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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照，1940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历任教育部外语教育司职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处职员，中国驻西萨摩亚大使馆随员，外交部美大司加澳新处科员、二秘，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一秘、研究室主任，外交部美大司加澳新处处长，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一秘、政务参赞，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中国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等职。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陈文照常驻国外30年，先后在西萨摩亚（1997年更名为萨摩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库克群岛工作，用自己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体验异邦风情，见证外交风云变幻。
“留苏预备生”的命运与时代共浮沉
时间追溯到1960年夏，紧张有序的高中生活转眼过去了，摆在20岁的陈文照和同学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选择高考志愿。
陈文照回忆，“记得是1960年8月13日，我接到通知去无锡县中学与江苏省高考办公室的同志见面”。原来，经学校推荐、严格政审和选拔，陈文照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了，他是无锡地区仅有的5名留苏预备生之一。
随后，陈文照一行5人在无锡火车站集合，愉快地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简称二部）报到。在这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多名新生将努力学习俄文，为留苏做准备。
谁知不久中苏关系恶化，这批留苏预备生被通知不再去苏联留学，陈文照和大多数同学一起被分到英文系学习。
高中学俄文，在北外却改学英文，这让陈文照一时很不适应。老师让陈文照带面小镜子，发音时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嘴形是否正确。于是，陈文照每天清晨在校园对着镜子练习发音，慢慢地摸到一些规律，学习兴趣也浓起来。那时，北外英文系进行了教改试点，把传统的精读为主、泛读为副，细扣语法的教学方法合二而一，形成既非精读也非泛读、注重听说实践的新教学法，以达到扩大知识面，提高听说能力的目的。教改试点工作由北外英文系教授李秉汉负责，陈文照所在的班被李秉汉选择为试验班。陈文照和同学们在李秉汉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扩大了知识面，听说能力也有提高。
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1965年8月，大学毕业的陈文照被分到高等教育部外语教育司工作。然而，上班没几天，陈文照就和另一位同事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被派到怀柔县崎峰茶公社河北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6月中旬，“四清”运动结束前夕，陈文照入了党。随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1969年10月，陈文照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那里一呆就是2年。1971年11月，陈文照和爱人王雪瑜被调入外交部。
也许从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起，陈文照的命运就注定与外交联系在一起。
民间友谊格外动人心弦
