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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实质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上的民营经济模式，民营经济通过民间资本投入，通过个人积累财富的分配方式影响并决定着经济增长,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已成为温州经济增长内在活力和动力源泉。但“企业缺钱、资本缺路”现实背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扩张引发“温州乱象”主要是由于过长时期的实际负利率及投资渠道狭窄,导致更多的资金偏离正规金融体系以寻求保值与收益，在持续紧缩政策下的爆发，只有金融市场化创新才是改变源于制度摩擦下的资源错配的根本出路。
温州乱象的由来
自2011年3月起，在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发达的“借贷之城”温州，高利贷引发了近百民企老板集体失踪，揭开了温州老板的“跑路”（外逃）风潮，包括江南皮革、三旗集团、港尚记、波特曼，以及温州最大的眼镜商信泰集团等，已达近百人。很显然，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温州老板“跑路”已经超出简单经济事件的范畴，甚至被认为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或“中国式的金融风暴”。这些倒闭企业的规模及行业都各不相同，而这些老板纷纷“跑路”的原因只有一个——资金链断裂。其表象是民间利率偏离基准利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是些质量不错的企业。那么，问题究竟何在？
温州企业的现状其实是我国中小企業目前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在紧缩政策之下，2011年全社会融资总量减少，实体经济普遍感觉信贷供应偏紧，而中小企业更是面临现金周转困难，贷款无门，进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其经营压力甚至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农村金融之谜”。这种现象在以农民创业和农村工业化为特征，通过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浙江，尤其是温州更加显著。温州不仅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样板”，它正是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民间资本实现了高速增长。在当前信贷紧缩的背景下，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比任何时期都要旺盛，如果无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获得足够资金，它们就会去寻求民间资本来解决自身融资难的问题。大量的调研事实标明，农村经济主体（农户和中小企业）在产生金融需求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民间金融。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使得民间借贷繁盛，但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
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中支）2011年二季度的调查，温州已有89%的家庭及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其规模高达1100亿元。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调查也显示，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70%左右的主要资金源于民间借贷。2011年上半年，温州当地发生的民间借贷高达485.5亿元，成为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企业缺钱、资本缺路”现实背景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量大概是在1100亿元左右，但占约40%资金规模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投资领域一般分为三类：竞争性投资领域、基础性投资领域和公益性投资领域，目前温州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竞争性营利性投资领域，政府投资集中在非营利性投资领域。浙江省工商联针对近8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浙江民间投资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还不到10%，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民间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民营资本进入电、煤、气、水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占比例只有1.1%，进入金融业的只有0.1%，进入公共设施领域的只有0.4%。
温州乱象的表面是高利贷盛行，而乱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实业不兴，温州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的加剧与蔓延。在温州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被人们形容为“炒钱”。但从跑路及倒闭的企业在20家到25家左右看，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做实业的，涉及到皮革、电线、电缆、眼镜等实体部门。虽然温州乱象的表面是高利贷盛行，而其背后实际上是实业不兴，温州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的加剧与蔓延，类似问题也不仅仅存在温州及温州模式。
实业不兴导致投资“离浙江化、离实体化”
浙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直很高，3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25.2%。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的平均贡献率为54.7%，限额以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近67%。从产业结构看，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竞争性行业中，其中制造业的民间投资额占竞争性行业民间投资总量的56%。从投资增速看，近7年来竞争性行业中民间投资的平均增速为18.2%，高于国有投资平均增速14.6%，制造业占竞争性行业民间投资总量的56%，
由此可见，民间投资在竞争性行业中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难以盈利成为普遍现象。201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了30%，原材料成本上涨了20%，投资却过剩，制造业利润空间只有3%～5%。2011年1～3月，温州市经贸委监测的102家制革企业、22家造纸企业及80家金属冶炼企业等高耗能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均为负增长，而分别属于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行业的35家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难以盈利成为普遍现象。
