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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了结构主义学派,并使之迅速发展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继存在主义思潮之后西方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潮之一。然而,列维——斯特劳斯所发现和缔造的“结构”与结构主义人类学,实际上是感性与理性“邂逅”的结晶。本文分别从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发现、结构主义的形成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等三个方面阐述和论证了这一理性与感性相交和化生的过程。
关键词:结构人类学;感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B023.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83—02
一、“结构”的发现:感性与理性的邂逅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继存在主义思潮之后西方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潮之一。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可谓开创这场结构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当时他的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画家,从1914年起,列维——斯特劳斯随家定居巴黎,并在巴黎读完中学和大学,直至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列维——斯特劳斯早年对地质学感兴趣,随后又爱好哲学,钟情于卢梭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及马克思主义。他早年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并获得了学位。在1934年,他偶然阅读到了罗维的《初民社会》,便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1958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一书出版后,“结构”一词便一举流行开来,结构主义随之成为一种流行思潮,风行知识界近十年。
“结构”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他对结构所下的定义是:“所谓‘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1]在“结构主义之前”的《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施特劳斯就已形象地描述和阐发了其“结构”概念:“当你忽然发现在一个隐蔽的石缝两边,居然并生出两种不同种属的绿色植物,靠得非常之近,而每一种都最适合自己的土壤;或者是,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与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的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2]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两枚菊石,而是那隐藏在菊石后面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就像菊石那样稳定和固定不变,它不易被发现,但它又是一种真正的实在。而对于结构的来源,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实践与实行之间永远存在着调节者,即一种概念图式,运用这种概念图式,彼此均无其独立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形成为结构,即形成为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实体。”[3]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观。
二、结构主义的形成: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在战争中的1941年,经人帮忙,列维——斯特劳斯得到了纽约“社会研究院”的职位,开始流亡美国。正是在这一不安定时期,发生了两大对结构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其一,是在为雅克布森的《关于音与意的六章》所作的序中提到的“1940年5月初,在靠近卢森堡边境的某处,凝望野花而得的梦想”一事,当时,列维——斯特劳斯看着花朵在几何学上中规中矩的形状,得到了“结构”的直观印象;其二,是在法国南部当哲学教师的短暂时期里,他阅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中国研究大家马尔塞尔·格内尔的《古代中国的婚姻范畴和近亲关系》一书。
格拉内在分析古代中国复杂的亲属组织,“恰如拆解机械一样将其分解”的同时,努力试图理解“它是由什么样的要素构成的,又具有什么样的机能”。他的努力虽然感动了列维——斯特劳斯,但格拉内试图理解非常复杂的体系,又在思考比这更复杂的解决对策,却使列维——斯特劳斯感到很焦躁。这大概使列维——斯特劳斯对追求复杂事物背后应有的“单纯”燃起了知性的斗志。而这时接触到的雅克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启示》,使野花和格拉内的著作所给予的直观印象“得以结晶而成为首尾一贯的观念群”[1]。
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除了结构语言学对其的重大影响外,还有三门学科对他创立结构主义人类学有过启示:地质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把它们称之为他的“三个灵感源泉”[2]。这三门学科乃是列维——斯特劳斯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最为醉心的学科,但他对这些学科的兴趣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这三门学科都试图透过可以感觉到的、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之表面现象,揭示出隐藏在其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的东西,即结构。这三门学科还具有同一分析模式,即地质构造中的深层与表层、人类心理的无意识与意识、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与统一。“这三门学问都证明,了解乃是把一种事实化约成另外一种;证明真实的事实常常不是最显而易见的;证明真理的本质早已存在于它小心翼翼地要维持其不可捉摸性本身。”[2]
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我的著作,是在我并不察觉之中,由我自己想出来的。”[1]所有这些,可能是在连列维——斯特劳斯本人都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的“自然累积”。换言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是种种偶然与必然的结合、感性与理性的邂逅的结果。
