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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一个暖和的傍晚，克雷顿·克里斯汀生（Clayton Christensen）一回到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的家里，就赶紧塞了一个花生奶油三明治下肚。克里斯汀患有糖尿病，所以血糖一偏低，人会显得不对劲。
不再纳闷为什么记者还在玄关等他，这位60岁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创新的两难》（The Innovator’s Dilemma）知名作者，开始用他大到很抢镜的两只手来勾勒自己的想法。
硅谷人极信奉破坏性创新
他说，有时候会后悔把他最受人推崇的理论称为“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因为“破坏性”的部分让某些人以为它是警讯，而不是帮助。他透露，他12岁就看完了整套的《世界百科全书》，还自爆跟上帝有过两次亲密按触，其中一次是在2007年心脏病发的前夕，害他太太差点就成了寡妇。这么多年来，他发生过3次足以致命的健康问题。
在世纪之交，《创新的两难》成了让人跌破眼镜的畅销书，以及硅谷企业家的圣经。
克里斯汀生犀利地证明了，龙头公司并不是因为跟不上时代或乱搞一通才陷入窘境。像丰田汽车崛起后，通用汽车就是如此；如今的丰田也是如此，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让它倍感压力。
“把每件事都做对了”，反而才是主管和公司失败的原因。他们听取顾客的意见，不断改进产品与服务，并尽量提高获利。他们的殒落是肇因于，没有去做一件违反直觉的事：在低端市场上追求新的机会。
老友沦落引发励志书灵感
这些年来，克里斯汀生还注意到，不管是在哈佛，还是让他领取到罗氏奖学金的牛津大学，有多位他的老同学后来都非常失意。“其中有些人的处境每况愈下：私人关系开始恶化，即使职业前景还是一片看好。”他在新书《精算人生三题》（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的序中写道。
有几个人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有一位成了最大交易丑闻的主角。另一位到最后则身陷囹圄，因为他在政治竞选活动中，和一位为他助选的年轻女孩发生了肉体关系。当时他已婚，而且有3个小孩。”克里斯汀生写道。
克里斯汀生有一位哈佛商学院的同学，是美国能源公司安然（Enron）的CEO杰弗瑞·史金林（Jeffrey Skilling）。他就成了公司恶性的样板，被判刑24年，并已在科罗拉多的联邦监狱蹲了4年。
史金林有3个孩子，20岁的约翰·泰彻·史金林是最小的一个，今年2月，他死于处方药服用过量，据说是在跟大学里的交往对象分手后。“我所认识的史金林是个好人。他聪明、努力又爱家。”克里斯汀生说，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要赌上管理理论大师的地位来出励志书。“我想要了解，是什么事让他误入了歧途。”为了不让成就不凡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书里集结了克里斯汀生最宝贵的忠告。
外界很容易认为，目前是出书来倡导专业诚信的绝佳时机。但企管理论是否真如克里斯汀生所说，也能用来追求幸福？是否真能教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不要作恶，更别说哈佛的企管硕士？
在2010年的上半年心脏病发后，克里斯汀生需要立刻装支架，并治疗滤泡性淋巴瘤。有些人希望他能放慢脚步，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接着在2010年的7月18日，噩耗第三度来袭，早上6点半，克里斯汀生在教会的聚会中讲道时，他的左耳正后方被血块卡住，中风使他的大脑坏死了1/4之多，语言能力也几乎完全丧失。
后来他和太太花了很长的时间散步，而且有时候会很沮丧。因为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叶子是绿色还是橘色的，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当时还是8月份。
大病后重新学习字句能力
“最后我们想了个主意，就是去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英文光盘。我一直以为它是外文的，不过它当然也有英文的。于是我们开车去了罗根国际机场，我则跟着最小的孙女梅德琳开始重新学习字词。她快 8岁了，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他笑着说。“可是大脑真厉害，它开始在新的地方把语言重新架构起来。”
