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降成本尤其是降低体制性交易成本，我国经济显现出更多活力。
　　第一，啃“硬骨头”、削手中之“权”，以审批发证制度改革为抓手，降低管制成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达到618项，比例超过40%；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28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接近90%。同时，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改为后置审批或取消，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已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此外，大幅度清理规范资格许可证认定事项。仅2016年，就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
　　事实证明，通过大幅削减和清理规范这些“不合理”“没必要”的事项，直接降低了企业设立、经营、投资的成本。现在，每天逾万家企业在全国各地诞生，各类市场主体比2012年底增加了60%以上。更关键的是，它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性，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第二，扭“牛鼻子”、去手中之“利”，减税降费，削减体制性成本。
　　实施有效的减税。从2016年全面推广“营改增”以来，不仅消除了试点服务业企业的重复征税，而且消除了试点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的重复征税，避免产业链重复征税，减轻产业链税收负担。全面试点一年来，减税近7000亿元。
　　取消或调整政府性基金，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例如，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调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政策，在扩大免征范围的同时，设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专家估算，仅这两项基金取消后，降费减负的力度就超过400亿元。此外，从2017年起，一般不再新设政府性基金项目，保留的全部进入目录清单，公开预决算，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减少乃至取消行政性事业收费。2013年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取消、停征和减免收费1100多项。初步核算，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3万多亿元。
　　第三，纵深改革、去显性成本，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
　　继续深化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允许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5%的省区市将总费率阶段性降至1%，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促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针对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促进创新等，实施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实施利率市场化，改进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逐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企业财务成本；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清理地方政府的资金拖欠，清理规范各类保证金；积极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改革，保障先进制造业用地。
　　实施能源工业运行新机制，稳定和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探索放开电力市场，持续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逐步减少发用电计划，提高市场化交易电量比例，扩大电力直接交易用户范围。同时，通过市场化方式稳定降低电价，进一步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等等。
　　实施网络提速降費，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跨省大件运输许可一省办证、全国通用，减少针对物流运输企业的审批手续；异地可办理车辆年检，减少车辆无效流动；车辆超载监督管理和处罚由交通部、公安交警联合执法，防止多头罚款，等等。
　　但也要看到，削减体制性成本，既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持久战。
　　一、削减体制性交易成本，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目前，还存在一些部门有权不想放、害怕竞争不愿放、不会监管不敢放等现象。举例来说，企业拿“照”的程序已大大简化，但“照”后的各种“证”还是太多，办理起来关卡多、时间长，导致企业成立了却无法及时开展经营。为此，有必要对各种“证”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化，使“一照一码”成为企业走遍天下的唯一身份证。此外，必须坚决治理认证乱象，加快推进认证机构和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尽快实现认证结果的互认通用。
　　二、从上到下带头治“费”，加大清“费”力度。要实施“收费法定”，全面推开涉企“收费公示制”，向社会公布中央与地方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做到“阳光收费”。要坚持依法治税，减少征税的自由裁量权，增加透明度。同时，落实好中小微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持续释放更大减税效应，斩断“向企业乱伸的手”，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三、以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切入点，提高市场准入的便利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大力推进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与经验，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推进企业准入“单一窗口”制，破解审批事项互为前置、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的怪圈。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