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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可怪之论”
在《读书》读到陈来《默默而观冯友兰》，知道冯先生常发“非常可怪之论”，且论之所向，并不囿在“国学”圈子里，更不是峨冠博带，四平八稳。目前书刊出版繁荣，但要从中发现一个冯先生那样“非常可怪之论”，却甚难。冯先生毕生治史，成就高大自不必说。但就我说，倒对冯先生那三言两语的“非常可怪之论”敬佩不已。愿闻“非常可怪之论”，厌听“老生常谈”，不知这是否为“非常可怪之论”？
辛予
见而生喜
胡晓明先生有一则读书小札，题为《听雨、看月、弄水》，(《读书》第三期)“听”字写出凝伫精思，“看”字写出月轮浮沉，“弄”更有推敲的余地，见出戏谑多情。这种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式的构题，倒也大有“千古绝唱”之嫌呢。作者们多字斟句酌，于是给读者奉献出的大多为潇洒飘逸、典雅细腻的语言，读来琅琅上口，令人见而生喜。
徐吉元
人物素描
读《读书》上赵萝蕤的《怀念叶公超老师》，也真算得一种文化享受。赵先生已是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她所怀念的却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大学里的老师。写这样的回忆文章可真不容易，然而作者以淡淡的素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三十年代一位青年教授的精神风貌。赵先生笔下的叶公超，虽然受过西洋文化的洗礼，有所追求，却并不追求那种过份奢侈的生活方式。令人羡慕的也许就是这种中国文化人固有的生活观、价值观吧。而且叶公超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教授、专家、学者那样挚爱祖国，日寇入侵，高校南迁，生活艰苦，弦歌不辍。以后虽出国讲学，寓居海外，仍然思念祖国，心系中华。今天其人已殁，著述犹存，遗文编集，传之后人，亦可谓胜事了。赵萝蕤为叶老师绘制的这一幅素描，诚为散文艺术的精品，弥足珍贵。
戎椿年
读后生疑
《读书》第六期载王宗炎先生《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一文，坦诚地谈了自己对陈建民先生《语言文化社会新探》的评价与批评。作者对陈著中“大量的习用语或跟社会生活中的陋俗恶习有关，或比喻被带上贬意色彩，或跟政治运动有关的贬意词语，几乎都是三音节的”。提出反驳，这本身是有所根据的，也是有反驳理由的，但行文却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文中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作者没有注意到，只就与政治运动有关的词语而论，三音节而有褒义的结构也有不少。随手拈来就有……”随后是二十七个例子。其实，陈著说“某类贬意词几乎全是三音节的”，并不等于说“三音节的某类词全是贬意词。正如王先生完全可以用一些四音节的贬意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贪污腐化，行贿受贿，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等等。
东东
我的印象
昨天购得贵刊第七期，在浏览中先挑最短一篇《斯蒂芬·金现象》一读，不禁纳闷，因为同我对斯蒂芬·金的印象不同。此人的小说，我只读过两本。一本叫“它”(It，一九八六)，写的是美国一个小镇上一群孩子联合起来与变幻为一名马戏团小丑诱杀儿童的“它”作斗争，经过几个回合，直至成长为大人后，才制而胜之。值得玩味的是，一旦获胜，这段斗争史就从胜利者脑中消逝，忘却干净，回到日常生活，昔年的战斗友情也转向淡薄。这本小说中有几段读来令人背脊发凉，但总的说来是紧张胜于恐怖。有几段描写令我想起自己童年，就象看斯匹堡的电影时的感受。
另一本叫《龙的眼睛》(The Eyce of theDragon，一九八七)，写一个幻想的王国中，魔术师的宰相毒杀了国王，陷害了聪明的太子，把平庸的二王子立为傀儡国王，在几个少年的帮助下，太子脱险，战胜了魔术师。如果我的孩子尚幼，我会放心地让他去看这本童话小说，而不必担心他走向疯狂的。只看了两本，当然不敢妄评斯蒂芬·金，更不敢随便谈论“金现象”。不过我想，美国书市和电影中不乏多种庸俗的暴力、恐怖、色情之作，而斯蒂芬·金能赢得如此众多读者，总有一些可取之特点吧。
原山
微妙的美
这期看到痖弦《温柔，不需要声音》一文，感想很多。与其说台湾的散文逐渐发展成一种内容丰富的文类，不如说那些散文总是带着一种松闲的心情竭力去找寻生活中微妙的美。而这也正是大陆当代散文所缺少的。
生活得轻松一点，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人都很潇洒，是吗？
崔振鸣
不尽如意
世间大小事尽如人意者少，不尽如人意者多。读《读书》也有不能尽如人意处。每期《读书》都送来几本自己心向往之的好书的消息，可走进书店，大都是不好(我个人以为)且贵的货色，难寻一册《读书》推荐介绍的书，旧版、新版概莫能外。友人曾为一书苦等一二年，跑书店无数，好不令人沮丧。而另一种声音又出来喊书店库存积压。一边买不到，一边卖不了，二者面面相觑，想来也好笑。这自然又不是《读书》能奈何的事。
邱浩东
不能盲从
发表书评文字，不应完全局限于时间性，有些书不是一眼就能评述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研读，才能得出比较中肯、又很贴切的结论，这在文学方面更不乏其例(如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在出版后很久，才获得英、美文坛的首肯，英国D·H·劳伦斯的作品亦然如此)，所以新书评介和旧书重评应同样受到重视，并大力发扬写书评前认真研读的崇实精神，切忌人云亦云和廉价吹捧，“评论家应该做每部作品的忠实裁判，而不能盲从流行的见解”(美国厄普代克)。