踏入外交领域的30年间，陈文照从普通工作人员步步走来，直至驻外大使，一步一个脚印，一路上既经历了风雨，也欣赏到风光。30年的外交生涯，使陈文照深深体会到，外交并不仅在高层，平凡百姓同样能成为外交主角，只要用心交流，就能架起友谊桥梁。
陈文照在西萨摩亚工作时，每到星期天，当地的孩童都会手提一个椰子叶编的篓子，给他送来几斤活蹦乱跳的大虾。每当这个时候，陈文照便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捉虾的情景。“撕下几根棕榈丝，弯成一个活络圆圈，结在筷子上。中午时分，大人都在家休息，我们一帮孩子跑到池塘边的柳阴下面捉虾子。”陈文照的描述非常生动，“先把棕榈圈悄悄伸进水里，套入虾腿，突然一提，大虾就被逮住了”。当他向西萨摩亚孩子问起他们捉虾的方法时，那些孩子都不回答，只报以纯真的笑声。
1975年，陈文照作为译员出席中国工艺美术展览赴澳大利亚巡回展出活动。那次展览共展出500余种珍贵工艺品，每天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当时参观这个展览的澳大利亚朋友曾将这个展览喻为一坛鲜花。陈文照说：“鲜花固然绚丽，但是，格外动人心弦的却是弥漫在这工艺美术展览花坛中的中澳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在展览期间，陈文照作为译员为来参观的观众进行讲解，让他感动的是有许多观众并不是艺术工作者，甚至不是工艺品爱好者，他们争相前来参观展览的目的不是为了凑热闹，也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希望通过展览更多了解中国。“有一个年轻的蓝领工人，名叫亚伦·邓尼尔，他曾随澳中友协组织的旅行团访问过中国，但因为时间短，对中国的印象还不深刻。于是，他利用工间喝茶休息的时间，小跑步赶来参观。他先后来了3次，每次都是站在壁毯《长城》前，看了又看，真是流连忘返。”
让陈文照更难忘的是，他下榻的旅馆的一位名叫玛丽的接待员。每次出去布展，陈文照所住房间的钥匙都放在旅馆接待室，回旅馆时，他说取房间钥匙，玛丽总是微笑着把钥匙递给陈文照。有一次，玛丽主动问陈文照：“你是从中国北京来的？”陈文照点头称是。得知陈文照是中国工艺美展的工作人员后，玛丽显得很惊喜。陈文照问她是不是想去参观展览，她说是，又问陈文照可不可以给她讲解，陈文照表示当然可以。次日上午，玛丽果然来了，她连连惊叹中国工艺品的精美绝伦。休息时，陈文照请玛丽喝咖啡，玛丽坦言，以前她对中国很不了解，中国在她的印象中是被歪曲的。当陈文照回到旅馆时，玛丽将一个刻有澳大利亚地图和袋鼠的开瓶起子送给陈文照，她幽默地说：“有了这枚起子，你可以打开更多的闭塞的瓶子。”
路易·艾黎是中国与新西兰友好关系的拓荒者。陈文照说：“路易·艾黎1926年从新西兰经澳大利亚来华，于1927年4月到上海，从此留居中国，直到1987年12月27日因为患脑血栓逝世，前后整整60个年头。”据资料记载，1934年，艾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939年至1940年，他两次赴延安，毛泽东曾经接见过他。1942年底，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在陕西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该校于1944年迁到甘肃省山丹县。全国解放后，艾黎定居北京，此后主要从事写作。“1960年、1965年、1971年，艾黎曾三度返回新西兰探亲，期间在各地作报告介绍中国”。 半个多世纪以前，艾黎在新西兰不为人所称道，因为生活在红色中国而在新西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新关系越来越密切，新西兰人对艾黎的评价也公允积极了，尤其是新西兰南端艾黎的故乡克赖斯特彻奇市，那儿的人们常以各种形式纪念艾黎。陈文照介绍说：“就连艾黎曾经学习过的小学也为他立碑纪念。1991年新中友协集资在艾黎故居附近建了一座别致的纪念碑，碑的正面还有艾黎塑像，碑的后面是一个小亭。亭子中间有一排橱窗，陈列有关艾黎的事迹，亭内还有录音播放，介绍艾黎的生平。”
艾黎这位中新关系友好使者，受到两国人民的尊敬。“后来，无论是我国领导人访新，还是新西兰领导人访华，都会称颂艾黎，参观艾黎的事迹展览”。
