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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杰
男，中共党员，1928年7月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大章乡任岭村板桥洼。曾在私塾、初小、完小、简易师范学校和中学就读。1950—1951年，任大章乡闫沟村初小语文老师，1951年，任联校校长;1952年，任教于大章乡山后村;1953年，任大章乡山后村联校校长;1954—1956年，任九店乡团支书、全区工会主席以及完小班主任;1957—1958年，第一次调往旧县乡任完小校长;1959—1962年，任大章乡左裕民办完小校长;1963—1969年，第二次调往旧县乡任完小校长;1970—1971年，任教于大章乡任岭村联中;1972—1975年，任大章乡联中副校长;1976—1986年，第三次调往旧县乡任联中校长;1987—1989年，任职于旧县乡教育组;1989年，正式退休。
一、小时的模糊记忆
1928年7月，我出生在大章乡任岭村板桥洼，家里有六口人，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父亲上过几年民学①，说话有理，在村里很有威信，大家都称他为“九叔”。村民遇到什么事，经常会说“去问问咱九叔”“跟咱九叔商量商量”。父亲也是村里民學的四个学董之一，对我的教育很上心，一心想让我上学上出点门道②来。学董一般由村里年长有文化、关心教育的人担任，负责组织群众凑钱办学校、聘请老师。1953年以后村里就没有学董了，各村的教育由区文教③进行专门管理。
二、我的求学经历
1.平稳的民学、初小和完小
1934年，我6岁，只记得某天突然被父亲送到板桥洼民学上学。民学里的先生是本村有文化的老绅士，穿大布衫，拄着老人棍，一代传一代地在私塾里教书。民学不分班级，大小孩子都集中在一间教室。在学校就是读书和背书，很多字不认识，意思也不理解，只是死记硬背。每个人读的内容也不统一，但基本都是《三字经》《百家姓》《诗经》《易经》和
《论语》。
1940年8月，民学改造成新式学堂，也就是初小，我直接被分到四年级。初小的老师是接受过新式教育回来的，跟现在的老师差别不大。这一年，我认识了很多字。父亲常常晚上吃完饭就到老师那里，把我叫过去默写字词，我蹲在地上用小棍边背边写。
1941年8月，我考上大章西庙完小，接着上五年级和六年级。在完小，我们的课程比较丰富：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体育、音乐和童子军训。童子军训讲的是学生应该遵守的各种规矩，一星期只上一节课。历史课上，老师会讲日本侵略到了哪个地方，讲日本的暴行。当时嵩县属于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国民党不允许群众说共产党，讲毛泽东。但上课时，老师会悄悄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领导有毛泽东、朱德，共产党经常讲和群众紧密联系，并且叮嘱我们出去不要乱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共产党，知道了毛泽东。
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师范和中学之路
父亲对老师很尊重，一直想让我做个“教书仙儿”①，家里确实也穷，只能让我上师范学校。于是在家人的期望中，我考了免学费、一个月还能补助8升②粮食的简易师范学校。我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听父亲的话，走一步看一步。没想到就这样教了一辈子的书，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也挺好。
师范入学考试的前一天，下暴雨伊河涨水，考试时间延后，我硬是用两天的干粮挨过了考试延后的七天时间。听说有人被大水冲走了，父母在家特别着急，还杀了一只羊祈求我平安回来。最后我以全县第八名的成绩考上了简易师范。
1943年，我去嵩县县城的四年制简易师范学习。学习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和农知。农知是专门讲解农业知识的一门课。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是河南大学的学生兼任③的，他们有时间就来讲一节课，没时间可能就由另一个人过来代课，讲完就走。我在这仅上了一年，1944年因日本侵略到嵩县而被迫回家跑老日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简易师范恢复办学。但那一年，父亲突然得了重病，我回到学校时开学已有两三个月，校领导说来得太晚，名单已经报到上面，实在没办法再接收我。后来，简易师范的老师将我介绍到离县城比较近的一所三年制的赵村中学学习。赵村中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刚成立的，生源相对不是那么充裕，课程上多了一门英语。可能是上中学时年龄稍微大了一点，加之在简易师范时老师也不稳定，我觉得还是上中学学到的东西多一点。
