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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特别强调日籍汉译的便捷、有效：
至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会奏，力陈变法诸事，其中之一是“奖励译书”，特别提倡翻译日本法政、文教类书籍：
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有自创自纂者，有转移西国书者，有就西国书重加删订酌改者，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矣。[15]
时人热衷日籍，首要原因是翻译便捷。戊戌间李盛铎上《请开馆译书折》，其说颇有代表性：
至日本明治以来，所译西书极多，由东译华，较译之西文尤为便捷。
明治时代的日文大部分是汉字(今之日语中汉字占二分之一弱)，仅插入少量假名助词、形容词，故康氏有“费日无多”的判断。黄遵宪则有日文“不学而能”的说法，梁启超更以翻译日文为易事，他1899年所撰《清议报》社评《论学日本文之益》称：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我所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16]
日本语文自有特色，中国人真正掌握，其实颇不容易。康、梁等论学日文之易，不尽科学，但他们鼓吹的日文速成法，正是急切渴求外来新知的清末士子所乐于采用的。
清末人士主张广译东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已大量翻译欧美典籍。对此，康有为在戊戌前给光绪帝上的《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已有阐述：
(日本)其变法自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学、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成译矣。
盛宣怀在《奏请设立译书院片》中说，日本维新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他建议“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对日译西书的情况有更详细的论列：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译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关于日本已经译出大量西洋典籍可资我急用的认识，张之洞与康、梁略同。
既然日籍已经译介西学之精粹，日文又易于为中国士子所掌握，加之清末已有大批留学生及政治流亡者滞留日本，翻译机构也纷纷建立。边学习边译作的留日学生是翻译日籍的主体，而张之洞派遣的湖北留日生又是其中生力，湖北第一位留日学生戢翼翚可谓开路先锋。戢于1896年赴日，先在嘉纳治五郎的语言学校学习，随即就读亦乐书院和东京专门学校，1900年与唐宝锷合撰《东语正规》，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学习日语的教科书，流传甚广。同年12月，与杨廷栋等创办“译书汇编社”，戢任社长，发行《译书汇编》月刊(1903年更名《政法学报》)，其宗旨为“采择东西各政治之书，分期译载……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译书汇编社至1903年译印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论》等西方名著及长文67篇，当然都是从日语译本转译的。戢还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联合创办“作新社”，在上海设出洋学生编辑所，翻译出版日本社会科学著作，如《原政》《新编国家学》《政海波澜》《行政法》等。前述戢翼翚、唐宝锷合编的《东语正规》也在此社出版。作新社还编著《东中大辞典》，为集成之作。戢翼翚自己翻译了日人著《代议政治论》、德人著《政治学》(从日译本转译)等书。 继戢氏之后，湖北留日学生范熙壬等创办“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成员多达百人。所办《新译界》，着重政法、文学、时事类译述，以达中国与世界文明互相沟通的目标，“一曰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存之，否则去之。二曰拣译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于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去之。”显示了一种颇高的文化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1900年以后的几年间，留日学生竞相在东京创办译书团体，除上述外，还有1902年11月创办于东京的湖南编译社，编辑《游学译编》12期，此外还有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国学社、东新译社、闽学会等。 清末十余年间，社会需求、文本、译者、翻译出版机构一应俱全，日籍汉译便成为移译西学入华的速成之法，中国翻译的日文书(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自撰西学书籍)急速增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壬寅、癸卯间(指1902、1903年——引者)(留日学界)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
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载，1896至1911年间，中国翻译出版日文书籍958种，年均64种。其中最大宗为社会科学译品，计366种；次为世界史地译书，计175种；再次为语文书，计133种；应用科学及自然科学译书近百种；中国史地书63种。此外尚有多种译自日文的中小学堂教科书未计入总数内。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所收译书目录显示，1850—1899年，汉译西书567种，其中英美图书占65%，日本图书占15%；1901—1904年，中国翻译出版外国书籍533种，其中英国55种，美国32种，法国15种，德国25种，俄国4种，其他国家81种，而日本则达321种，占总数60.2%。这一统计大体反映了晚清译书情势的变化。[17]