出于资金安全和收益方面的考虑，相当数量的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流出，投机需求增强，转向“炒房”、“炒煤”、“炒蒜”，最后升温到“炒钱”。在温州只有30%的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而65%则流向了投机有关投资，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外迁和民间资本外流，在温州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
2010年，人行温州中支发布的《金融支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显示，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每年外迁的企业有1000家左右，外流的资金量则更大。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一些企业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如“低压电器之都”柳市镇的规模以上企业，70%以上的利润不再投资本地产业，而是转移到外省市开发房地产、建高科技项目、开采矿产等。在温州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202.1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民间投资仅增长3.0%，这比浙江全省平均水平低26.2个百分点。多年来，温州除了正泰、德力西、华峰氨纶等20多家企业，再没有出现在本土上形成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为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温州经济增速排名全省倒数，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这与民企外迁、民资流向转移不无关系，极大影响了温州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业升级转型不畅引发投资盲目扩张
“淘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转型”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既定战略，温州制造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在于体制。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部门垄断阻碍民间投资基础设施等行业，国家垄断阻碍民间资本投资于金融、保险、通讯卫生等新型服务业，民营资本只限于传统的消费品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等。2011年以来，温州眼镜、打火机、锁具等40多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超过1/4。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市场准入没有解决，两个非公36条都没有落实，为了寻找出路，这些企业便出现了盲目扩张。
三旗集团原以电缆为主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期间，这家企业频频投资房地产，酿酒等行业。2006年以来，投资固定资产累计超过1亿元，但是各投资项目产出并不大。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光伏及房地产行业，光伏投资额达6亿多元，但成本回收较慢，过大过快的投资规模将信泰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天石电子生产环节上的某一重要手续一直未获批，导致银行对其部分信贷资金进行压缩，公司使用了一些非正规的融资手段，造成该公司资金链断。霸力集团原以制鞋为主业，2009年起南下广西开矿，先后将数千万元砸在矿上，最终资不抵债，老总外逃。疯狂的扩张，无序的转型，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
一些企业倒闭的实质原因是经营不善和盲目扩张，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间融资比例过高。部分盲目扩张的企业、“三高一低”的行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本身就不应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但由于传统的金融体系无法充分吸纳和转化逐利性的民间资本，使得民间资本缺乏有效投资渠道，犹如面临着一些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或进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场因素干扰下被迫退出的“弹簧门”。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垄断性行业中的民间投資比重很低，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铁路、航空、邮政业的民间投资几乎为零，可见，垄断性行业的“闸门”并未实质性的打开，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市场要素瓶颈，使温州陷入“资金洼地，资本凹地”的困境。
市场失衡导致融资成本高企
民间信贷、地下钱庄等做法被认为是银根紧缩倒逼市场优化资金配置的结果，过高的融资成本是导致温州乱象的直接原因。亟需资金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低，愈加缺乏吸引力，而资本市场由于其高杠杆性，可以放大投入回报率。因此，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的利率。市场上长期民间借贷利率的平均月息为30%～50%，个案中甚至出现180%的高利。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0.8分，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到3分，逐年翻番。
据官方数据，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综合成本比2010年同期上升15%以上，1～5月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同比增长46%，整个市场的平衡被打破。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高利贷”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40亿元。
当前央行已将基准贷款利率上调100个基点，但小型企业面临更加陡峭的利率上升。省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中小企业手上并不缺订单，但就是贷不到款。即使贷到款，银行往往对中小企业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至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报、搭购相关理财产品、支付财务中介费用等，实际的贷款成本接近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
从根本来看，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便没有对风险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当信贷缩减时，银行就不会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中小企业，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当前高利贷能够盛行的主要原因。把贷款需求更为迫切的民营企业推到承担成本的第一线，导致现在民间高利贷猖獗，这就等于在正规金融的体制内外都提高了融资成本。
结论与建议