字句能力恢复后，克里斯汀生便和两位共同作者全力着手撰写《精算人生三题》。31岁的詹姆斯·欧沃斯（James Allworth）是克里斯汀生教过的学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45岁的凯伦·狄伦（Karen Dillon）当时则是《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编辑。
《精算人生三题》着墨最多的就是在职涯中保持积极，以及最重要的养儿育女。
克里斯汀生和共同作者引用已故心理学家菲德烈·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论点，解释了为什么人会同时喜欢及讨厌自己的工作。工作满意度并不是个光谱，它是受个别因素所驱使，而薪酬只是其中一项。
成功人士能兼顾日常生活
“如果要了解公司的策略，就要去看它实际上做了什么，而不是看它说自己做了什么。”书里引用英特尔创办人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的话。人的生活也是同样的道理，比方说，企图心强烈的人会言之有理地告诉你说，家庭或为人父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在被迫选择是要赶回家处理就寝前的混乱局面，还是在办公室多待1小时以解决问题时，他通常会继续工作。
作者写道，你所走的路是不是要尽力当个最称职的配偶和父母，从这些不起眼的日常决定中就看得出来。“假如对你最重要的是家庭，那你在为一周安排时间分配时，有没有把家庭排在第一位？”
假如硬要从克里斯汀生的理论中挑毛病，那就是它比较适合分析，而不适合作为行动方针。
麦可·雷诺尔（Michael Raynor）目前是多伦多德勒管理顾问公司的主任，也是克里斯汀生第二本著作《创新者的解答》（The Innovator’s Solution）的共同作者。这些年来，他也听过各式各样的批评，“首先我必须说，克雷顿从来不排除自己可能有错，他对于反常现象很感兴趣。”雷诺尔说。
这两人一起研究过，饭店业是不是如表面所见那样，是一个不适用破坏性创新的行业。“在Airbnb之前，也许是。”雷诺尔说。他指的是那家可以让人把私有住宅的房间租给游客的网络业者，“据我所知，描述性理论的优秀管理著作并不多，因为那是主管必须做的工作，”他说，“克雷顿的目标一向是在提供架构。它不是在教你要想‘什么’，而是要‘怎么’想。
克里斯汀生说的：“哪一种答案或方向才正确见仁见智，但解读问题倒是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至于他在《精算人生三題》中的忠告，能不能让有志之士自救，他则审慎以对。
根据他的经验，社会精英当事情不对劲，也就是尽管表面成功，生活却一塌糊涂时，“绝大多数的时候，却是因为有人没有把因果关系搞清楚。”他们不见得是坏人，只是没有针对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找出对策。他深信，成就超高的人有办法“以过去想不到的方式来突破”。（戴至中译自《彭博商业周刊》）（编辑/袁红）
不再纳闷为什么记者还在玄关等他，这位60岁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创新的两难》（The Innovator’s Dilemma）知名作者，开始用他大到很抢镜的两只手来勾勒自己的想法。
硅谷人极信奉破坏性创新
他说，有时候会后悔把他最受人推崇的理论称为“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因为“破坏性”的部分让某些人以为它是警讯，而不是帮助。他透露，他12岁就看完了整套的《世界百科全书》，还自爆跟上帝有过两次亲密按触，其中一次是在2007年心脏病发的前夕，害他太太差点就成了寡妇。这么多年来，他发生过3次足以致命的健康问题。
在世纪之交，《创新的两难》成了让人跌破眼镜的畅销书，以及硅谷企业家的圣经。
克里斯汀生犀利地证明了，龙头公司并不是因为跟不上时代或乱搞一通才陷入窘境。像丰田汽车崛起后，通用汽车就是如此；如今的丰田也是如此，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让它倍感压力。
“把每件事都做对了”，反而才是主管和公司失败的原因。他们听取顾客的意见，不断改进产品与服务，并尽量提高获利。他们的殒落是肇因于，没有去做一件违反直觉的事：在低端市场上追求新的机会。
老友沦落引发励志书灵感
这些年来，克里斯汀生还注意到，不管是在哈佛，还是让他领取到罗氏奖学金的牛津大学，有多位他的老同学后来都非常失意。“其中有些人的处境每况愈下：私人关系开始恶化，即使职业前景还是一片看好。”他在新书《精算人生三题》（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的序中写道。
有几个人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有一位成了最大交易丑闻的主角。另一位到最后则身陷囹圄，因为他在政治竞选活动中，和一位为他助选的年轻女孩发生了肉体关系。当时他已婚，而且有3个小孩。”克里斯汀生写道。
克里斯汀生有一位哈佛商学院的同学，是美国能源公司安然（Enron）的CEO杰弗瑞·史金林（Jeffrey Skilling）。他就成了公司恶性的样板，被判刑24年，并已在科罗拉多的联邦监狱蹲了4年。