清末新学堂的教科书，也被汉译日本教科书的改订本所覆盖，连“教科书”一词也是从日本输入的。商务印书馆曾翻译几十种日本教科书，但销售不畅，1902年成立编译所，由张元济(1867—1959)负责，请蒋维乔(1873—1958)等对日本教科书的汉译本加以润色、增删，冠以“最新小学教科书”之名，重新出版，大获成功，1902—1910年销售突破30万册。文明书局等出版机构也有类似举措。
清末十余年间，汉译日籍成为中国读书界的主体读物，时人称：
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18]
清末汉译日籍的数量，动辄数千，甚至数万册，较之此前汉译西书的数量是一大飞跃。梁启超1898年6月的《新政诏书恭跋》写道：“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19]这种悬殊的数量比差，显示了广译东书的巨大实效。
汉译日籍之所以雄踞清末民初中国图书市场，不仅因为它们供应了经过消化提炼的西学知识，而且因为翻译主体已由明清之际及清咸同之际的西方传教士，转变为中国学人，故其文字表述切近中国人。日籍使用的实词多为汉字古典词，注入的新义也可以从汉字字面获得合理的诠释；即使是日制汉字新语，因其构词法遵循汉语传统，大都可以从汉字字面推断实际内涵，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使用稍久，即融入汉字词库。既然有此便利，中国人翻译日籍，对于其中汉字新语，基本上是照搬、照用。当时学人称：
吾国人士研究政法者，多取道于日本，累年以来，以数千计。学有习得，复编译新籍，以惠国人……所惜者，名词艰涩，含旨精深，译者既未敢擅易……[20]
这段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日籍时，中国译者对于名词(尤其是其中的术语)“未敢擅易”，也即不作重译，而直接沿袭日本的汉字译名。后来，语言学家王力总结这一现象说：
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21]
这便导致日制汉字词以原生态大量入华。
在“留日热”“译东书热”的推助下，“日本新名词”在清末民初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充溢于中国人的口谈笔下。时人说：
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22]
“开口便是，下笔即来”一语，实在是当年袭用日本新名词情状的写照。
清末民初“日本新名词”入华难以胜数。王力在《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例举若干“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新语，可略见“日本新名词”入华的大貌。
除词汇外，日式词缀，如~的(人为的、独创的)，~化(工业化、现代化)，~学(科学、民族学)，~论(方法论、唯心论)，~感(快感、痛感)，~性(男性、有效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代(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等等，也为现代汉语所接纳，广为使用。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词缀的引入现代汉语，并非始于日籍入华，此前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的著译中已多次出现，如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1866—1869)便以“~的”词形翻译若干英文词汇：abstinent、 temperate节用的、检的、检点的，accumulative积埋的、累积的，actual 、real实在的、当真的，donee受送物的，等等。日本在江户末期，受中国俗文学影响，已出现“~的”词形。而在现代义上广为使用“~的”，则在明治初年，书刊中大量涌现“低低的、匆匆的、寒冷的、下等的”词形，学术翻译书更有“生理的试验法”“健康的情感”“器械的规则”“化学的引力”等连体修饰语。随着汉译日籍入华，“~的”也在中国传用开来，成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常用的“的”字短语，以助词“的”附着于词或词组之后形成具有名词功能的组合。
“日本新汉语”入华是一复杂现象，牵涉到中、西、日文化三边交叉互动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切忌简单化地笼统论说。
参 考 文 献
[15]东华录续录(169卷).
[16]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
[17]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远东季刊，1954，13(13)：318-319.
[18]诸宗元，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中国近代出版史料(2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95.
[1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
[20]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海：三联书店，1983：299.
[21]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第1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695.
[22]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1732.
