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涉黑组织是危害社会安宁与稳定的毒瘤。相关的政府部门必须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干部打击涉黑组织的责任制度、上级垂直查办制度、地方社会组织联防制度，并以重庆打黑行动为契机，对黑恶势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从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和法治环境。
　　【关键词】涉黑组织社会毒瘤法制建设
　　
　　涉黑组织产生的根源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此外，社会体制的母系统和子系统之间也存在配套、适应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更加顺畅。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调整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缩小社会分配、收入的差距。在就业方面，要不断扩大就业岗位，加大职业培训投入，为低收入者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还要大力完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更多的底层群众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那些生活相对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缺乏谋生技能的人就不会悲观消沉、愤世嫉俗，也就不会铤而走险加入涉黑组织。也就是说，防范、打击涉黑组织犯罪，要从体制和制度上着力，不给黑恶势力留下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例如，干部的任用、调任、转任、提拔等环节缺乏严格的审核和规范，尤其在干部任用的过程中，拉关系、送人情的现象屡见不鲜，以致很多时候，人事部门无法进行严格的审查，这样就会造成干部“带病”调任和转任。而这些不合格的干部到一方执掌权力，必然会导致权力寻租的现象。如此一来，涉黑组织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精心营造政治“保护伞”。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少数地方官员就与涉黑组织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所以，干部选拔任用前，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完备的廉政档案和责任书，防止“带病”的干部异地任官。在干部管理体制上，要制定严格的责任审核和追究制度，并将之作为干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
　　法律法规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譬如，刑法对涉黑组织的定罪量刑讳莫如深。刑法294条注明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涉黑组织”。这就使得我们无法对涉黑组织进行明确界定，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涉黑组织被当成了制定帮规、非法结社、偷盗诈骗的流氓集团。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中国式的涉黑组织都远不及意大利黑手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涉黑组织早已成形，其势力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多个领域。
　　因此，立法部门有必要修改刑法，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直接修改为“涉黑组织”。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的涉黑组织犯罪形势日益严峻，涉黑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人民政府的严厉打击之下，涉黑组织一度销声匿迹。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涉黑组织再度泛起，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大毒瘤。法律专家们分析认为，目前， 涉黑组织在“不断地借鉴和模仿旧社会青、洪帮和境外涉黑组织的管理办法，甚至仿照现代化国家组织、现代化公司企业管理模式，如分工专业化、如何提高效率”。①总的来说，现在各地很多的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涉黑组织犯罪”的特征。笔者以为，刑法还应增加“参加境外涉黑组织罪”和“入境从事涉黑组织活动罪”，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罪”修改为“包庇、纵容涉黑组织罪”。除此之外，还要规定国外涉黑组织入境“发展”境内人员加入外国涉黑组织的组织行为罪；境外涉黑组织入境犯罪行为罪；包庇、纵容境外涉黑组织成员入境发展成员、从事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罪。上述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一些恶势力已经与境外涉黑组织相勾结，频频进行跨国绑架勒索犯罪。例如，从1993年起，福建此类案件连续发生50多宗，勒索赎金数百万美元。
　　再者，立法部门还应对金融机构的反涉黑组织义务做出明确规定，并对涉黑组织犯罪设置没收财产的处罚。刑法第191条对洗钱罪做出了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生产收益，而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第191条的第一款中5项之一的，是洗钱罪。”这原本是防止涉黑组织犯罪的一项配套性条款，但这一条款本身也缺乏必要的依据，几乎是形同虚设。由于没有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进行规定，因而金融机构似乎就有了放纵犯罪的嫌疑。另外，我国刑法对涉黑组织犯罪的刑法措施缺乏针对性。一般而言，罪犯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图利，以涉黑组织犯罪为例，不论走私贩毒，还是经济犯罪，犯罪分子都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因此，对涉黑组织犯罪设置没收财产的处罚势在必行。