史金林有3个孩子，20岁的约翰·泰彻·史金林是最小的一个，今年2月，他死于处方药服用过量，据说是在跟大学里的交往对象分手后。“我所认识的史金林是个好人。他聪明、努力又爱家。”克里斯汀生说，并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要赌上管理理论大师的地位来出励志书。“我想要了解，是什么事让他误入了歧途。”为了不让成就不凡的人一失足成千古恨，书里集结了克里斯汀生最宝贵的忠告。
外界很容易认为，目前是出书来倡导专业诚信的绝佳时机。但企管理论是否真如克里斯汀生所说，也能用来追求幸福？是否真能教会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不要作恶，更别说哈佛的企管硕士？
在2010年的上半年心脏病发后，克里斯汀生需要立刻装支架，并治疗滤泡性淋巴瘤。有些人希望他能放慢脚步，但他身边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接着在2010年的7月18日，噩耗第三度来袭，早上6点半，克里斯汀生在教会的聚会中讲道时，他的左耳正后方被血块卡住，中风使他的大脑坏死了1/4之多，语言能力也几乎完全丧失。
后来他和太太花了很长的时间散步，而且有时候会很沮丧。因为他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叶子是绿色还是橘色的，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当时还是8月份。
大病后重新学习字句能力
“最后我们想了个主意，就是去买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英文光盘。我一直以为它是外文的，不过它当然也有英文的。于是我们开车去了罗根国际机场，我则跟着最小的孙女梅德琳开始重新学习字词。她快 8岁了，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他笑着说。“可是大脑真厉害，它开始在新的地方把语言重新架构起来。”
字句能力恢复后，克里斯汀生便和两位共同作者全力着手撰写《精算人生三题》。31岁的詹姆斯·欧沃斯（James Allworth）是克里斯汀生教过的学生，毕业于哈佛商学院；45岁的凯伦·狄伦（Karen Dillon）当时则是《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编辑。
《精算人生三题》着墨最多的就是在职涯中保持积极，以及最重要的养儿育女。
克里斯汀生和共同作者引用已故心理学家菲德烈·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的论点，解释了为什么人会同时喜欢及讨厌自己的工作。工作满意度并不是个光谱，它是受个别因素所驱使，而薪酬只是其中一项。
成功人士能兼顾日常生活
“如果要了解公司的策略，就要去看它实际上做了什么，而不是看它说自己做了什么。”书里引用英特尔创办人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的话。人的生活也是同样的道理，比方说，企图心强烈的人会言之有理地告诉你说，家庭或为人父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但在被迫选择是要赶回家处理就寝前的混乱局面，还是在办公室多待1小时以解决问题时，他通常会继续工作。
作者写道，你所走的路是不是要尽力当个最称职的配偶和父母，从这些不起眼的日常决定中就看得出来。“假如对你最重要的是家庭，那你在为一周安排时间分配时，有没有把家庭排在第一位？”
假如硬要从克里斯汀生的理论中挑毛病，那就是它比较适合分析，而不适合作为行动方针。
麦可·雷诺尔（Michael Raynor）目前是多伦多德勒管理顾问公司的主任，也是克里斯汀生第二本著作《创新者的解答》（The Innovator’s Solution）的共同作者。这些年来，他也听过各式各样的批评，“首先我必须说，克雷顿从来不排除自己可能有错，他对于反常现象很感兴趣。”雷诺尔说。
这两人一起研究过，饭店业是不是如表面所见那样，是一个不适用破坏性创新的行业。“在Airbnb之前，也许是。”雷诺尔说。他指的是那家可以让人把私有住宅的房间租给游客的网络业者，“据我所知，描述性理论的优秀管理著作并不多，因为那是主管必须做的工作，”他说，“克雷顿的目标一向是在提供架构。它不是在教你要想‘什么’，而是要‘怎么’想。
克里斯汀生说的：“哪一种答案或方向才正确见仁见智，但解读问题倒是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至于他在《精算人生三題》中的忠告，能不能让有志之士自救，他则审慎以对。
根据他的经验，社会精英当事情不对劲，也就是尽管表面成功，生活却一塌糊涂时，“绝大多数的时候，却是因为有人没有把因果关系搞清楚。”他们不见得是坏人，只是没有针对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找出对策。他深信，成就超高的人有办法“以过去想不到的方式来突破”。（戴至中译自《彭博商业周刊》）（编辑/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