市场经济准入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民间投资在将近39个产业领域存在着实际上的“限进”情况，导致民间投资的产业进入深度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扩张。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但目前这些行业当大多数趋于饱和，盈利空间有限，在制造业等领域低利润使得民间投资裹足不前，严重影响投资积极性。国企与民企争利，导致民间资本投资结构扭曲。当民间资本逐渐从股市、房市、矿产中被挤压出来，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跑路”企业的负债情况来看，有些企业民间借贷占总负债的比例并不高，如江南皮革21%，唐鹰服饰1%。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问题之所以爆发，主要是由于过长时期的实际负利率及投资渠道狭窄导致更多的资金偏离正规金融体系以寻求保值与收益的结果。浙江实证表明民间投资受银行信贷支持影响较大，1个单位的银行信贷减少能降低民间投资0.368个百分点。当民间投资部门不能从银行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时，往往只能寻求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非正规金融市场支持，而这种疏于监管的金融体制很容易造成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与国家调控政策的失效。应该大力提高民间资本的法律地位并进一步加强监管。
金融改革的根本是放开疏通，中国应努力改革当前过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农村和中小企业相对分散的、小规模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因此，政府还应加大对民间投资部门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快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建立，尽快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到正规金融的框架监管下，并建立多方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短期来看，要推进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以及特殊的融资渠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虽然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略有减少，但由于2011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减少了4600亿元，两相抵消，表明社会融资扣除银行贷款的剩余部分不减反增，仍然产生了庞大的可贷资金。那么，如何让这些庞大的可贷资金用于真正需要的中小企业？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破解困局的根本出路。
从政策层面，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确定了金融支持小企业的数项举措，包括加大信贷支持，拓宽债券融资等融资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由此看来，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与范围，并积极采取措施，但真正吸引民间投资进入，还需要坚持“让利与民”的原则，在现有的市场规模下，应该让民间投资更多的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而不仅仅是进入一些过剩的、不获利的行业及领域，要为民间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规范引导，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非公36条”、“新36条”的实施结果证明了民营企业、民间资本难以取得发展的关键原因是不公平竞争，但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鉴于在温州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和当前所面临的宏观和微观政策环境障碍，要想发挥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要从当前民间投资所面临的困难和发展趋势出发，更要从战略定位、政策环境、金融改革、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间投资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将民间投资引导到规范的发展道路上来。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温州乱象的由来
自2011年3月起，在民营经济与民间金融发达的“借贷之城”温州，高利贷引发了近百民企老板集体失踪，揭开了温州老板的“跑路”（外逃）风潮，包括江南皮革、三旗集团、港尚记、波特曼，以及温州最大的眼镜商信泰集团等，已达近百人。很显然，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温州老板“跑路”已经超出简单经济事件的范畴，甚至被认为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或“中国式的金融风暴”。这些倒闭企业的规模及行业都各不相同，而这些老板纷纷“跑路”的原因只有一个——资金链断裂。其表象是民间利率偏离基准利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是些质量不错的企业。那么，问题究竟何在？
温州企业的现状其实是我国中小企業目前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在紧缩政策之下，2011年全社会融资总量减少，实体经济普遍感觉信贷供应偏紧，而中小企业更是面临现金周转困难，贷款无门，进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其经营压力甚至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
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农村金融之谜”。这种现象在以农民创业和农村工业化为特征，通过民营经济得以发展的浙江，尤其是温州更加显著。温州不仅是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样板”，它正是在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民间资本实现了高速增长。在当前信贷紧缩的背景下，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比任何时期都要旺盛，如果无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获得足够资金，它们就会去寻求民间资本来解决自身融资难的问题。大量的调研事实标明，农村经济主体（农户和中小企业）在产生金融需求的时候，更多的是依赖民间金融。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使得民间借贷繁盛，但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