冯天瑜：武汉大学，430072
至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会奏，力陈变法诸事，其中之一是“奖励译书”，特别提倡翻译日本法政、文教类书籍：
缘日本言政言学各书，有自创自纂者，有转移西国书者，有就西国书重加删订酌改者，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率相近。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者欲学翻译东书，半年即成，凿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矣。[15]
时人热衷日籍，首要原因是翻译便捷。戊戌间李盛铎上《请开馆译书折》，其说颇有代表性：
至日本明治以来，所译西书极多，由东译华，较译之西文尤为便捷。
明治时代的日文大部分是汉字(今之日语中汉字占二分之一弱)，仅插入少量假名助词、形容词，故康氏有“费日无多”的判断。黄遵宪则有日文“不学而能”的说法，梁启超更以翻译日文为易事，他1899年所撰《清议报》社评《论学日本文之益》称：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我所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16]
日本语文自有特色，中国人真正掌握，其实颇不容易。康、梁等论学日文之易，不尽科学，但他们鼓吹的日文速成法，正是急切渴求外来新知的清末士子所乐于采用的。
清末人士主张广译东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已大量翻译欧美典籍。对此，康有为在戊戌前给光绪帝上的《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已有阐述：
(日本)其变法自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学、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成译矣。
盛宣怀在《奏请设立译书院片》中说，日本维新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他建议“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梁启超的《论学日本文之益》对日译西书的情况有更详细的论列：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译于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关于日本已经译出大量西洋典籍可资我急用的认识，张之洞与康、梁略同。
既然日籍已经译介西学之精粹，日文又易于为中国士子所掌握，加之清末已有大批留学生及政治流亡者滞留日本，翻译机构也纷纷建立。边学习边译作的留日学生是翻译日籍的主体，而张之洞派遣的湖北留日生又是其中生力，湖北第一位留日学生戢翼翚可谓开路先锋。戢于1896年赴日，先在嘉纳治五郎的语言学校学习，随即就读亦乐书院和东京专门学校，1900年与唐宝锷合撰《东语正规》，成为中国留日学生学习日语的教科书，流传甚广。同年12月，与杨廷栋等创办“译书汇编社”，戢任社长，发行《译书汇编》月刊(1903年更名《政法学报》)，其宗旨为“采择东西各政治之书，分期译载……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译书汇编社至1903年译印出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斯宾塞的《代议政治论》等西方名著及长文67篇，当然都是从日语译本转译的。戢还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联合创办“作新社”，在上海设出洋学生编辑所，翻译出版日本社会科学著作，如《原政》《新编国家学》《政海波澜》《行政法》等。前述戢翼翚、唐宝锷合编的《东语正规》也在此社出版。作新社还编著《东中大辞典》，为集成之作。戢翼翚自己翻译了日人著《代议政治论》、德人著《政治学》(从日译本转译)等书。 继戢氏之后，湖北留日学生范熙壬等创办“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成员多达百人。所办《新译界》，着重政法、文学、时事类译述，以达中国与世界文明互相沟通的目标，“一曰维持吾国固有之文明以求合于世界，为世界所同认者存之，否则去之。二曰拣译世界最新之学理以输入于吾国，为吾国所适宜者则取之，否则去之。”显示了一种颇高的文化追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1900年以后的几年间，留日学生竞相在东京创办译书团体，除上述外，还有1902年11月创办于东京的湖南编译社，编辑《游学译编》12期，此外还有教科书译辑社、会文学社、国学社、东新译社、闽学会等。 清末十余年间，社会需求、文本、译者、翻译出版机构一应俱全，日籍汉译便成为移译西学入华的速成之法，中国翻译的日文书(包括日译西书和日人自撰西学书籍)急速增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壬寅、癸卯间(指1902、1903年——引者)(留日学界)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
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载，1896至1911年间，中国翻译出版日文书籍958种，年均64种。其中最大宗为社会科学译品，计366种；次为世界史地译书，计175种；再次为语文书，计133种；应用科学及自然科学译书近百种；中国史地书63种。此外尚有多种译自日文的中小学堂教科书未计入总数内。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所收译书目录显示，1850—1899年，汉译西书567种，其中英美图书占65%，日本图书占15%；1901—1904年，中国翻译出版外国书籍533种，其中英国55种，美国32种，法国15种，德国25种，俄国4种，其他国家81种，而日本则达321种，占总数60.2%。这一统计大体反映了晚清译书情势的变化。[17]