陈文照永远记得第一次访问艾黎故乡——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情景。1998年12月15日至19日，作为中国驻新西兰特命全权大使，陈文照和夫人正式访问克赖斯特彻奇市。令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克赖斯特彻奇市市府还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配了专职司机，“这都是少见的。一般情况下，大使去驻在国某市访问是寻常事，一般不提供交通工具”。更令他们意外的是，陈文照和夫人取了行李到轿车前，司机为他们开门时，还铺了一块1米左右的红地毯。受到红地毯欢迎，这是陈文照在新西兰几年里出访10多个城市中唯一的一次。陈文照明白，新西兰朋友是把对艾黎的尊敬转化成了对中国客人的真挚情谊。
宴会桌也是一个外交小舞台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在饮食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往往有独特之处，外交官出使国外，见多识广，对异域饮食文化的体验自然多于普通人。出使期间，陈文照不仅出席过外国国家元首举行的国宴，也应邀参加过外国友人的家庭餐会，谈论起饮食文化来，话题颇多。但是，在陈文照看来，美食只是个载体，承载着宾客之间沟通互信的情谊。而且在外交官的生活里，美食也是外交武器，宴会桌则可以说是一个外交小舞台。
西萨摩亚是南太平洋上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岛国，位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心，素有“波利尼西亚的心脏”之称。1975年11月6日，中国与西萨摩亚建交。在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岛国中，西萨摩亚是继斐济之后第二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1976年10月，陈文照和汪滔临时代办等人一同赴西萨摩亚建馆。“刚到西萨摩亚，我们就荣幸地吃上了西萨摩亚元首马列托亚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中餐”。对于那次不同寻常的“国宴级”宴请，陈文照记忆犹新。
时任西萨摩亚元首的马列托亚对中国素有好感。在陈文照他们来西萨摩亚建馆之前的1个月，马列托亚曾赴中国访问。在华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在过去出访中从未遇到的隆重接待，中国政府执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让他难以忘怀。所以，当陈文照等中国外交人员辗转5天到达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后，马列托亚非常热情，不仅通过秘书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而且还邀请全体馆员去元首府赴宴。
陈文照至今还记得，那次宴会上吃的是“比较地道的中国菜，有油焖大虾、素炒青菜、什锦炒饭等”。尽管菜品简单，但这绝对称得上是盛情款待，因为“那时候西萨摩亚仅有10多个华人，还没有一家中餐馆，元首特地请了一位中国妇女掌勺”。
为了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势头，也是为了体现中国人礼尚往来的待客之道，中国使馆随后也邀请马列托亚元首到使馆做客。当时，虽然“使馆的厨师先前曾在驻乌干达使馆工作多年，但是驻西萨摩亚使馆是新使馆，要啥没啥”。陈文照说，最大的困难是烹调中餐所需的佐料和食品都没有现货，得去香港采购，“好在厨师有经验，他根据当地能买到的食品，开了一个菜单”。厨师一个人忙不过来时，陈文照也常去帮厨，从那时开始，他竟学会了几道菜的制作，也成了他日后的“招牌菜”。
“条件简陋，困难多多”，是陈文照对那次宴会的最深印象。驻西萨摩亚使馆建馆之初，馆舍是租了一家被陈文照戏称为“大车店”的小旅店，这家小旅店只有一间大厅。于是，怎么利用现有场地，圆满完成接待马列托亚元首的任务成了一个大难题。陈文照回忆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宴会厅;其次是为了多做工作，想为元首放映纪录片，却没有放映室;再次是没有做中餐的厨房。”不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集思广益，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利用几扇屏风，把一间大厅隔开，一边摆上圆桌，当作宴会厅;另一边摆上沙发，作临时会客室。”陈文照回忆道，那天给马列托亚元首放映的是一部16毫米的纪录片，机器小，放在一张方桌上即可，电影屏幕也只有1平方米左右。于是，就把会客室当作放映室。“具体程序安排是这样的，元首一到就先在会客室休憩品茶，待宴会开始后，把放映机和屏幕架好，宴会一结束，元首到会客室喝茶，同时也看电影”。
