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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上有一个“海因里希法则”，即1：29：300，说的是1件重大事故的背后必有29件轻微事故，还隐藏了300件潜在的隐患。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重视的是300，避免29，杜绝1。
西安往南2小时车程，就到了陕西山阳县。
徐毓才，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来了一群人——要找领导解决一起医患纠纷。
分管医改、医政和新农合等医疗工作的徐毓才，是一位基层医改的践行者。对于这起医患事件，他曾在家属找上门来的前一天，接到过乡镇卫生院院长的电话，“40天前，一村民从树上坠落，到村卫生室就诊，村医建议送医院检查，伤者没有去而次日死亡，后下葬。近日家属突然到公安部门报案，说村医打针打死了人。”
面对家属，徐毓才凭经验做了初步处理，耐心地解释了近1小时后家属散去。解释之外，他给了死者家属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电话。
事后徐毓才将此案例发到微博上，迅速被网友转发了几十条。对于类似的医患纠纷，他几乎每月处理一起。而在医患纠纷中的周旋，往往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医改的艰难和重要性。
处理医患的“海因里希法则”
调解医患纠纷是徐毓才的工作内容之一。2010年6月调任山阳县卫生局之前，他在乡镇卫生院当过医生、在卫校当过老师，在山阳县医院干过12年副院长。对每一次医患纠纷的事发与解决，他会写上纪实日记，并配上点评。
经他解释之后，采访中遇到的纠纷很好地得到了消弭处置。而2012年9月份发生的一起纠纷，调解工作却不这么简单。
2012年9月，某村一位48岁农民胡某因高血压病继发脑出血，找村医到家中为其救治，输液过程中死亡，家属要求赔偿，因费用达不成协议引发纠纷。
事情发生在2012年9月19日凌晨4点左右，当时胡某感觉头痛、头晕、呕吐，6点左右其丈夫邬某到本村卫生室找村医，村医觉得病情较重，告知立即转院。家属未听从继而又找邻村村医邬某某（与死者丈夫为伯叔弟兄）去上门诊治。出于亲戚关系难以拒绝，邬村医随后就带了对症处理的药品，骑着摩托车一起到了胡某家中。后病人在输液过程中病情加重未及时获得抢救。
胡某死亡之后，前两日家属没提出任何要求。从第3日起，家属要求赔偿，情绪激动，将花圈等摆放在村医家门口。一开始提出赔偿30万，村医无法承担要求走医疗鉴定按责任大小赔偿。经过多轮讨价还价，迫于压力，村医的给价极速上涨，已达7.5万元。实际上，家属对胡某因高血压并发意外脑出血的死因表示认同。
“我预感到‘刹车’失灵，估计村医已崩溃。下午，带医政股干部和镇卫生院院长，会同镇政府等有关部门一行人赴现场，本着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调处。”徐毓才回忆说。
“但是家属‘少了11万元不谈’，并扬言‘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宁愿有两个人坐牢，也要把这事弄下来。不行他们就到市上、省上去闹，去上访。’”
村医认为胡某主要是因为疾病死亡，对于家属提出的11万赔偿无法接受。经过调解，最终签订赔偿5.4万的协议。
对于基层医院管理以及医患纠纷的处理，徐毓才似乎已经总结出一套经验。从这起纠纷中，他得出值得思考的几点：一是村医面对这类事件缺乏警觉与处理基本知识。二是患方明显有人借机敛财，采取“上访”、“闹大”、“媒体介入”等各种政府“最怕”的威胁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三是政府要积极介入，公正处置。
徐毓才在纪实日记里写道：“在处理医患纠纷方面，政府最需要的不应该是‘息事宁人’和‘花钱买平安’，这样只会是事越来越多，人越来越不宁，钱花得越来越多，平安却越来越少。政府最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彰显政府的公信力，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在一次县直医疗机构领导会议上，徐毓才重点谈了如何下决心遏制医疗纠纷频发：“我说的经营，是经营人心，是让患者满意、员工满意，通过满意来创造效益，而不是两眼只盯着钱。管理学上有一个‘海因里希法则’即1：29：300，说的是1件重大事故的背后必有29件轻微事故，还隐藏了300件潜在的隐患。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重视的是300，避免29，杜绝1。”
