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争取才能实现;权利也不会因为写进了法规就能自然而然地惠及权利主体，往往需要不断进行有效维权才能给权利主体带来实惠
　　
　　高海涛是某外资企业工会主席。前些时，他向企业正式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高海涛“挂冠而去”，直接缘于“集体合同谈判”。资方先拿出合同草本，要求工会同意公司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确定薪酬体系、薪酬级别、工资等级和工资分配方式。高海涛则提出，应按照《劳动合同法》精神，于此条款前增加“在听取员工意见基础上，公司需与工会平等协商制定”;资方要求工会同意“公司安排员工在法定时间内加班”，高海涛提出，应加入“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条件下”作为限定……资方以强硬态度拒绝了高海涛所提要求。高海涛表示，这种协商简直就是“城下之盟”，他宁愿不当这个工会主席也不会签这个字。后来，资方绕过他，要求全店各部门派出“职工代表”对这份合同草本进行表决，高海涛也真不当这个工会主席了。
　　对高海涛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今年年初，不少媒体就介紹过高海涛。他觉得，在资强劳弱状态下，工会应大有作为;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就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权观，维护职工利益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在担任工会主席期间，他以法律为武器，不断为维护职工合法利益去辩争。一次次成功维权使他赢得了职工信赖，也使他在企业中处于一种“尴尬地位”。有人劝他离开那家企业，他说:“不能，员工需要工会，我要对500多名会员负责！”没想到，仅仅大半年时间，高海涛就“失守”了。
　　《工会法》及相关法规虽明确规定，工会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然而我们看到，在大量企业中，工会除了组织员工搞些文体活动外，几乎没什么事可干。在不少企业，工会主席往往由企业老板内定，或者由企业“二老板”、“老板娘”担任，工会也随之成了所谓“老板工会”。当劳资之间有了利益纠纷时，“老板工会”又怎么可能真心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说话办事。当然，少数企业也有高海涛式的工会主席。但最终结局往往也大致如高海涛。
　　笔者在为“高海涛们”叹息之时，不禁想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刚颁布的《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试行）》。此办法最令人瞩目之处，在于击中了现实中诸多企业工会“软肋”——“老板工会”。为改变这种状况，该办法详细规定了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产生办法，且规定候选人数应多于应选人，企业行政负责人（含行政副职）、合伙人及其近亲属，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显而易见，这是要从源头上确保企业能选出高海涛式的工会主席，使工会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能。然而，高海涛“挂冠而去”却让人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仅有个好的工会主席就能扛起工会重任吗？
　　权利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争取才能实现;权利也不会因为写进了法规就能自然而然地惠及权利主体，往往需要不断进行有效维权才能给权利主体带来实惠。故而我们特别期盼，企业工会主席都是“高海涛”，能不畏资本和权势，不怕个人利益受到影响，积极为劳动者说话办事。问题是，个体很难长久承担某个群体权利之重。如何借助监管，使劳动者维权不必总是靠个别人“单打独斗”，是有关部门应解决之事。我们还得有配套法规，确保“高海涛”不会因尽职尽责而自身难保。
　　至今，仍有不少企业视工会为“摆设”，甚至视工会是“一股分裂力量”，故而对“高海涛们”十分头疼，必欲去之而后快。这种认识要不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最主要功能便是协调劳资关系，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企业领导者，应自觉遵守相关法规，更应学会倾听:从“高海涛们”声音中听出自身责任所在，听出企业不完善之处，并积极回应并改善，以求在劳资关系更和谐中实现劳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