那天，马列托亚元首如约而至。中国使馆全体馆员马上按事先分工全部上阵，“其实当时，使馆就只有8个人，公务员上茶倒水，我协助检查电影机与影片，司机负责使馆安全，在院子里转悠。临时代办和翻译接待元首”。由于准备充分，整个宴请活动进行顺利，马列托亚在宴会结束后还特地到厨房和厨师握手。“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很紧张，担心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顺利完成宴请后，大家都非常高兴。”陈文照回忆说。
在西萨摩亚期间，陈文照对当地人传统的卡瓦仪式印象深刻。卡瓦仪式有3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向客人献卡瓦酒，“卡瓦酒其实并不是酒，而是一种上好饮料。”陈文照解释说，西萨摩亚终年气候炎热，喝卡瓦酒可以清凉消暑，所以卡瓦酒成了当地人用以待客的佳茗。第一次在卡瓦仪式上喝卡瓦酒，还有个小插曲：“在敬献卡瓦酒之前，有一位‘马他伊’（即酋长）突然‘喔……噢’几声长吼，把我们吓了一跳，不知他说了什么话。”主人马上告知，几声长吼是向客人敬献卡瓦酒的前奏，是驱邪镇恶、祝愿客人无恙之意。
卡瓦仪式的第二个内容是献烤猪。说起烤猪，一般人肯定会想起久负盛名的广东名菜“烤乳猪”，可西萨摩亚卡瓦仪式上的烤猪通常却是上百斤重的大肥猪。陈文照说：“按照萨摩亚人的传统，第一头大烤猪和最后一头小烤猪都要献给最尊敬的客人。”献烤猪时，卡瓦仪式最后一个内容也是高潮部分便开始了——在场的群众击鼓拍掌，跳起西萨摩亚的土风舞。在那次出席卡瓦仪式上，女主人邀请陈文照跳舞，盛情难却，陈文照只得赶鸭子上架，随着女主人的步子亦步亦趋，“那种舞蹈看起来简单，却不容易掌握，尤其手腕和脚踝动作细腻”。 在卡瓦仪式后，陈文照有感于主人的热情好客，填词一首，调寄《菩萨蛮》：“满岛椰树影婆娑，色彩缤纷四时花。轻歌曼舞处，远客访西萨。烤猪馥馨香，举杯饮卡瓦，欢声笑语起，围坐话桑麻。”
传统的毛利饭“烧石烤食”是古代毛利人在与天奋斗中创造的独特文化艺术，其形成和演变犹如享誉世界的毛利木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出使新西兰期间，陈文照曾在毛利朋友杜达先生家享用过古典毛利饭，至今津津乐道。
“‘古典毛利饭’是与‘现代毛利饭’相区别而言的。”陈文照说，在被誉为毛利之乡的罗托鲁阿，吃毛利饭相当普遍，一般都是用当地地热温泉蒸熟饭菜的“现代毛利饭”，而“古典毛利饭”是毛利人迎接贵宾时很高的礼仪，保留着浓厚的原始色彩。在杜达先生家，陈文照注意到灶的形状如同一个长方形的打铁炉，用砖和水泥彻成，“灶的中间铺几根铁条，铁条上铺满鹅卵石，下面烧木柴”。
亲眼见识毛利饭制作过程，陈文照不禁感叹做一顿“古典毛利饭”非常不易。烧烤前，将洗净的食物按顺序放入铁丝筐里，一般是芋头、南瓜、白薯等放在上面，猪肉、牛排放在下面，鱼类放在中间，不加任何佐料，用芋头叶或麻布将食物盖严。接着，将劈好的塔布树柴火塞进灶里，这种木材木质坚硬，燃烧时散出一种异常的馨香。烧两三个小时，等鹅卵石被烧红了，再泼上一瓢冷水，顿时蒸汽升腾，这时立即把盛满食物的铁丝筐放进灶里，先盖湿土，最后涂上稀泥，糊得非常严实。4小时后，饭菜便熟透了，而且塔布树独特的馨香也渗入菜肴里。“那紧贴鹅卵石被烤得发焦的猪肉皮，异常香脆可口，咀嚼时发出啪啦脆响”。陈文照还记得，“席间，天真活泼的小孩子跳起毛利舞，让人仿佛回到了渔猎时代”。
陈文照在新西兰出使期间，经常参加各国使节每月举行一次的午间餐会。“新西兰的外交团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要小很多，常驻使节不及后者的二分之一。这种餐会轮流做东，称为‘亚太使节午餐会’ ”。在这样的午餐会上，各国使节可以互通信息，了解情况，还可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爆发，愈演愈烈，波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形势严峻。一次午餐会上，大家请泰国大使及印尼大使介绍其国内情况。“泰国大使引用许多数字说明问题，认为这场风暴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风暴终将过去，前景还是好的;而印尼大使的发言则显得沉重，只是简要地说了说”。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非常关注。于是，使节们请陈文照说几句。