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温州中支）2011年二季度的调查，温州已有89%的家庭及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其规模高达1100亿元。而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调查也显示，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有70%左右的主要资金源于民间借贷。2011年上半年，温州当地发生的民间借贷高达485.5亿元，成为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企业缺钱、资本缺路”现实背景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量大概是在1100亿元左右，但占约40%资金规模没有进入生产投资领域。投资领域一般分为三类：竞争性投资领域、基础性投资领域和公益性投资领域，目前温州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竞争性营利性投资领域，政府投资集中在非营利性投资领域。浙江省工商联针对近8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浙江民间投资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还不到10%，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民间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民营资本进入电、煤、气、水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占比例只有1.1%，进入金融业的只有0.1%，进入公共设施领域的只有0.4%。
温州乱象的表面是高利贷盛行，而乱象的背后实际上是实业不兴，温州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的加剧与蔓延。在温州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被人们形容为“炒钱”。但从跑路及倒闭的企业在20家到25家左右看，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做实业的，涉及到皮革、电线、电缆、眼镜等实体部门。虽然温州乱象的表面是高利贷盛行，而其背后实际上是实业不兴，温州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产业空心化的加剧与蔓延，类似问题也不仅仅存在温州及温州模式。
实业不兴导致投资“离浙江化、离实体化”
浙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一直很高，3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25.2%。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的平均贡献率为54.7%，限额以上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近67%。从产业结构看，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竞争性行业中，其中制造业的民间投资额占竞争性行业民间投资总量的56%。从投资增速看，近7年来竞争性行业中民间投资的平均增速为18.2%，高于国有投资平均增速14.6%，制造业占竞争性行业民间投资总量的56%，
由此可见，民间投资在竞争性行业中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难以盈利成为普遍现象。201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升了30%，原材料成本上涨了20%，投资却过剩，制造业利润空间只有3%～5%。2011年1～3月，温州市经贸委监测的102家制革企业、22家造纸企业及80家金属冶炼企业等高耗能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均为负增长，而分别属于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行业的35家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难以盈利成为普遍现象。
出于资金安全和收益方面的考虑，相当数量的民间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流出，投机需求增强，转向“炒房”、“炒煤”、“炒蒜”，最后升温到“炒钱”。在温州只有30%的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而65%则流向了投机有关投资，阻碍了实体经济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外迁和民间资本外流，在温州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
2010年，人行温州中支发布的《金融支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显示，金融危机后，温州企业外迁、民资外流加剧。每年外迁的企业有1000家左右，外流的资金量则更大。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一些企业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如“低压电器之都”柳市镇的规模以上企业，70%以上的利润不再投资本地产业，而是转移到外省市开发房地产、建高科技项目、开采矿产等。在温州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202.13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民间投资仅增长3.0%，这比浙江全省平均水平低26.2个百分点。多年来，温州除了正泰、德力西、华峰氨纶等20多家企业，再没有出现在本土上形成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2009年，温州人均GDP仅为4604美元，全省倒数第三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温州经济增速排名全省倒数，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这与民企外迁、民资流向转移不无关系，极大影响了温州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产业升级转型不畅引发投资盲目扩张
“淘汰产能过剩，产业升级转型”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既定战略，温州制造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在于体制。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部门垄断阻碍民间投资基础设施等行业，国家垄断阻碍民间资本投资于金融、保险、通讯卫生等新型服务业，民营资本只限于传统的消费品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等。2011年以来，温州眼镜、打火机、锁具等40多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超过1/4。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市场准入没有解决，两个非公36条都没有落实，为了寻找出路，这些企业便出现了盲目扩张。
三旗集团原以电缆为主业，在货币政策宽松期间，这家企业频频投资房地产，酿酒等行业。2006年以来，投资固定资产累计超过1亿元，但是各投资项目产出并不大。信泰集团进军太阳能光伏及房地产行业，光伏投资额达6亿多元，但成本回收较慢，过大过快的投资规模将信泰推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天石电子生产环节上的某一重要手续一直未获批，导致银行对其部分信贷资金进行压缩，公司使用了一些非正规的融资手段，造成该公司资金链断。霸力集团原以制鞋为主业，2009年起南下广西开矿，先后将数千万元砸在矿上，最终资不抵债，老总外逃。疯狂的扩张，无序的转型，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