王治国
在《读书》读到陈来《默默而观冯友兰》，知道冯先生常发“非常可怪之论”，且论之所向，并不囿在“国学”圈子里，更不是峨冠博带，四平八稳。目前书刊出版繁荣，但要从中发现一个冯先生那样“非常可怪之论”，却甚难。冯先生毕生治史，成就高大自不必说。但就我说，倒对冯先生那三言两语的“非常可怪之论”敬佩不已。愿闻“非常可怪之论”，厌听“老生常谈”，不知这是否为“非常可怪之论”？
辛予
见而生喜
胡晓明先生有一则读书小札，题为《听雨、看月、弄水》，(《读书》第三期)“听”字写出凝伫精思，“看”字写出月轮浮沉，“弄”更有推敲的余地，见出戏谑多情。这种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式的构题，倒也大有“千古绝唱”之嫌呢。作者们多字斟句酌，于是给读者奉献出的大多为潇洒飘逸、典雅细腻的语言，读来琅琅上口，令人见而生喜。
徐吉元
人物素描
读《读书》上赵萝蕤的《怀念叶公超老师》，也真算得一种文化享受。赵先生已是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她所怀念的却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大学里的老师。写这样的回忆文章可真不容易，然而作者以淡淡的素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三十年代一位青年教授的精神风貌。赵先生笔下的叶公超，虽然受过西洋文化的洗礼，有所追求，却并不追求那种过份奢侈的生活方式。令人羡慕的也许就是这种中国文化人固有的生活观、价值观吧。而且叶公超也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教授、专家、学者那样挚爱祖国，日寇入侵，高校南迁，生活艰苦，弦歌不辍。以后虽出国讲学，寓居海外，仍然思念祖国，心系中华。今天其人已殁，著述犹存，遗文编集，传之后人，亦可谓胜事了。赵萝蕤为叶老师绘制的这一幅素描，诚为散文艺术的精品，弥足珍贵。
戎椿年
读后生疑
《读书》第六期载王宗炎先生《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一文，坦诚地谈了自己对陈建民先生《语言文化社会新探》的评价与批评。作者对陈著中“大量的习用语或跟社会生活中的陋俗恶习有关，或比喻被带上贬意色彩，或跟政治运动有关的贬意词语，几乎都是三音节的”。提出反驳，这本身是有所根据的，也是有反驳理由的，但行文却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文中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作者没有注意到，只就与政治运动有关的词语而论，三音节而有褒义的结构也有不少。随手拈来就有……”随后是二十七个例子。其实，陈著说“某类贬意词几乎全是三音节的”，并不等于说“三音节的某类词全是贬意词。正如王先生完全可以用一些四音节的贬意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贪污腐化，行贿受贿，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等等。
东东
我的印象
昨天购得贵刊第七期，在浏览中先挑最短一篇《斯蒂芬·金现象》一读，不禁纳闷，因为同我对斯蒂芬·金的印象不同。此人的小说，我只读过两本。一本叫“它”(It，一九八六)，写的是美国一个小镇上一群孩子联合起来与变幻为一名马戏团小丑诱杀儿童的“它”作斗争，经过几个回合，直至成长为大人后，才制而胜之。值得玩味的是，一旦获胜，这段斗争史就从胜利者脑中消逝，忘却干净，回到日常生活，昔年的战斗友情也转向淡薄。这本小说中有几段读来令人背脊发凉，但总的说来是紧张胜于恐怖。有几段描写令我想起自己童年，就象看斯匹堡的电影时的感受。
另一本叫《龙的眼睛》(The Eyce of theDragon，一九八七)，写一个幻想的王国中，魔术师的宰相毒杀了国王，陷害了聪明的太子，把平庸的二王子立为傀儡国王，在几个少年的帮助下，太子脱险，战胜了魔术师。如果我的孩子尚幼，我会放心地让他去看这本童话小说，而不必担心他走向疯狂的。只看了两本，当然不敢妄评斯蒂芬·金，更不敢随便谈论“金现象”。不过我想，美国书市和电影中不乏多种庸俗的暴力、恐怖、色情之作，而斯蒂芬·金能赢得如此众多读者，总有一些可取之特点吧。
原山
微妙的美
这期看到痖弦《温柔，不需要声音》一文，感想很多。与其说台湾的散文逐渐发展成一种内容丰富的文类，不如说那些散文总是带着一种松闲的心情竭力去找寻生活中微妙的美。而这也正是大陆当代散文所缺少的。
生活得轻松一点，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人都很潇洒，是吗？
崔振鸣
不尽如意
世间大小事尽如人意者少，不尽如人意者多。读《读书》也有不能尽如人意处。每期《读书》都送来几本自己心向往之的好书的消息，可走进书店，大都是不好(我个人以为)且贵的货色，难寻一册《读书》推荐介绍的书，旧版、新版概莫能外。友人曾为一书苦等一二年，跑书店无数，好不令人沮丧。而另一种声音又出来喊书店库存积压。一边买不到，一边卖不了，二者面面相觑，想来也好笑。这自然又不是《读书》能奈何的事。
邱浩东
不能盲从
发表书评文字，不应完全局限于时间性，有些书不是一眼就能评述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研读，才能得出比较中肯、又很贴切的结论，这在文学方面更不乏其例(如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在出版后很久，才获得英、美文坛的首肯，英国D·H·劳伦斯的作品亦然如此)，所以新书评介和旧书重评应同样受到重视，并大力发扬写书评前认真研读的崇实精神，切忌人云亦云和廉价吹捧，“评论家应该做每部作品的忠实裁判，而不能盲从流行的见解”(美国厄普代克)。
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