陈文照说：“我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已经负责任地申明过，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大使的发言博得各国使节的赞赏。当话题转到日元，其时日元与美元的比价呈下滑之势。“一些使节看着日本大使，希望他说几句。可日本大使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把两手一摊，一副无奈的样子。”陈文照笑言。（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吴玫）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陈文照常驻国外30年，先后在西萨摩亚（1997年更名为萨摩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库克群岛工作，用自己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去体验异邦风情，见证外交风云变幻。
“留苏预备生”的命运与时代共浮沉
时间追溯到1960年夏，紧张有序的高中生活转眼过去了，摆在20岁的陈文照和同学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选择高考志愿。
陈文照回忆，“记得是1960年8月13日，我接到通知去无锡县中学与江苏省高考办公室的同志见面”。原来，经学校推荐、严格政审和选拔，陈文照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了，他是无锡地区仅有的5名留苏预备生之一。
随后，陈文照一行5人在无锡火车站集合，愉快地坐上北上的列车，去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简称二部）报到。在这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300多名新生将努力学习俄文，为留苏做准备。
谁知不久中苏关系恶化，这批留苏预备生被通知不再去苏联留学，陈文照和大多数同学一起被分到英文系学习。
高中学俄文，在北外却改学英文，这让陈文照一时很不适应。老师让陈文照带面小镜子，发音时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嘴形是否正确。于是，陈文照每天清晨在校园对着镜子练习发音，慢慢地摸到一些规律，学习兴趣也浓起来。那时，北外英文系进行了教改试点，把传统的精读为主、泛读为副，细扣语法的教学方法合二而一，形成既非精读也非泛读、注重听说实践的新教学法，以达到扩大知识面，提高听说能力的目的。教改试点工作由北外英文系教授李秉汉负责，陈文照所在的班被李秉汉选择为试验班。陈文照和同学们在李秉汉教授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扩大了知识面，听说能力也有提高。
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1965年8月，大学毕业的陈文照被分到高等教育部外语教育司工作。然而，上班没几天，陈文照就和另一位同事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被派到怀柔县崎峰茶公社河北大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6月中旬，“四清”运动结束前夕，陈文照入了党。随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1969年10月，陈文照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那里一呆就是2年。1971年11月，陈文照和爱人王雪瑜被调入外交部。
也许从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起，陈文照的命运就注定与外交联系在一起。
民间友谊格外动人心弦
踏入外交领域的30年间，陈文照从普通工作人员步步走来，直至驻外大使，一步一个脚印，一路上既经历了风雨，也欣赏到风光。30年的外交生涯，使陈文照深深体会到，外交并不仅在高层，平凡百姓同样能成为外交主角，只要用心交流，就能架起友谊桥梁。
