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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差异、以及人口惯性的存在是否对生育政策调整有所启示？本文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怎样对其进行解释；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结合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并运用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二孩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至今，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变化。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转变，从高生育、低死亡转变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国家。而计划生育政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因素。从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实行之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达到了约13.4亿人，人口粗增长率从建国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数据是笔者通过《2010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如下：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笔者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笔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发展对出生率有所影响，因此选用的经济体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人口发展状况也较为稳定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数据、2010年美国统计年鉴、2007年日本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处理软件主要为Stata11.0和Excel。处理方法主要为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与GDP
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年的GDP与出生率做回归，以出生率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观察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R2值最高为美国，即出生率的变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经济增长解释。最低的为日本，R2值为0.238。中国为0.382。当然，R2值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较为显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变量GDP只能反映全国的整体水平，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不能反映個体的生存状况。因此进行第二个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与人均GDP
从回归结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为0.83；其次是中国，为0.48；最后是美国，为0.44。不论哪个结果，回归关系都较为显著。且GDP的系数都为负，其中中国人均GDP前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即每增长一个单位，出生率会下降0.004个单位，呈现负相的关系。
因此可推测，经济增长与出生率之间有反向变动的关系。
3.出生率与生育政策、人均GDP
将数据处理成为长数据之后，变量分别为国家代码、时间、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严格的生育政策。
设：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时，P=1，宽松的生育政策P=0。则美国日本的P=0，中国P=1。
建立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只有人均GDP；第二个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不考虑生育政策时，只考虑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时，模型的解释程度为0.40，且人均GDP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均GDP增长时，出生率会下降。但是模型之中，这个系数非常的小。
考虑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个百分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变量P的系数为2.04，意味着有严格生育政策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宽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这是由于中国原有的生育率较高，可见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对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此处再生成一个新的变量，为生育率的变动。回归结果如下：调整R2为2.00%，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013。虽然模型的解释度很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P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严格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4.对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确实与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程度来看，在子女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子女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而父母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也越来越大，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会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
其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强化了“少生、优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生育观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响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
其三，劳动者的体力付出已不再是生产受益的主要手段。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得人数优势、性别优势逐渐地减弱，经济的多元化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从而使得家庭对孩子数量和性别的偏好逐渐淡化。
其四，对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认识不足，或独生子女风险未完全显现出来，也是人们放弃二孩生育的原因。独生子女集中出现是在80年代之后，其父母正在步入老年期，但大多数并为真正步入老年期，因此其风险并未完全显现。而死亡、伤残、素质问题，养老成本、就医成本等都是独生子女存在的风险。由于历史上并没有大批出现的独生子女，因此人们对此的认识明显不足。 三、推行宽松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
1.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脱节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的人口态势中出现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来越相互背离的趋势。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中，近年来的调查表明，人们在调查中所报告的生育意愿非常稳定地保持在2个孩子左右的水平，但实际的生育行为却出现了不断下降，甚至急剧下降，达到近乎1的水平。(顾宝昌)
因此，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往往可能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表现为，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进入人口转变的初期时，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高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而在一个到达人口转变的末期的低生育率的社会中，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对这种“规律性”现象的解释是，在高生育率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由于不能有效地避免人们所不希望的生育行为，从而造成了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的结果；而在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由于经济或社会的种种原因的限制而难以实现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下”的生育意愿，从而造成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结果。