一些企业倒闭的实质原因是经营不善和盲目扩张，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间融资比例过高。部分盲目扩张的企业、“三高一低”的行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本身就不应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但由于传统的金融体系无法充分吸纳和转化逐利性的民间资本，使得民间资本缺乏有效投资渠道，犹如面临着一些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或进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场因素干扰下被迫退出的“弹簧门”。在浙江，尤其是温州，垄断性行业中的民间投資比重很低，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铁路、航空、邮政业的民间投资几乎为零，可见，垄断性行业的“闸门”并未实质性的打开，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市场要素瓶颈，使温州陷入“资金洼地，资本凹地”的困境。
市场失衡导致融资成本高企
民间信贷、地下钱庄等做法被认为是银根紧缩倒逼市场优化资金配置的结果，过高的融资成本是导致温州乱象的直接原因。亟需资金的实体经济回报率低，愈加缺乏吸引力，而资本市场由于其高杠杆性，可以放大投入回报率。因此，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的利率。市场上长期民间借贷利率的平均月息为30%～50%，个案中甚至出现180%的高利。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0.8分，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到3分，逐年翻番。
据官方数据，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综合成本比2010年同期上升15%以上，1～5月全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同比增长46%，整个市场的平衡被打破。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调控而“高利贷”利润走高，“藏富于民”的温州人闲置资本逐渐从房地产投资转移到民间借贷上，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40亿元。
当前央行已将基准贷款利率上调100个基点，但小型企业面临更加陡峭的利率上升。省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中小企业手上并不缺订单，但就是贷不到款。即使贷到款，银行往往对中小企业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至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报、搭购相关理财产品、支付财务中介费用等，实际的贷款成本接近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
从根本来看，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银行没有资金定价自主权，便没有对风险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动力。当信贷缩减时，银行就不会将有限的贷款额度给予中小企业，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当前高利贷能够盛行的主要原因。把贷款需求更为迫切的民营企业推到承担成本的第一线，导致现在民间高利贷猖獗，这就等于在正规金融的体制内外都提高了融资成本。
结论与建议
市场经济准入政策存在很大差异，民间投资在将近39个产业领域存在着实际上的“限进”情况，导致民间投资的产业进入深度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扩张。行业垄断的后果是民间资本只能在充分竞争领域内进行，但目前这些行业当大多数趋于饱和，盈利空间有限，在制造业等领域低利润使得民间投资裹足不前，严重影响投资积极性。国企与民企争利，导致民间资本投资结构扭曲。当民间资本逐渐从股市、房市、矿产中被挤压出来，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跑路”企业的负债情况来看，有些企业民间借贷占总负债的比例并不高，如江南皮革21%，唐鹰服饰1%。
民间借贷自古有之，问题之所以爆发，主要是由于过长时期的实际负利率及投资渠道狭窄导致更多的资金偏离正规金融体系以寻求保值与收益的结果。浙江实证表明民间投资受银行信贷支持影响较大，1个单位的银行信贷减少能降低民间投资0.368个百分点。当民间投资部门不能从银行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时，往往只能寻求以民间金融为主体的非正规金融市场支持，而这种疏于监管的金融体制很容易造成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与国家调控政策的失效。应该大力提高民间资本的法律地位并进一步加强监管。
金融改革的根本是放开疏通，中国应努力改革当前过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以适应农村和中小企业相对分散的、小规模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因此，政府还应加大对民间投资部门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快中小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建立，尽快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到正规金融的框架监管下，并建立多方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短期来看，要推进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融资平台，并且通过减税以及特殊的融资渠道扶持真正参与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虽然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略有减少，但由于2011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减少了4600亿元，两相抵消，表明社会融资扣除银行贷款的剩余部分不减反增，仍然产生了庞大的可贷资金。那么，如何让这些庞大的可贷资金用于真正需要的中小企业？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破解困局的根本出路。
从政策层面，2011年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确定了金融支持小企业的数项举措，包括加大信贷支持，拓宽债券融资等融资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及减免企业所得税等。由此看来，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与范围，并积极采取措施，但真正吸引民间投资进入，还需要坚持“让利与民”的原则，在现有的市场规模下，应该让民间投资更多的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而不仅仅是进入一些过剩的、不获利的行业及领域，要为民间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规范引导，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非公36条”、“新36条”的实施结果证明了民营企业、民间资本难以取得发展的关键原因是不公平竞争，但市场主体地位的形成、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鉴于在温州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和当前所面临的宏观和微观政策环境障碍，要想发挥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既要从当前民间投资所面临的困难和发展趋势出发，更要从战略定位、政策环境、金融改革、社会服务等各方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间投资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将民间投资引导到规范的发展道路上来。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