陈文照在西萨摩亚工作时，每到星期天，当地的孩童都会手提一个椰子叶编的篓子，给他送来几斤活蹦乱跳的大虾。每当这个时候，陈文照便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捉虾的情景。“撕下几根棕榈丝，弯成一个活络圆圈，结在筷子上。中午时分，大人都在家休息，我们一帮孩子跑到池塘边的柳阴下面捉虾子。”陈文照的描述非常生动，“先把棕榈圈悄悄伸进水里，套入虾腿，突然一提，大虾就被逮住了”。当他向西萨摩亚孩子问起他们捉虾的方法时，那些孩子都不回答，只报以纯真的笑声。
1975年，陈文照作为译员出席中国工艺美术展览赴澳大利亚巡回展出活动。那次展览共展出500余种珍贵工艺品，每天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参观。当时参观这个展览的澳大利亚朋友曾将这个展览喻为一坛鲜花。陈文照说：“鲜花固然绚丽，但是，格外动人心弦的却是弥漫在这工艺美术展览花坛中的中澳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在展览期间，陈文照作为译员为来参观的观众进行讲解，让他感动的是有许多观众并不是艺术工作者，甚至不是工艺品爱好者，他们争相前来参观展览的目的不是为了凑热闹，也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希望通过展览更多了解中国。“有一个年轻的蓝领工人，名叫亚伦·邓尼尔，他曾随澳中友协组织的旅行团访问过中国，但因为时间短，对中国的印象还不深刻。于是，他利用工间喝茶休息的时间，小跑步赶来参观。他先后来了3次，每次都是站在壁毯《长城》前，看了又看，真是流连忘返。”
让陈文照更难忘的是，他下榻的旅馆的一位名叫玛丽的接待员。每次出去布展，陈文照所住房间的钥匙都放在旅馆接待室，回旅馆时，他说取房间钥匙，玛丽总是微笑着把钥匙递给陈文照。有一次，玛丽主动问陈文照：“你是从中国北京来的？”陈文照点头称是。得知陈文照是中国工艺美展的工作人员后，玛丽显得很惊喜。陈文照问她是不是想去参观展览，她说是，又问陈文照可不可以给她讲解，陈文照表示当然可以。次日上午，玛丽果然来了，她连连惊叹中国工艺品的精美绝伦。休息时，陈文照请玛丽喝咖啡，玛丽坦言，以前她对中国很不了解，中国在她的印象中是被歪曲的。当陈文照回到旅馆时，玛丽将一个刻有澳大利亚地图和袋鼠的开瓶起子送给陈文照，她幽默地说：“有了这枚起子，你可以打开更多的闭塞的瓶子。”
路易·艾黎是中国与新西兰友好关系的拓荒者。陈文照说：“路易·艾黎1926年从新西兰经澳大利亚来华，于1927年4月到上海，从此留居中国，直到1987年12月27日因为患脑血栓逝世，前后整整60个年头。”据资料记载，1934年，艾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939年至1940年，他两次赴延安，毛泽东曾经接见过他。1942年底，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在陕西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该校于1944年迁到甘肃省山丹县。全国解放后，艾黎定居北京，此后主要从事写作。“1960年、1965年、1971年，艾黎曾三度返回新西兰探亲，期间在各地作报告介绍中国”。 半个多世纪以前，艾黎在新西兰不为人所称道，因为生活在红色中国而在新西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新关系越来越密切，新西兰人对艾黎的评价也公允积极了，尤其是新西兰南端艾黎的故乡克赖斯特彻奇市，那儿的人们常以各种形式纪念艾黎。陈文照介绍说：“就连艾黎曾经学习过的小学也为他立碑纪念。1991年新中友协集资在艾黎故居附近建了一座别致的纪念碑，碑的正面还有艾黎塑像，碑的后面是一个小亭。亭子中间有一排橱窗，陈列有关艾黎的事迹，亭内还有录音播放，介绍艾黎的生平。”
艾黎这位中新关系友好使者，受到两国人民的尊敬。“后来，无论是我国领导人访新，还是新西兰领导人访华，都会称颂艾黎，参观艾黎的事迹展览”。
陈文照永远记得第一次访问艾黎故乡——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情景。1998年12月15日至19日，作为中国驻新西兰特命全权大使，陈文照和夫人正式访问克赖斯特彻奇市。令他们感到惊喜的是，克赖斯特彻奇市市府还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配了专职司机，“这都是少见的。一般情况下，大使去驻在国某市访问是寻常事，一般不提供交通工具”。更令他们意外的是，陈文照和夫人取了行李到轿车前，司机为他们开门时，还铺了一块1米左右的红地毯。受到红地毯欢迎，这是陈文照在新西兰几年里出访10多个城市中唯一的一次。陈文照明白，新西兰朋友是把对艾黎的尊敬转化成了对中国客人的真挚情谊。
