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开始的3年以来，由周海婴先生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首先披露的“毛罗对话——假如鲁迅还活着”设问求答，一直成为文化人关注的焦点。各方面正式发表的辩驳与研讨文章，已经有几十篇之多（还不包括电脑互联网上的言论）；至今众目睽睽，意犹未尽，评议方酣。应读者要求，本刊录该文以备考。
　　……回忆录写到这里，似乎应当收笔了。但有一件事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
　　这件事要从母亲的老朋友罗稷南先生讲起。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于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浦石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静静地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90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我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2001年）7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我记得，类似的这种拟想，在“文革”初期，母亲就曾接到学生红卫兵的多封来信，也有径寄党中央的；叙述了许多的理由，要求追认并接纳鲁迅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我不清楚是否也有罗稷南先生那般脾气的人，亦把这个问题率直地提出来请示，毛主席的回答是怎样的，那也只能留待另一位写了。（本文原载《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0-371页，南海出版公司）
　　《假如鲁迅活着》 陳明远编 文汇出版社 2003.9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