　　严厉打击涉黑组织的途径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与公平。调整税收制度，设定财产和收入增加累加税，使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一是以法律形式固定就业制度，尤其是大学生就业制度、劳教释放人员就业制度、社会弱势群体就业、生活保障制度，为生活困难者提供更多的就业、谋生机会，从制度根源上消除滋生涉黑组织的土壤和环境。也就是说，只要给予底层群体生活出路和谋生保障，就有可能切断涉黑组织发展成员的来源和渠道。二是建立完备的企业财产来源申报和审计制度，主要是对各种类型企业的财产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核，尤其是经营方式和经营过程的跟踪审核。我们要将这种做法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堵住和切断涉黑组织企业化运转的经济来源，同时还要打击非法经营和欺行霸市行为。三是公安部门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治理行动，组织强大的力量对勒索看护费、保护费等涉黑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并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常抓不懈。四是在反黑立法上摆脱“鸵鸟政策”，正视真实存在的涉黑组织。立法部门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涉黑组织的性质和概念，为打击涉黑组织有组织犯罪提供法律依据。还要制定对涉黑组织的财产处置办法，从而达到釜底抽薪的打击效果。
　　建立干部打击涉黑组织的责任制度。在任用干部的过程中，要建立打击涉黑组织的责任制，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严格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干部解决不好黑恶势力扰乱社会稳定的问题，就不能对其提拔、调任、也不能让其参加各类职务的评聘或选优，更不能授予他们耀眼的荣誉“光环”。对于那些给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大搞权钱交易的干部，实行党、政、公职“三开”。
　　上级垂直查办制度。在我国，社会的地域性比较强烈，因此，一些地方的涉黑组织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还掌控着某领域、某行业一个或几个方面，更有甚者还间接遥控着地方上的公、检、法机关，从而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根据相关报道，在少数地方，一些黑恶势力横行霸道，弄得整个社会黑白颠倒，以致好人怕坏人、人人自危、政不通、人不和。所以说，仅仅凭借地方的自身力量是很难根治涉黑组织问题的，中央政府必须建立自上而下的打黑除恶的垂直管理体制。最高检察院直接负责打击省地级地域的黑恶势力，省级检察院直接负责打击市地级地域的黑恶势力，依次类推。也就是说，采用层层治理的打黑管理举措。
　　对黑恶势力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法制部门一旦发现有黑恶势力孕育的症候或者苗头，就要立即予以坚决打击，绝不能心慈手软，不给黑恶势力留下滋生的条件和空间。另外，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要给予首犯最高处罚，尤其要在经济上予以严惩，防止黑恶势力卷土重来，努力做到标本兼治。
　　建立地方社会组织联防制度。整合工会、妇联、社团、社区、村委会、街道办等组织或机构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到街道、村庄、厂区、学校、市场、矿山、娱乐场所等进行巡逻、查访，一旦发现苗头就要及时防范，并通过警民联防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传递信息。
　　以“重庆打黑”为契机，认真反思和研究黑恶势力形成的规律与趋势。相关部门应该定期召开有法学、社会学专家参加的黑恶势力问题研讨会议，及时分析当前的形势，提供明确的涉黑组织活动的信息，建立情报交流机制，指导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有效地打击黑恶势力。各级政府都要高度视打黑除恶工作，从“重庆打黑”中汲取经验。
　　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打黑除恶的力度，然而一些涉黑组织似乎已经具备了某种抗严打的“免疫力”。它们游离于非法与合法之间，集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于一身，具有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的利用各种条件与政府相抗衡，在社会的夹缝中获得了“法外生存 ”，并且有企业化、公司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种现象值得社会各界进行反思。黑恶势力一旦成势，就会逐渐形成自身运行、发展的逻辑规律，如果到那时再想将之彻底铲除，恐怕就很困难了。
　　结语
　　打黑除恶行动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发动公众，密切关注具有涉黑组织犯罪倾向的违法活动，鼓励公众举报涉黑组织，并及时进行处置、打击，彻底打掉涉黑组织的嚣张气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公安部门应以重庆打黑除恶为契机，积极总结经验，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排查，清楚地掌握中国涉黑组织的现状，开展打黑除恶的专项行动，从而营造出一个和谐、平安的社会环境。（作者单位：潍坊学院）
　　
　　注释
　　①康树华：“中国社会带黑性质犯罪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法律探索》，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