清末新学堂的教科书，也被汉译日本教科书的改订本所覆盖，连“教科书”一词也是从日本输入的。商务印书馆曾翻译几十种日本教科书，但销售不畅，1902年成立编译所，由张元济(1867—1959)负责，请蒋维乔(1873—1958)等对日本教科书的汉译本加以润色、增删，冠以“最新小学教科书”之名，重新出版，大获成功，1902—1910年销售突破30万册。文明书局等出版机构也有类似举措。
清末十余年间，汉译日籍成为中国读书界的主体读物，时人称：
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18]
清末汉译日籍的数量，动辄数千，甚至数万册，较之此前汉译西书的数量是一大飞跃。梁启超1898年6月的《新政诏书恭跋》写道：“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19]这种悬殊的数量比差，显示了广译东书的巨大实效。
汉译日籍之所以雄踞清末民初中国图书市场，不仅因为它们供应了经过消化提炼的西学知识，而且因为翻译主体已由明清之际及清咸同之际的西方传教士，转变为中国学人，故其文字表述切近中国人。日籍使用的实词多为汉字古典词，注入的新义也可以从汉字字面获得合理的诠释；即使是日制汉字新语，因其构词法遵循汉语传统，大都可以从汉字字面推断实际内涵，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使用稍久，即融入汉字词库。既然有此便利，中国人翻译日籍，对于其中汉字新语，基本上是照搬、照用。当时学人称：
吾国人士研究政法者，多取道于日本，累年以来，以数千计。学有习得，复编译新籍，以惠国人……所惜者，名词艰涩，含旨精深，译者既未敢擅易……[20]
这段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日籍时，中国译者对于名词(尤其是其中的术语)“未敢擅易”，也即不作重译，而直接沿袭日本的汉字译名。后来，语言学家王力总结这一现象说：
现代汉语中的意译词语，大多数不是中国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21]
这便导致日制汉字词以原生态大量入华。
在“留日热”“译东书热”的推助下，“日本新名词”在清末民初如排山倒海般涌入，充溢于中国人的口谈笔下。时人说：
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22]
“开口便是，下笔即来”一语，实在是当年袭用日本新名词情状的写照。
清末民初“日本新名词”入华难以胜数。王力在《汉语史稿》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例举若干“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新语，可略见“日本新名词”入华的大貌。
除词汇外，日式词缀，如~的(人为的、独创的)，~化(工业化、现代化)，~学(科学、民族学)，~论(方法论、唯心论)，~感(快感、痛感)，~性(男性、有效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时代(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等等，也为现代汉语所接纳，广为使用。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词缀的引入现代汉语，并非始于日籍入华，此前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的著译中已多次出现，如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1866—1869)便以“~的”词形翻译若干英文词汇：abstinent、 temperate节用的、检的、检点的，accumulative积埋的、累积的，actual 、real实在的、当真的，donee受送物的，等等。日本在江户末期，受中国俗文学影响，已出现“~的”词形。而在现代义上广为使用“~的”，则在明治初年，书刊中大量涌现“低低的、匆匆的、寒冷的、下等的”词形，学术翻译书更有“生理的试验法”“健康的情感”“器械的规则”“化学的引力”等连体修饰语。随着汉译日籍入华，“~的”也在中国传用开来，成为现代汉语的一种常用的“的”字短语，以助词“的”附着于词或词组之后形成具有名词功能的组合。
“日本新汉语”入华是一复杂现象，牵涉到中、西、日文化三边交叉互动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切忌简单化地笼统论说。
参 考 文 献
[15]东华录续录(169卷).
[16]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
[17]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远东季刊，1954，13(13)：318-319.
[18]诸宗元，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中国近代出版史料(2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95.
[1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
[20]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海：三联书店，1983：299.
[21]汉语词汇史.王力文集(第1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695.
[22]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1732.
冯天瑜：武汉大学，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