为村医代言
2013年4月，针对县镇村所有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徐毓才用半个多月的时间组织了12场巡回培训，“早上讲医疗安全形势和防范，下午讲医疗安全的应对及管控。山阳县共23个镇，三个县级医院，每场100多人，有的达到200多人。”徐毓才说，“每次培训后做调查，大家感觉培训对日常工作很有帮助。”
因为给村医培训、处理医患纠纷以及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考核，徐毓才与村医的交道颇多，十分了解他们的处境。聊起村医，他显得忧喜参半。
近3年内，山阳县基层卫生院、卫生室有34名医务人员流失。“村医跑到民营医院或私立诊所了，卫生院的跑到县级公立医院或市里去了。”
在山阳县，对基层医务工作者实行了“安心工程”，为什么还有医生流走？
徐毓才多年观察后得出结论：县级医院扩张后抽力强，基层吸引力缺乏。徐毓才曾就基层为何留不住人的问题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分析村医的处境为：事多了钱少了心累了，后顾之忧难解，村医出现老龄化，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
按政策规定，目前村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偿的三部分：一是基本医疗服务补偿，即药品零差率补偿，陕西平均每年每人一万元。二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偿，按照实际服务量实行年初预拨，年中考核增拨，年末考核兑现，要求村医干多少活拿多少钱。由于部分人口外出打工，医疗服务的量上不去，最后则演变成要么造假，要么完不成任务得不到报酬。三是一般诊疗费收入。
说起一般诊疗费，徐毓才则直言“真是一个糊涂政策。”他认为：“标准太低，无法体现劳动价值。按规定每诊次收费5元，来卫生室就诊的都是乡里乡亲，有时买点零散的用药，药价都是清楚的，村医也不好意思加收5元诊疗费。只有输液治疗时才‘偷偷加进去’。”
西安往南2小时车程，就到了陕西山阳县。
徐毓才，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在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来了一群人——要找领导解决一起医患纠纷。
分管医改、医政和新农合等医疗工作的徐毓才，是一位基层医改的践行者。对于这起医患事件，他曾在家属找上门来的前一天，接到过乡镇卫生院院长的电话，“40天前，一村民从树上坠落，到村卫生室就诊，村医建议送医院检查，伤者没有去而次日死亡，后下葬。近日家属突然到公安部门报案，说村医打针打死了人。”
面对家属，徐毓才凭经验做了初步处理，耐心地解释了近1小时后家属散去。解释之外，他给了死者家属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电话。
事后徐毓才将此案例发到微博上，迅速被网友转发了几十条。对于类似的医患纠纷，他几乎每月处理一起。而在医患纠纷中的周旋，往往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医改的艰难和重要性。
处理医患的“海因里希法则”
调解医患纠纷是徐毓才的工作内容之一。2010年6月调任山阳县卫生局之前，他在乡镇卫生院当过医生、在卫校当过老师，在山阳县医院干过12年副院长。对每一次医患纠纷的事发与解决，他会写上纪实日记，并配上点评。
经他解释之后，采访中遇到的纠纷很好地得到了消弭处置。而2012年9月份发生的一起纠纷，调解工作却不这么简单。
2012年9月，某村一位48岁农民胡某因高血压病继发脑出血，找村医到家中为其救治，输液过程中死亡，家属要求赔偿，因费用达不成协议引发纠纷。
事情发生在2012年9月19日凌晨4点左右，当时胡某感觉头痛、头晕、呕吐，6点左右其丈夫邬某到本村卫生室找村医，村医觉得病情较重，告知立即转院。家属未听从继而又找邻村村医邬某某（与死者丈夫为伯叔弟兄）去上门诊治。出于亲戚关系难以拒绝，邬村医随后就带了对症处理的药品，骑着摩托车一起到了胡某家中。后病人在输液过程中病情加重未及时获得抢救。