宴会桌也是一个外交小舞台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在饮食方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往往有独特之处，外交官出使国外，见多识广，对异域饮食文化的体验自然多于普通人。出使期间，陈文照不仅出席过外国国家元首举行的国宴，也应邀参加过外国友人的家庭餐会，谈论起饮食文化来，话题颇多。但是，在陈文照看来，美食只是个载体，承载着宾客之间沟通互信的情谊。而且在外交官的生活里，美食也是外交武器，宴会桌则可以说是一个外交小舞台。
西萨摩亚是南太平洋上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岛国，位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中心，素有“波利尼西亚的心脏”之称。1975年11月6日，中国与西萨摩亚建交。在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岛国中，西萨摩亚是继斐济之后第二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1976年10月，陈文照和汪滔临时代办等人一同赴西萨摩亚建馆。“刚到西萨摩亚，我们就荣幸地吃上了西萨摩亚元首马列托亚特意为我们安排的中餐”。对于那次不同寻常的“国宴级”宴请，陈文照记忆犹新。
时任西萨摩亚元首的马列托亚对中国素有好感。在陈文照他们来西萨摩亚建馆之前的1个月，马列托亚曾赴中国访问。在华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在过去出访中从未遇到的隆重接待，中国政府执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让他难以忘怀。所以，当陈文照等中国外交人员辗转5天到达西萨摩亚首都阿皮亚后，马列托亚非常热情，不仅通过秘书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而且还邀请全体馆员去元首府赴宴。
陈文照至今还记得，那次宴会上吃的是“比较地道的中国菜，有油焖大虾、素炒青菜、什锦炒饭等”。尽管菜品简单，但这绝对称得上是盛情款待，因为“那时候西萨摩亚仅有10多个华人，还没有一家中餐馆，元首特地请了一位中国妇女掌勺”。
为了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势头，也是为了体现中国人礼尚往来的待客之道，中国使馆随后也邀请马列托亚元首到使馆做客。当时，虽然“使馆的厨师先前曾在驻乌干达使馆工作多年，但是驻西萨摩亚使馆是新使馆，要啥没啥”。陈文照说，最大的困难是烹调中餐所需的佐料和食品都没有现货，得去香港采购，“好在厨师有经验，他根据当地能买到的食品，开了一个菜单”。厨师一个人忙不过来时，陈文照也常去帮厨，从那时开始，他竟学会了几道菜的制作，也成了他日后的“招牌菜”。
“条件简陋，困难多多”，是陈文照对那次宴会的最深印象。驻西萨摩亚使馆建馆之初，馆舍是租了一家被陈文照戏称为“大车店”的小旅店，这家小旅店只有一间大厅。于是，怎么利用现有场地，圆满完成接待马列托亚元首的任务成了一个大难题。陈文照回忆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宴会厅;其次是为了多做工作，想为元首放映纪录片，却没有放映室;再次是没有做中餐的厨房。”不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集思广益，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利用几扇屏风，把一间大厅隔开，一边摆上圆桌，当作宴会厅;另一边摆上沙发，作临时会客室。”陈文照回忆道，那天给马列托亚元首放映的是一部16毫米的纪录片，机器小，放在一张方桌上即可，电影屏幕也只有1平方米左右。于是，就把会客室当作放映室。“具体程序安排是这样的，元首一到就先在会客室休憩品茶，待宴会开始后，把放映机和屏幕架好，宴会一结束，元首到会客室喝茶，同时也看电影”。
那天，马列托亚元首如约而至。中国使馆全体馆员马上按事先分工全部上阵，“其实当时，使馆就只有8个人，公务员上茶倒水，我协助检查电影机与影片，司机负责使馆安全，在院子里转悠。临时代办和翻译接待元首”。由于准备充分，整个宴请活动进行顺利，马列托亚在宴会结束后还特地到厨房和厨师握手。“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很紧张，担心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顺利完成宴请后，大家都非常高兴。”陈文照回忆说。