三、结构主义方法:从感性到理性
众所周知,作为20世纪著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和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显赫声名一向是和艰深晦涩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都源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写作风格。事实上,结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主要是一种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它对社会事实进行试验,把它们转移到实验室。……试图以模型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4]
在确信事物有其结构,且事物的本质也在于其结构的前提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以共时性研究为基本方法,在研究中将社会文化现象划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只是现象的外部联系,可以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知道;深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内部联系,不能通过经验的概念去获知,只有通过无意识的模式结构和有意识的活动去寻找和发现才能认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透过混乱的现象,拨开表层结构的迷雾,经由感性而到理性,揭示无意识深层结构,就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目的所在。他说:“如果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就是给内容规定一些形式,如果这些形式对所有人的精神,不论是古代人或现代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像对于言语里表现出来的象征功能所作的研究结果如此辉煌地表明的那样——,那就应该,而且也有充分条件,在每一种制度和习俗下面找到这种无意识结构,来得到对其它制度和习俗能够有效的解释原理。”[5]
对于基于结构概念的结构分析方法,列维——斯特劳斯曾借用可称之为现代法国诗歌先驱者的神秘诗人罗得莱阿芒的一句名诗——“在解剖台上缝纫机和洋伞的不期而遇”,给予了形象的诠释。
通过结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缝纫机和洋伞在解剖台上的不期而遇,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掩盖着的神秘意义作用的总和”。首先,在语言学上,法语的缝纫机(machine a coudre)和洋伞(para pluie)在词汇的组成上是微妙的一对:洋伞这一词似乎可以分解为par a pluie这三个要素,在这一点上和缝纫机是成对比的。然而洋伞实际上是由para(防止什么的形态要素)和pluie(雨)两个要素构成的,在外形上的对比中包含着不对称。其次,在意义层次上的对比则更加鲜明:缝纫机是缝纫东西的(pour),而伞是防雨的(contre,在法语中这些词构成了一对反义词),前者在布料上主动地工作,后者则被动地抵抗水;虽两者都有尖尖的前端,但伞尖是安在有弹性的圆拱上的,相反,缝纫机的尖针则是尖锐而朝下的。
以上对“在解剖台上缝纫机和洋伞不期而遇”所做出的精妙的结构分析,的确最形象地体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智识感悟性”。“他对语言成分的强调、意义、组合和置换的全部态度,表现了他的诗人性格。……而那些急欲得到列维——斯特劳斯论证方法的曲折训练课程的人——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想往的那样——必须注意——他和弗洛伊德(Freud)都有把我们完全不知不觉地引进我们神秘感情最深处的最卓越能力。”[6]但是,他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却是一种不涉及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的分析”,因而解释不了社会现象的实质,从而也就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其所构建的二元对立形式也是“十分牵强”的。退一步来说,有多少人能够模仿和享有这样“一种名叫列维——斯特劳斯的透彻的分析和思考”呢?
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结构人类学的天才创始人思想新颖,方法独特,材料到了他手里,变得调理清晰。但是,他的理论抽象难解,令人迷惑,更重要的是,别人无法运用他的理论方法去操作、处理材料,加以验证,得出他那样的结论。最终,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解释体系类似于神话,从而变成了一种神秘教条的东西,一个结构主义的信条[7]。
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连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承认,他自己当年建立结构人类学的雄心可能太大了,由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跟研究者没有任何差别的人,所以,我们至多只能捕捉到人类社会规律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并错过其余的绝对多数的规律[8]。
不管结果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由于一直受青年时代从卢梭或马克思那里所学得的“企图将感性的领域,在丝毫不损其特性的情况下统一到理性的领域。”[1]这一志向的指引,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从一开始就是感性与理性协同并存,并带有极大的个人性与偶然性,这也是其结构主义方法难以被效仿和推广的主因,随之也就决定了结构人类学的最终结果。
参考文献:
[1]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M].周维宏,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50.
[2]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9-544.
[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9.
[4]列维——斯特劳斯.论反潮流[J].新观察员,1967,(15):32.
[5]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7.
[6]利奇.列维——斯特劳斯[M].王庆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0.
[7]C·R·巴德考克.莱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理论[M],尹大贻,赵修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83.