1947年8月，解放军到嵩县抓旧县长的前一天，学校散了，学生都回了家。1948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事情都落在我头上。就这样，中学仅上了两年，也没毕业。
三、四十年的任教岁月
新中国成立前，我表弟加入共产党参加了解放战争，因为上过学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就成了区文教的一员。由于农村缺老师，1950年，在表弟的动员下和家人的期盼中，我去闫沟当了老师，从此开始了我的从教之路。在任教的四十年时间里，我调任多次，基本上是哪个学校缺老师，我就被派过去支援。
1.初为人师
1950年，我在闫沟初小正式任教。学校共有两个班，一年级和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和四年级一个班，一个班有二三十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老师，我教语文，他教数学。旧社会女子是不能上学的，新中国成立后，风气慢慢开明起来，一些妇女也去学校听课认字。因此，教室里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人年龄比我大，身高比我高，叫我老师我都不敢答应。
学校属于公办，由区里进行统一管理。村里的学董负责学校的一些日常事务，比如教室下雨漏水、学校想要一个篮球筐，学董或派群众解决或向大队反映。为了保证新教师的教学水平，学董会观察新老师讲课，确认教得好才放心让老师留下任教。我刚到闫沟初小上课时，学董们拿着大烟袋蹲在教室门口听我讲课，下课后把学生干部叫到家里，听取学生们对老师的评价。其实评价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准，学董们只是听学生说一下老师讲课怎么样，能不能学会。事实上，即便哪位老师确实讲得不好，学董也没有权力直接让老师离开，但可以反映到区里。我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群众都在监督，更是万万不敢懈怠，加上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是死干、蛮干，任教第一年我教的四年级学生都考上了完小，村里群众也对我赞赏 有加。
2.教学有法—“机智的水手”
我给学生上语文课一般是先认字，然后带着学生看课文，把课题啃透后看每一段都讲了什么内容。有一篇课文是《机智的水手》，我带着学生把生字学会后，再带着他们看课文题目。我告诉学生，一个普通的水手是比较平淡的，但是 “机智”的水手就不一样了，重点在“机智”。这是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启发学生思考水手到底表现出了怎样的机智，所以必须先让学生弄明白“机智”的意思。用农村的话说“机智”就是一个人脑子灵活，老捣蛋①，但这不贴切，“机智”形容一个人足智多谋，在千钧一发之际能够转危为安。学生们弄懂机智的意思后，再学习每一段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找到体现水手机智之处，让他们仔细阅读、认真体会。讲课之前我会事先计划好本篇课文要讲几个教时，基本上一次不会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如果分为两个教时，那么在第二教时就以学生为主，带着学生复习第一教时讲的内容，进行巩固提升。
3.日常的學校管理
1951年，区文教让我在闫沟教课的同时兼任联校校长。联校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初小联合起来组成的非实体性学校。因为学校分布零散，组成联校任命联校校长便于管理。联校校长的主要工作是监督联校中学校的日常管理和教学，进行上传下达。
1957年，我调入旧县乡担任完小校长。和联校校长不一样，完小校长要全方位管理学校。早上学生要到学校跑操，有人没有按时到，我就去学生家里叫他起床。有的学生看到我去叫他，脸涨得通红，还挺可爱的，我都忍不住地想笑。大年初一吃完饺子我就想去学校，想见见这些学生们，心里特别美。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上面下了命令，就去认真执行，不逃滑②，所以要求老师们也要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老师在打完预备铃后必须到达自己的岗位，上课后不能会见客人，早上也要跟着学生跑操。学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老师的自觉，他们都很积极地主动承担教学任务，谁也不说落后的话、做觉悟低的事。在左裕民办完小当校长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老师们依旧勤勤恳恳地教学，学生在栾川和嵩县的合县考试中考了第八名，超过了很多公办完小。这在过去是没有出现过的，为此县教育科还奖励了我们学校4000元钱。
4.带薪培训—学习“五步教学法”