2.人口惯性的影响
人口惯性来源于人口年龄结构，而年龄结构又取决于过去历年的妇女生育率和总人口死亡率水平。因经济、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生育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下降，以至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中现有的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积累的育龄妇女人数，将使人口出生率不能很快下降，总人口仍处于增长趋势。同样，惯性作用也会使原来人口减少的趋势在其生育率提高后，总人口仍保持相当一段时间减少的趋势。人口惯性还表现在人口生育高峰或低潮的重复性，重复周期与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吻合。
如我国60年代的补偿性生育高峰，直接造成9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仍然迎来了一个相对而言的生育小高峰，这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历史已存在的人口的影响。待90年代初处于小生育高峰的这批人也处于生育队列之中，若以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生育，通过人口惯性的理論可以预测，会再次出现一个较小的生育高峰。通过我国的试点经验可知，若完全放开了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出现暂时性的上升。如果这一外在的生育率的上升与内在的人口结构相互作用，想必会增大人口反弹的可能性。而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人口惯性将于2030年左右消耗殆尽，如果到那时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处于更替水平一下，中国将要迎来人口的负惯性，人口减少的趋势难以抑制(陈卫，中国人民大学)。
四、总结及建议
通过以上的对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经济发展在生育水平变化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内在地促进了生育观念的转变。而经济发展和人们理性的逐步提高，人们在选择生育行为时会计算生育成本，对孩子的需求也从数量转为质量。只有在生育观念真正转变之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才能达到一定的一致性，此时将生育意愿纳入政策制定之中才是有意义的。
笔者认为，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可以发现，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育率将会自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以及存在的人口惯性的影响，应该分地区、分阶段逐步放宽生育政策。突然全部放宽政策要面临的风险较大，而不进行调整等同于不做改变现状的努力而走向已知的人口负增长。但是，这种分地区分阶段的政策必须基于较为全面而真实的调查才能进行科学的决策，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参考文献：
[1]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人口研究, 2011.
[2]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0(06).
[3]顾宝昌.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J].人口研究,2008.
[4]陈卫.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5-2050年[J].人口研究,2006.
[5]李希如,崔红艳.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J].人口研究,2004.
[6]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
[7]周长洪.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人口与经济,2005(02).
[8]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关键词：生育政策；经济发展；二孩政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中国自建国以来至今，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有所变化。人口的发展经历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转变，从高生育、低死亡转变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国家。而计划生育政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因素。从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实行之后，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长率也显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缓慢增长。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达到了约13.4亿人，人口粗增长率从建国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数据是笔者通过《2010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如下：从我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来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调整的必要性？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率的持续降低贡献了多少力量？笔者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出生率的数据，探索经济发展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从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和人口惯性理论，对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回归分析：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于笔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发展对出生率有所影响，因此选用的经济体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且人口发展状况也较为稳定的国家：美国和日本。数据来源主要为联合国数据、2010年美国统计年鉴、2007年日本统计年鉴及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处理软件主要为Stata11.0和Excel。处理方法主要为回归分析。分别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与GDP
分别对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年的GDP与出生率做回归，以出生率为因变量，GDP为自变量，观察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有多大的作用。
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可知，R2值最高为美国，即出生率的变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经济增长解释。最低的为日本，R2值为0.238。中国为0.382。当然，R2值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是较为显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自变量GDP只能反映全国的整体水平，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不能反映個体的生存状况。因此进行第二个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与人均GDP
从回归结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为0.83；其次是中国，为0.48；最后是美国，为0.44。不论哪个结果，回归关系都较为显著。且GDP的系数都为负，其中中国人均GDP前的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即每增长一个单位，出生率会下降0.004个单位，呈现负相的关系。
因此可推测，经济增长与出生率之间有反向变动的关系。
3.出生率与生育政策、人均GDP
将数据处理成为长数据之后，变量分别为国家代码、时间、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严格的生育政策。
设：实行严格的生育政策时，P=1，宽松的生育政策P=0。则美国日本的P=0，中国P=1。
建立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只有人均GDP；第二个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个模型之中的自变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不考虑生育政策时，只考虑人均GDP对出生率的影响时，模型的解释程度为0.40，且人均GDP的系数为负，意味着人均GDP增长时，出生率会下降。但是模型之中，这个系数非常的小。