在西萨摩亚期间，陈文照对当地人传统的卡瓦仪式印象深刻。卡瓦仪式有3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向客人献卡瓦酒，“卡瓦酒其实并不是酒，而是一种上好饮料。”陈文照解释说，西萨摩亚终年气候炎热，喝卡瓦酒可以清凉消暑，所以卡瓦酒成了当地人用以待客的佳茗。第一次在卡瓦仪式上喝卡瓦酒，还有个小插曲：“在敬献卡瓦酒之前，有一位‘马他伊’（即酋长）突然‘喔……噢’几声长吼，把我们吓了一跳，不知他说了什么话。”主人马上告知，几声长吼是向客人敬献卡瓦酒的前奏，是驱邪镇恶、祝愿客人无恙之意。
卡瓦仪式的第二个内容是献烤猪。说起烤猪，一般人肯定会想起久负盛名的广东名菜“烤乳猪”，可西萨摩亚卡瓦仪式上的烤猪通常却是上百斤重的大肥猪。陈文照说：“按照萨摩亚人的传统，第一头大烤猪和最后一头小烤猪都要献给最尊敬的客人。”献烤猪时，卡瓦仪式最后一个内容也是高潮部分便开始了——在场的群众击鼓拍掌，跳起西萨摩亚的土风舞。在那次出席卡瓦仪式上，女主人邀请陈文照跳舞，盛情难却，陈文照只得赶鸭子上架，随着女主人的步子亦步亦趋，“那种舞蹈看起来简单，却不容易掌握，尤其手腕和脚踝动作细腻”。 在卡瓦仪式后，陈文照有感于主人的热情好客，填词一首，调寄《菩萨蛮》：“满岛椰树影婆娑，色彩缤纷四时花。轻歌曼舞处，远客访西萨。烤猪馥馨香，举杯饮卡瓦，欢声笑语起，围坐话桑麻。”
传统的毛利饭“烧石烤食”是古代毛利人在与天奋斗中创造的独特文化艺术，其形成和演变犹如享誉世界的毛利木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出使新西兰期间，陈文照曾在毛利朋友杜达先生家享用过古典毛利饭，至今津津乐道。
“‘古典毛利饭’是与‘现代毛利饭’相区别而言的。”陈文照说，在被誉为毛利之乡的罗托鲁阿，吃毛利饭相当普遍，一般都是用当地地热温泉蒸熟饭菜的“现代毛利饭”，而“古典毛利饭”是毛利人迎接贵宾时很高的礼仪，保留着浓厚的原始色彩。在杜达先生家，陈文照注意到灶的形状如同一个长方形的打铁炉，用砖和水泥彻成，“灶的中间铺几根铁条，铁条上铺满鹅卵石，下面烧木柴”。
亲眼见识毛利饭制作过程，陈文照不禁感叹做一顿“古典毛利饭”非常不易。烧烤前，将洗净的食物按顺序放入铁丝筐里，一般是芋头、南瓜、白薯等放在上面，猪肉、牛排放在下面，鱼类放在中间，不加任何佐料，用芋头叶或麻布将食物盖严。接着，将劈好的塔布树柴火塞进灶里，这种木材木质坚硬，燃烧时散出一种异常的馨香。烧两三个小时，等鹅卵石被烧红了，再泼上一瓢冷水，顿时蒸汽升腾，这时立即把盛满食物的铁丝筐放进灶里，先盖湿土，最后涂上稀泥，糊得非常严实。4小时后，饭菜便熟透了，而且塔布树独特的馨香也渗入菜肴里。“那紧贴鹅卵石被烤得发焦的猪肉皮，异常香脆可口，咀嚼时发出啪啦脆响”。陈文照还记得，“席间，天真活泼的小孩子跳起毛利舞，让人仿佛回到了渔猎时代”。
陈文照在新西兰出使期间，经常参加各国使节每月举行一次的午间餐会。“新西兰的外交团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要小很多，常驻使节不及后者的二分之一。这种餐会轮流做东，称为‘亚太使节午餐会’ ”。在这样的午餐会上，各国使节可以互通信息，了解情况，还可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爆发，愈演愈烈，波及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形势严峻。一次午餐会上，大家请泰国大使及印尼大使介绍其国内情况。“泰国大使引用许多数字说明问题，认为这场风暴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风暴终将过去，前景还是好的;而印尼大使的发言则显得沉重，只是简要地说了说”。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非常关注。于是，使节们请陈文照说几句。陈文照说：“我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已经负责任地申明过，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大使的发言博得各国使节的赞赏。当话题转到日元，其时日元与美元的比价呈下滑之势。“一些使节看着日本大使，希望他说几句。可日本大使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把两手一摊，一副无奈的样子。”陈文照笑言。（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