胡某死亡之后，前两日家属没提出任何要求。从第3日起，家属要求赔偿，情绪激动，将花圈等摆放在村医家门口。一开始提出赔偿30万，村医无法承担要求走医疗鉴定按责任大小赔偿。经过多轮讨价还价，迫于压力，村医的给价极速上涨，已达7.5万元。实际上，家属对胡某因高血压并发意外脑出血的死因表示认同。
“我预感到‘刹车’失灵，估计村医已崩溃。下午，带医政股干部和镇卫生院院长，会同镇政府等有关部门一行人赴现场，本着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调处。”徐毓才回忆说。
“但是家属‘少了11万元不谈’，并扬言‘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宁愿有两个人坐牢，也要把这事弄下来。不行他们就到市上、省上去闹，去上访。’”
村医认为胡某主要是因为疾病死亡，对于家属提出的11万赔偿无法接受。经过调解，最终签订赔偿5.4万的协议。
对于基层医院管理以及医患纠纷的处理，徐毓才似乎已经总结出一套经验。从这起纠纷中，他得出值得思考的几点：一是村医面对这类事件缺乏警觉与处理基本知识。二是患方明显有人借机敛财，采取“上访”、“闹大”、“媒体介入”等各种政府“最怕”的威胁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三是政府要积极介入，公正处置。
徐毓才在纪实日记里写道：“在处理医患纠纷方面，政府最需要的不应该是‘息事宁人’和‘花钱买平安’，这样只会是事越来越多，人越来越不宁，钱花得越来越多，平安却越来越少。政府最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中，彰显政府的公信力，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在一次县直医疗机构领导会议上，徐毓才重点谈了如何下决心遏制医疗纠纷频发：“我说的经营，是经营人心，是让患者满意、员工满意，通过满意来创造效益，而不是两眼只盯着钱。管理学上有一个‘海因里希法则’即1：29：300，说的是1件重大事故的背后必有29件轻微事故，还隐藏了300件潜在的隐患。一个聪明的管理者，应该重视的是300，避免29，杜绝1。”
为村医代言
2013年4月，针对县镇村所有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徐毓才用半个多月的时间组织了12场巡回培训，“早上讲医疗安全形势和防范，下午讲医疗安全的应对及管控。山阳县共23个镇，三个县级医院，每场100多人，有的达到200多人。”徐毓才说，“每次培训后做调查，大家感觉培训对日常工作很有帮助。”
因为给村医培训、处理医患纠纷以及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考核，徐毓才与村医的交道颇多，十分了解他们的处境。聊起村医，他显得忧喜参半。
近3年内，山阳县基层卫生院、卫生室有34名医务人员流失。“村医跑到民营医院或私立诊所了，卫生院的跑到县级公立医院或市里去了。”
在山阳县，对基层医务工作者实行了“安心工程”，为什么还有医生流走？
徐毓才多年观察后得出结论：县级医院扩张后抽力强，基层吸引力缺乏。徐毓才曾就基层为何留不住人的问题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分析村医的处境为：事多了钱少了心累了，后顾之忧难解，村医出现老龄化，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
按政策规定，目前村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偿的三部分：一是基本医疗服务补偿，即药品零差率补偿，陕西平均每年每人一万元。二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偿，按照实际服务量实行年初预拨，年中考核增拨，年末考核兑现，要求村医干多少活拿多少钱。由于部分人口外出打工，医疗服务的量上不去，最后则演变成要么造假，要么完不成任务得不到报酬。三是一般诊疗费收入。
说起一般诊疗费，徐毓才则直言“真是一个糊涂政策。”他认为：“标准太低，无法体现劳动价值。按规定每诊次收费5元，来卫生室就诊的都是乡里乡亲，有时买点零散的用药，药价都是清楚的，村医也不好意思加收5元诊疗费。只有输液治疗时才‘偷偷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