[8]梁永佳.结构人类学[A].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366.
(责任编辑/王丽君)
关键词:结构人类学;感性;理性
中图分类号:B023.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83—02
一、“结构”的发现:感性与理性的邂逅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继存在主义思潮之后西方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潮之一。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可谓开创这场结构主义思潮的领袖人物,被称为“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当时他的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画家,从1914年起,列维——斯特劳斯随家定居巴黎,并在巴黎读完中学和大学,直至获取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和大学教授职位。列维——斯特劳斯早年对地质学感兴趣,随后又爱好哲学,钟情于卢梭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及马克思主义。他早年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并获得了学位。在1934年,他偶然阅读到了罗维的《初民社会》,便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1958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一书出版后,“结构”一词便一举流行开来,结构主义随之成为一种流行思潮,风行知识界近十年。
“结构”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他对结构所下的定义是:“所谓‘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1]在“结构主义之前”的《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施特劳斯就已形象地描述和阐发了其“结构”概念:“当你忽然发现在一个隐蔽的石缝两边,居然并生出两种不同种属的绿色植物,靠得非常之近,而每一种都最适合自己的土壤;或者是,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与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的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2]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两枚菊石,而是那隐藏在菊石后面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就像菊石那样稳定和固定不变,它不易被发现,但它又是一种真正的实在。而对于结构的来源,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实践与实行之间永远存在着调节者,即一种概念图式,运用这种概念图式,彼此均无其独立存在的质料与形式形成为结构,即形成为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智的实体。”[3]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观。
二、结构主义的形成: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在战争中的1941年,经人帮忙,列维——斯特劳斯得到了纽约“社会研究院”的职位,开始流亡美国。正是在这一不安定时期,发生了两大对结构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其一,是在为雅克布森的《关于音与意的六章》所作的序中提到的“1940年5月初,在靠近卢森堡边境的某处,凝望野花而得的梦想”一事,当时,列维——斯特劳斯看着花朵在几何学上中规中矩的形状,得到了“结构”的直观印象;其二,是在法国南部当哲学教师的短暂时期里,他阅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中国研究大家马尔塞尔·格内尔的《古代中国的婚姻范畴和近亲关系》一书。
格拉内在分析古代中国复杂的亲属组织,“恰如拆解机械一样将其分解”的同时,努力试图理解“它是由什么样的要素构成的,又具有什么样的机能”。他的努力虽然感动了列维——斯特劳斯,但格拉内试图理解非常复杂的体系,又在思考比这更复杂的解决对策,却使列维——斯特劳斯感到很焦躁。这大概使列维——斯特劳斯对追求复杂事物背后应有的“单纯”燃起了知性的斗志。而这时接触到的雅克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启示》,使野花和格拉内的著作所给予的直观印象“得以结晶而成为首尾一贯的观念群”[1]。
在《忧郁的热带》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除了结构语言学对其的重大影响外,还有三门学科对他创立结构主义人类学有过启示:地质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把它们称之为他的“三个灵感源泉”[2]。这三门学科乃是列维——斯特劳斯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最为醉心的学科,但他对这些学科的兴趣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这三门学科都试图透过可以感觉到的、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之表面现象,揭示出隐藏在其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的东西,即结构。这三门学科还具有同一分析模式,即地质构造中的深层与表层、人类心理的无意识与意识、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与统一。“这三门学问都证明,了解乃是把一种事实化约成另外一种;证明真实的事实常常不是最显而易见的;证明真理的本质早已存在于它小心翼翼地要维持其不可捉摸性本身。”[2]
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我的著作,是在我并不察觉之中,由我自己想出来的。”[1]所有这些,可能是在连列维——斯特劳斯本人都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的“自然累积”。换言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是种种偶然与必然的结合、感性与理性的邂逅的结果。
三、结构主义方法:从感性到理性
