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的有些医院，最近针对“自家”以往的乱收费，医生的收“红包”、过度医疗等情况，要求医生自查“四风”，对于相关行为自我追究，将违规获取的收入上缴，以证清白。能退还患者的，予以退还，不能退还的，上缴廉政账户。这原本是件“反腐败”的好事，可惜，歪嘴和尚把经念坏了——连那些光明磊落、平素不收红包的医生也得乖乖交钱，有关方面甚至以“讲政治”的名义下达指标、摊派任务，你不交钱，就是认识不够，甚至“不听话就挨打，就得查你”。
　　此举与传下来的历史积习，的确没有一点抵触。真所谓“皮肉落红‘境界’新”，几乎快要忘却的“沉渣”又顽强地泛起来了。
　　在乌烟瘴气之中，是努力使空气清新、分清良莠，还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棒子打翻所有的乘客？不买票还要坐头等舱的，自然要赶下去；然而人家老老实实正襟危坐在“三等舱”里的，头上也得挨“栗凿”吗？一味主观地带有偏见地考量“白狼”，以己度人，这“洪洞县”里难免个个都是缺德鬼。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有过关于反腐败“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的论述，但是，总还是有人背道而驰。真应了鲁迅先生的话——“陋易医，谬则难治也”。
　　政治上“下指标”是个老问题了。曾记否？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上面下“指标”，下面凑份子。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把“计划指标”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流毒”并没有彻底肃清，植树造林有指标，招商引资有指标，计划生育有指标，信访案件有指标……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梅毒指标、罚款指标、人流指标等荒诞不经的“奇葩指标”。
　　有指标，就有“摊派”。无论是强行的，还是“温柔”的，实质上都是封建色彩极浓的使用组织暴力的政治活动。如果这种手段可以任意滥用而畅通无阻，就意味着在该地区根本无“法治”可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一“唱戏”，即使民怨沸腾，只要自己“政绩”颇丰，也是“欣逢盛世”。搞“摊派”本质是一种懒政思维在作祟。这也凸显了一些地方管理部门缺乏对个体合法利益保护的意识、决策随意性太大、工作方法粗暴简单的现实。
　　《宋史·宗泽传》里说，政和三年（1113），宗泽调任莱州掖县知县。掖县是朝廷“摊派”的重灾区之一。宗泽上任伊始，就碰到转运使传旨到县前来科买“牛黄”，以供宫廷药用，掖县分摊到数百两。牛黄是由病牛的胆汁凝结而成的，并非常有之物。百姓虽宰杀了不少耕牛，但仍取不到牛黄。有关的长官见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欲弹劾县吏。宗泽挺身而出：“方时疫病，牛饮其毒，病结为黄。当此太平，和气横流，牛无伤者，黄何自得？”宗泽称这是个人意见，与僚属无关。随后独具己名上书朝廷，力陈科买牛黄之非。最后有关长官不得不免去了摊派给掖县的任务。
　　现在，有谁能像宗泽那样顶一顶那些野蛮、无理的“指标”？有些地方“摊派”的潜规则，事实上已经激化了“官官”矛盾、“官民”矛盾，已经削弱了官员、民众对“长官”的信任。受侵犯的弱势群体一旦没有渠道可以正当表达，便会产生暴力行为和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在新时期，“摊派”这种“万斤重担众人挑”的特点是：当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为逃避惩罚而提供的“消灾”之“好处”费，略微超过了“任务定额”，就轻而易举地突破执法人员或准“执法人员”的道德防线，从而滋生出新的腐败。
　　“下指标”和“摊派”，之所以成为有些部门“工作”的法宝，是因为长期以来仅仅被看成“简单粗暴”而已，仅仅是某一级官员“好心干了坏事”而已。不彻底清除它的思想基础，死灰仍会复燃。
　　图：付业兴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