1956年之前，每逢周日老师们都集中在完小分科目进修，我进修的是中学语文。1956年下半年去灵宝县（今灵宝市）参加为期半年的带薪培训时我才真正学习了教学方法。当时的课程有教育学、党史和政治。教育学的教材是上下两册的凯洛夫《教育学》，内容有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和心理学。我们学习的教学方法是凯洛夫的五步教学法，具体为：（1）组织教学。组织整个班级的秩序，使整个班级安静下来，为正式教学做准备。（2）巩固旧课。提问学生上节课的内容，复习上节课的知识。（3）讲解正课。（4）总结巩固新课内容。（5）留作业。学了这个方法后，上课就不是自己随心所欲地教，有了条理性。培训时，主要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学习心理学知识时老师说，很多孩子喜欢爬高爬低，走路的时候活蹦乱跳，让他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他是待不住的，但这就是小孩，他们本身就比较爱动，所以要根据小孩子好动的特点进行教学，不能强制他们久坐不动，要给予他们活动的空间。培训结束后需要进行考核，考核过关后才给我们发了结业证。
5.老师还要参加政治工作
1952年我在大章山后任联校校长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需要配合宣传队向群众讲解国家形势，动员群众参军。记得那一年我们还配合工作队下乡进行土地改革复查，我在土改复查运动中入了团。
1953年年末，区里调我去九店乡完小任教。区长找到我，说九店所在的第八区全区只有两个团员，第二年想把我抽调过去在完小任教，同时代表第六区帮助第八区发展团员，也是代表区上到各地方帮扶。在九店的两年时间内，我作为团支书发展了两批团员，共有十几个。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上课，管理班级。周六、周日给团员们上课，按照专门的教材讲解团知识、入团流程等内容。
1969年，出台政策要求教师回本大队工作①，我被调回任岭村联中。那时大队想搞点文艺活动活跃群众生活，就经常找我带着大家排练。我常常带着群众排练舞蹈、唱歌到深夜。上面来人检查，我也要负责
接待。
后来由于我的耳朵有点聋，年龄也大了，1986年就从旧县联中调去了教育组，一直到1989年退休。在这期间，我评上中教一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访谈后记
谈起一生的从教经历时，张老师神采奕奕，言语间流露出对生活的热情与盼望，执着而坚韧，忠心而耿直。在教育一线担任要职、一生为教育事业奉献的张老师没有收获多少金银，却在走乡串村中桃李满山。张老师一生调任多次，调任的原因基本上是支援地方，填补空缺。他说，咱是党的一块砖，党让搬哪就搬哪。就像张老师自己说的，他比较认死理，认定了一件事就会全心全力地完成。教师就是他一生坚守的事业。
张老师始终怀着一颗关爱学生、献身教育的决心，在小乡镇里熠熠生辉。平凡又伟大，朴实又
高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男，中共党员，1928年7月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大章乡任岭村板桥洼。曾在私塾、初小、完小、简易师范学校和中学就读。1950—1951年，任大章乡闫沟村初小语文老师，1951年，任联校校长;1952年，任教于大章乡山后村;1953年，任大章乡山后村联校校长;1954—1956年，任九店乡团支书、全区工会主席以及完小班主任;1957—1958年，第一次调往旧县乡任完小校长;1959—1962年，任大章乡左裕民办完小校长;1963—1969年，第二次调往旧县乡任完小校长;1970—1971年，任教于大章乡任岭村联中;1972—1975年，任大章乡联中副校长;1976—1986年，第三次调往旧县乡任联中校长;1987—1989年，任职于旧县乡教育组;1989年，正式退休。
一、小时的模糊记忆
1928年7月，我出生在大章乡任岭村板桥洼，家里有六口人，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父亲上过几年民学①，说话有理，在村里很有威信，大家都称他为“九叔”。村民遇到什么事，经常会说“去问问咱九叔”“跟咱九叔商量商量”。父亲也是村里民學的四个学董之一，对我的教育很上心，一心想让我上学上出点门道②来。学董一般由村里年长有文化、关心教育的人担任，负责组织群众凑钱办学校、聘请老师。1953年以后村里就没有学董了，各村的教育由区文教③进行专门管理。
二、我的求学经历
1.平稳的民学、初小和完小
1934年，我6岁，只记得某天突然被父亲送到板桥洼民学上学。民学里的先生是本村有文化的老绅士，穿大布衫，拄着老人棍，一代传一代地在私塾里教书。民学不分班级，大小孩子都集中在一间教室。在学校就是读书和背书，很多字不认识，意思也不理解，只是死记硬背。每个人读的内容也不统一，但基本都是《三字经》《百家姓》《诗经》《易经》和
《论语》。
1940年8月，民学改造成新式学堂，也就是初小，我直接被分到四年级。初小的老师是接受过新式教育回来的，跟现在的老师差别不大。这一年，我认识了很多字。父亲常常晚上吃完饭就到老师那里，把我叫过去默写字词，我蹲在地上用小棍边背边写。