考虑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个百分点，模型的解释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变量P的系数为2.04，意味着有严格生育政策的国家的生育率比宽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这是由于中国原有的生育率较高，可见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对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政策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因此此处再生成一个新的变量，为生育率的变动。回归结果如下：调整R2为2.00%，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013。虽然模型的解释度很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P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严格的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4.对结果的理论解释
从以上的实证和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确实与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关系。对这一结果的解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其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子女的养育成本会提高，对孩子“质量”的追求也会逐渐代替对“数量”的需求，驱使父母自觉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程度来看，在子女数量有限制的情况下，子女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而父母花费在子女身上的时间、精力等成本也越来越大，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会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
其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改变了人们对生育数量的追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强化了“少生、优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与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而生育观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响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
其三，劳动者的体力付出已不再是生产受益的主要手段。劳动方式的改变使得人数优势、性别优势逐渐地减弱，经济的多元化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从而使得家庭对孩子数量和性别的偏好逐渐淡化。
其四，对独生子女潜在的风险认识不足，或独生子女风险未完全显现出来，也是人们放弃二孩生育的原因。独生子女集中出现是在80年代之后，其父母正在步入老年期，但大多数并为真正步入老年期，因此其风险并未完全显现。而死亡、伤残、素质问题，养老成本、就医成本等都是独生子女存在的风险。由于历史上并没有大批出现的独生子女，因此人们对此的认识明显不足。 三、推行宽松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
1.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脱节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一些国家的人口态势中出现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来越相互背离的趋势。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中，近年来的调查表明，人们在调查中所报告的生育意愿非常稳定地保持在2个孩子左右的水平，但实际的生育行为却出现了不断下降，甚至急剧下降，达到近乎1的水平。(顾宝昌)
因此，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往往可能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表现为，在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进入人口转变的初期时，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高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而在一个到达人口转变的末期的低生育率的社会中，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人们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对这种“规律性”现象的解释是，在高生育率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由于不能有效地避免人们所不希望的生育行为，从而造成了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的结果；而在一个低生育率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由于经济或社会的种种原因的限制而难以实现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状态下”的生育意愿，从而造成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结果。
2.人口惯性的影响
人口惯性来源于人口年龄结构，而年龄结构又取决于过去历年的妇女生育率和总人口死亡率水平。因经济、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生育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下降，以至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中现有的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积累的育龄妇女人数，将使人口出生率不能很快下降，总人口仍处于增长趋势。同样，惯性作用也会使原来人口减少的趋势在其生育率提高后，总人口仍保持相当一段时间减少的趋势。人口惯性还表现在人口生育高峰或低潮的重复性，重复周期与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吻合。
如我国60年代的补偿性生育高峰，直接造成9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仍然迎来了一个相对而言的生育小高峰，这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历史已存在的人口的影响。待90年代初处于小生育高峰的这批人也处于生育队列之中，若以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生育，通过人口惯性的理論可以预测，会再次出现一个较小的生育高峰。通过我国的试点经验可知，若完全放开了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出现暂时性的上升。如果这一外在的生育率的上升与内在的人口结构相互作用，想必会增大人口反弹的可能性。而有学者提出，中国的人口惯性将于2030年左右消耗殆尽，如果到那时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处于更替水平一下，中国将要迎来人口的负惯性，人口减少的趋势难以抑制(陈卫，中国人民大学)。
四、总结及建议
通过以上的对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经济发展在生育水平变化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内在地促进了生育观念的转变。而经济发展和人们理性的逐步提高，人们在选择生育行为时会计算生育成本，对孩子的需求也从数量转为质量。只有在生育观念真正转变之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才能达到一定的一致性，此时将生育意愿纳入政策制定之中才是有意义的。
笔者认为，通过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可以发现，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育率将会自然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以及存在的人口惯性的影响，应该分地区、分阶段逐步放宽生育政策。突然全部放宽政策要面临的风险较大，而不进行调整等同于不做改变现状的努力而走向已知的人口负增长。但是，这种分地区分阶段的政策必须基于较为全面而真实的调查才能进行科学的决策，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参考文献：
[1]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J].人口研究, 2011.
[2]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0(06).
[3]顾宝昌.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实践及启示[J].人口研究,2008.
[4]陈卫.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5-2050年[J].人口研究,2006.
[5]李希如,崔红艳.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J].人口研究,2004.
[6]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J].人口研究,2003.
[7]周长洪.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人口与经济,2005(02).
[8]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