众所周知,作为20世纪著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和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显赫声名一向是和艰深晦涩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都源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写作风格。事实上,结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主要是一种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它对社会事实进行试验,把它们转移到实验室。……试图以模型的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4]
在确信事物有其结构,且事物的本质也在于其结构的前提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以共时性研究为基本方法,在研究中将社会文化现象划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只是现象的外部联系,可以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知道;深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内部联系,不能通过经验的概念去获知,只有通过无意识的模式结构和有意识的活动去寻找和发现才能认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透过混乱的现象,拨开表层结构的迷雾,经由感性而到理性,揭示无意识深层结构,就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目的所在。他说:“如果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就是给内容规定一些形式,如果这些形式对所有人的精神,不论是古代人或现代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基本上是相同的——就像对于言语里表现出来的象征功能所作的研究结果如此辉煌地表明的那样——,那就应该,而且也有充分条件,在每一种制度和习俗下面找到这种无意识结构,来得到对其它制度和习俗能够有效的解释原理。”[5]
对于基于结构概念的结构分析方法,列维——斯特劳斯曾借用可称之为现代法国诗歌先驱者的神秘诗人罗得莱阿芒的一句名诗——“在解剖台上缝纫机和洋伞的不期而遇”,给予了形象的诠释。
通过结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缝纫机和洋伞在解剖台上的不期而遇,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掩盖着的神秘意义作用的总和”。首先,在语言学上,法语的缝纫机(machine a coudre)和洋伞(para pluie)在词汇的组成上是微妙的一对:洋伞这一词似乎可以分解为par a pluie这三个要素,在这一点上和缝纫机是成对比的。然而洋伞实际上是由para(防止什么的形态要素)和pluie(雨)两个要素构成的,在外形上的对比中包含着不对称。其次,在意义层次上的对比则更加鲜明:缝纫机是缝纫东西的(pour),而伞是防雨的(contre,在法语中这些词构成了一对反义词),前者在布料上主动地工作,后者则被动地抵抗水;虽两者都有尖尖的前端,但伞尖是安在有弹性的圆拱上的,相反,缝纫机的尖针则是尖锐而朝下的。
以上对“在解剖台上缝纫机和洋伞不期而遇”所做出的精妙的结构分析,的确最形象地体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智识感悟性”。“他对语言成分的强调、意义、组合和置换的全部态度,表现了他的诗人性格。……而那些急欲得到列维——斯特劳斯论证方法的曲折训练课程的人——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想往的那样——必须注意——他和弗洛伊德(Freud)都有把我们完全不知不觉地引进我们神秘感情最深处的最卓越能力。”[6]但是,他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却是一种不涉及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的分析”,因而解释不了社会现象的实质,从而也就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其所构建的二元对立形式也是“十分牵强”的。退一步来说,有多少人能够模仿和享有这样“一种名叫列维——斯特劳斯的透彻的分析和思考”呢?
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结构人类学的天才创始人思想新颖,方法独特,材料到了他手里,变得调理清晰。但是,他的理论抽象难解,令人迷惑,更重要的是,别人无法运用他的理论方法去操作、处理材料,加以验证,得出他那样的结论。最终,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解释体系类似于神话,从而变成了一种神秘教条的东西,一个结构主义的信条[7]。
在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连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承认,他自己当年建立结构人类学的雄心可能太大了,由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跟研究者没有任何差别的人,所以,我们至多只能捕捉到人类社会规律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并错过其余的绝对多数的规律[8]。
不管结果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由于一直受青年时代从卢梭或马克思那里所学得的“企图将感性的领域,在丝毫不损其特性的情况下统一到理性的领域。”[1]这一志向的指引,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从一开始就是感性与理性协同并存,并带有极大的个人性与偶然性,这也是其结构主义方法难以被效仿和推广的主因,随之也就决定了结构人类学的最终结果。
参考文献:
[1]渡边公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M].周维宏,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50.
[2]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M].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9-544.
[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9.
[4]列维——斯特劳斯.论反潮流[J].新观察员,1967,(15):32.
[5]皮亚杰.结构主义[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7.
[6]利奇.列维——斯特劳斯[M].王庆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20.
[7]C·R·巴德考克.莱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和社会学理论[M],尹大贻,赵修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83.
[8]梁永佳.结构人类学[A].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366.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