1941年8月，我考上大章西庙完小，接着上五年级和六年级。在完小，我们的课程比较丰富：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体育、音乐和童子军训。童子军训讲的是学生应该遵守的各种规矩，一星期只上一节课。历史课上，老师会讲日本侵略到了哪个地方，讲日本的暴行。当时嵩县属于国民党控制的范围，国民党不允许群众说共产党，讲毛泽东。但上课时，老师会悄悄地告诉我们，共产党的领导有毛泽东、朱德，共产党经常讲和群众紧密联系，并且叮嘱我们出去不要乱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共产党，知道了毛泽东。
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师范和中学之路
父亲对老师很尊重，一直想让我做个“教书仙儿”①，家里确实也穷，只能让我上师范学校。于是在家人的期望中，我考了免学费、一个月还能补助8升②粮食的简易师范学校。我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听父亲的话，走一步看一步。没想到就这样教了一辈子的书，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也挺好。
师范入学考试的前一天，下暴雨伊河涨水，考试时间延后，我硬是用两天的干粮挨过了考试延后的七天时间。听说有人被大水冲走了，父母在家特别着急，还杀了一只羊祈求我平安回来。最后我以全县第八名的成绩考上了简易师范。
1943年，我去嵩县县城的四年制简易师范学习。学习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和农知。农知是专门讲解农业知识的一门课。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是河南大学的学生兼任③的，他们有时间就来讲一节课，没时间可能就由另一个人过来代课，讲完就走。我在这仅上了一年，1944年因日本侵略到嵩县而被迫回家跑老日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简易师范恢复办学。但那一年，父亲突然得了重病，我回到学校时开学已有两三个月，校领导说来得太晚，名单已经报到上面，实在没办法再接收我。后来，简易师范的老师将我介绍到离县城比较近的一所三年制的赵村中学学习。赵村中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刚成立的，生源相对不是那么充裕，课程上多了一门英语。可能是上中学时年龄稍微大了一点，加之在简易师范时老师也不稳定，我觉得还是上中学学到的东西多一点。
1947年8月，解放军到嵩县抓旧县长的前一天，学校散了，学生都回了家。1948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事情都落在我头上。就这样，中学仅上了两年，也没毕业。
三、四十年的任教岁月
新中国成立前，我表弟加入共产党参加了解放战争，因为上过学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就成了区文教的一员。由于农村缺老师，1950年，在表弟的动员下和家人的期盼中，我去闫沟当了老师，从此开始了我的从教之路。在任教的四十年时间里，我调任多次，基本上是哪个学校缺老师，我就被派过去支援。
1.初为人师
1950年，我在闫沟初小正式任教。学校共有两个班，一年级和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和四年级一个班，一个班有二三十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位老师，我教语文，他教数学。旧社会女子是不能上学的，新中国成立后，风气慢慢开明起来，一些妇女也去学校听课认字。因此，教室里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人年龄比我大，身高比我高，叫我老师我都不敢答应。
学校属于公办，由区里进行统一管理。村里的学董负责学校的一些日常事务，比如教室下雨漏水、学校想要一个篮球筐，学董或派群众解决或向大队反映。为了保证新教师的教学水平，学董会观察新老师讲课，确认教得好才放心让老师留下任教。我刚到闫沟初小上课时，学董们拿着大烟袋蹲在教室门口听我讲课，下课后把学生干部叫到家里，听取学生们对老师的评价。其实评价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标准，学董们只是听学生说一下老师讲课怎么样，能不能学会。事实上，即便哪位老师确实讲得不好，学董也没有权力直接让老师离开，但可以反映到区里。我刚参加工作没什么经验，群众都在监督，更是万万不敢懈怠，加上我这个人干什么都是死干、蛮干，任教第一年我教的四年级学生都考上了完小，村里群众也对我赞赏 有加。
2.教学有法—“机智的水手”
我给学生上语文课一般是先认字，然后带着学生看课文，把课题啃透后看每一段都讲了什么内容。有一篇课文是《机智的水手》，我带着学生把生字学会后，再带着他们看课文题目。我告诉学生，一个普通的水手是比较平淡的，但是 “机智”的水手就不一样了，重点在“机智”。这是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启发学生思考水手到底表现出了怎样的机智，所以必须先让学生弄明白“机智”的意思。用农村的话说“机智”就是一个人脑子灵活，老捣蛋①，但这不贴切，“机智”形容一个人足智多谋，在千钧一发之际能够转危为安。学生们弄懂机智的意思后，再学习每一段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找到体现水手机智之处，让他们仔细阅读、认真体会。讲课之前我会事先计划好本篇课文要讲几个教时，基本上一次不会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完。如果分为两个教时，那么在第二教时就以学生为主，带着学生复习第一教时讲的内容，进行巩固提升。
