月必须交7万日元（那时相当于700O元人民币），一个季度下来约2O万日元（近2万元人民币）就没有了。这个负担比那功课更加沉重，不去找工作是交不出来的。
　　我从国内出来时，每月的工资是人民币20O元多一点，我前夫聂卫平的工资也和我差不多。每月4OO多块钱除了养我们俩，还有我父亲、儿子和一位保姆，不能说是很宽裕。只不过，当时由于名人的效应吧，送食物的不少，也就比一般人要好过，但现金却和大家一样，不多。因为，在我们出成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物质和金钱的奖励，有的只是一个奖章、一张奖状，有时会有一个杯子或一个工艺品，都是纪念性的。
　　当20世纪80年代底开始产生奖金、出场费、讲解费时，聂卫平已决定放弃我们这个家。为此，他接受了他的朋友的建议，把所有那些他所得来的钱物放在了围棋队的保险箱和仓库里，而只有20O多元的工资才拿回家。所以，如果说，让我靠国内的积蓄在日本生活，可能三天，最多一个星期就捉襟见肘了。
　　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很感谢成田先生给我介绍的加藤威稷男夫妇。他们不仅慷慨地帮助了我头年底去日本三个月的生活费，而且，又赞助了我这次去日本的住房和生活费。加藤威稷男先生是搞房地产的，手中流动的钱在我看来都是天文数字。威稷男夫妇非常乐于助人，只要是他们欣赏的人，真是毫不吝啬，出手大方。所以，对我的这些援助，在当时的他们看来是区区小事，可在我心中，却是一生都难以忘记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帮助，我才度过了最困难的第一年。
　　在我去日本不久，因患胆囊肌瘤需要动手术。当我惧怕于高昂的费用而犹豫不决时，是加藤威稷男先生的夫人亲自在我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并交齐了全部的医疗费用。在那刚去日本的最初几年，如果没有他们这种无私而真诚的援助，我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地在日本立足。
　　加藤威稷男夫妇怕我接受钱时心理有压力，便叫我每周去教他们的儿女和父母下一次棋。其实那只是一个理由，我在他们家吃饭、闲谈、玩耍的时间远远多于教棋的时间。我儿子由此也与他们的儿女成为了好朋友。他夫妇待我如同姐妹，把我们当作了家人一样看待，这份情又更重于经济的援助。两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才卸下了他们肩上的包袱，自己承担了一切。
　　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衰退，加藤威稷男先生的产业也日渐不景气。渐渐地我打电话、写贺片卡都找不到他们了，他们的处境一天比一天糟。公司倒闭，豪华的住宅也卖了，真是令人担忧，可我却无法对他们说句宽慰的话。
　　一直到1998年新年刚过，我突然接到加藤威稷男先生的夫人加藤碧的电话，说有事想和我商量，希望我去一趟他们的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他们租借的公寓，昔日的光彩消失了，身心的疲惫在他们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来，那个庞大的财团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为了要回一部分被诈骗的钱，就得上法庭打官司，可上法庭打官司也是要钱的啊！
　　昔日他们一出手不是百万，就是上千万日元地帮助过的人，现在一提到借钱，都有不同的千百个理由而不肯掏一分钱。他们在万般无奈中想起了我，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的心请来问我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我不仅是一个外国人，更是一个经济条件最差的人，也是他们援助得最少的一个人，若不到走投无路，他们是决不会向我开这个口的。
　　我很明白这一点，我也明白这钱一旦借出去可能就收不回来。但为了他们曾经给过我的帮助，也为了维护他们的自尊与人格，我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并请加藤夫人立即随我到银行，将我存折上的钱倾其所有地全都借给了他们。这对于他们可能是杯水车薪，可却是我几年的辛苦积蓄，他们全家为此而感激我，保证有钱后一定如数还我。其实，没有他们头两年的关照，我又怎能立住脚？又怎能存钱呢？是该我先感谢他们。况且，在我刚来日本的那几年，有多少人给了我无偿的帮助，在别人遇难时，我不也应该伸出双手吗？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爸爸也为我的这种做法表示赞赏，虽然他常常忍不住地说：“女儿，你又要多受些苦了。”时至今日，加藤威稷男夫妇的困境虽还没有得到大的转变，但已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真诚地希望他们能重新振奋起来，这倒不是为了我的那笔钱，而是好心人都应有个好报应。
　　《我情我心：孔祥明的感情历程》 孔祥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10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