3.日常的學校管理
1951年，区文教让我在闫沟教课的同时兼任联校校长。联校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初小联合起来组成的非实体性学校。因为学校分布零散，组成联校任命联校校长便于管理。联校校长的主要工作是监督联校中学校的日常管理和教学，进行上传下达。
1957年，我调入旧县乡担任完小校长。和联校校长不一样，完小校长要全方位管理学校。早上学生要到学校跑操，有人没有按时到，我就去学生家里叫他起床。有的学生看到我去叫他，脸涨得通红，还挺可爱的，我都忍不住地想笑。大年初一吃完饺子我就想去学校，想见见这些学生们，心里特别美。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上面下了命令，就去认真执行，不逃滑②，所以要求老师们也要严格按照制度办事：老师在打完预备铃后必须到达自己的岗位，上课后不能会见客人，早上也要跟着学生跑操。学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老师的自觉，他们都很积极地主动承担教学任务，谁也不说落后的话、做觉悟低的事。在左裕民办完小当校长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老师们依旧勤勤恳恳地教学，学生在栾川和嵩县的合县考试中考了第八名，超过了很多公办完小。这在过去是没有出现过的，为此县教育科还奖励了我们学校4000元钱。
4.带薪培训—学习“五步教学法”
1956年之前，每逢周日老师们都集中在完小分科目进修，我进修的是中学语文。1956年下半年去灵宝县（今灵宝市）参加为期半年的带薪培训时我才真正学习了教学方法。当时的课程有教育学、党史和政治。教育学的教材是上下两册的凯洛夫《教育学》，内容有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和心理学。我们学习的教学方法是凯洛夫的五步教学法，具体为：（1）组织教学。组织整个班级的秩序，使整个班级安静下来，为正式教学做准备。（2）巩固旧课。提问学生上节课的内容，复习上节课的知识。（3）讲解正课。（4）总结巩固新课内容。（5）留作业。学了这个方法后，上课就不是自己随心所欲地教，有了条理性。培训时，主要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学习心理学知识时老师说，很多孩子喜欢爬高爬低，走路的时候活蹦乱跳，让他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他是待不住的，但这就是小孩，他们本身就比较爱动，所以要根据小孩子好动的特点进行教学，不能强制他们久坐不动，要给予他们活动的空间。培训结束后需要进行考核，考核过关后才给我们发了结业证。
5.老师还要参加政治工作
1952年我在大章山后任联校校长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需要配合宣传队向群众讲解国家形势，动员群众参军。记得那一年我们还配合工作队下乡进行土地改革复查，我在土改复查运动中入了团。
1953年年末，区里调我去九店乡完小任教。区长找到我，说九店所在的第八区全区只有两个团员，第二年想把我抽调过去在完小任教，同时代表第六区帮助第八区发展团员，也是代表区上到各地方帮扶。在九店的两年时间内，我作为团支书发展了两批团员，共有十几个。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上课，管理班级。周六、周日给团员们上课，按照专门的教材讲解团知识、入团流程等内容。
1969年，出台政策要求教师回本大队工作①，我被调回任岭村联中。那时大队想搞点文艺活动活跃群众生活，就经常找我带着大家排练。我常常带着群众排练舞蹈、唱歌到深夜。上面来人检查，我也要负责
接待。
后来由于我的耳朵有点聋，年龄也大了，1986年就从旧县联中调去了教育组，一直到1989年退休。在这期间，我评上中教一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访谈后记
谈起一生的从教经历时，张老师神采奕奕，言语间流露出对生活的热情与盼望，执着而坚韧，忠心而耿直。在教育一线担任要职、一生为教育事业奉献的张老师没有收获多少金银，却在走乡串村中桃李满山。张老师一生调任多次，调任的原因基本上是支援地方，填补空缺。他说，咱是党的一块砖，党让搬哪就搬哪。就像张老师自己说的，他比较认死理，认定了一件事就会全心全力地完成。教师就是他一生坚守的事业。
张老师始终怀着一颗关爱学生、献身教育的决心，在小乡镇里熠熠生辉。平凡又伟大，朴实又
高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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