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伯伯的外交工作,我经常是通过他带回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之后了解到的”。在周秉德眼里,万隆会议是个开拓性的会议,“改变了很多国家对中国固有的成见”。而中泰建交就是周总理外交破冰之旅的杰作之一。
　　今年7月1日是中国与泰国建立外交关系35周年。中泰之间到底发生过怎样的外交往事?
　　
　　中泰“人质外交”
　　常怀、常媛兄妹是上世纪50年代受泰国总理銮披汶委托同中国秘密接触的友好人士乃汕的儿子和女儿。在中泰正式建交前,常怀、常媛被送到中国,有过曲折而不平凡的经历。
　　乃汕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泰国政府最高顾问。当时泰国贫穷,依赖美国经济援助,美国不准泰国与新中国交往。乃汕先生是社会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也是当时为了泰国国家安全的反共总策划者。
　　在那时,美国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宣扬为“野蛮、粗鲁、破衣烂衫”。然而,1954年乃汕到日内瓦参加国际联工会议,周总理的风度翩翩让乃汕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改变。
　　在当地报纸上乃汕看到中国政府代表周恩来的儒雅风度,一点不像美国所宣扬的那样的“蛮横凶残”。周总理的讲话全文也登了出来,照片也是文质彬彬的,因而深感意外。回到泰国,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反共策划,私下买了些有关中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看,听中国的英语广播,他的看法有所变化。
　　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前夕,乃汕与总理銮披汶商议:“中国这么大,咱们还是应该多了解,毕竟是近邻。我们虽然不是万隆会议正式成员,但我们可以派人去旁听,当面了解了解中国人。”当时决定派外长旺怀亲王出席万隆会议旁听。在万隆,周总理听说泰国有会议组来参加会议,就寻找一切机会同泰国亲王接触,并邀请他到自己住的官邸共进晚餐。周总理讲中国的外交政策,让旺怀亲王无比触动。“谈了以后,这个会议组就非常地崇拜、信任周恩来,态度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回去后马上找到他们的总理,说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他们是愿意追求和平的。碍于美国的限制,他们不能直接和中国交往,但中国是近邻、大国,如果和中国有冲突,美国的远水解不了近火”。
　　周总理的会谈促进了泰国政府对中国以往政策的反省。
　　旺怀亲王回到曼谷向总理銮披汶及乃汕大讲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情友善及文质彬彬的儒雅风度。他还说周恩来就是“公爵”,他们应该去联络。于是,中泰之间背着美国秘密联系的旅程就此启动。
　　乃汕与总理銮披汶又进一步商议:与中国沟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应该与他们建立联络。但此举又不能公开,只能秘密进行。于是他们想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和亲”、“人质”的做法,乃汕表示可将自己11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秘密送往中国请周总理收养,以此表示对中国的信任,也从而让中国理解泰国自身的难处。
　　周恩来知道详情后,说:“不行,那等于是人质了,我们愿意接收这两个孩子,但是我们不会拿他们当人质,我们会教育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成长,让他们了解中国,但又不能忘记泰国,做中泰两国友好的使者。”
　　1956年8月,12岁和8岁的兄妹二人,在四名随从的陪同下,经过缅甸等秘密渠道,来到北京,住进了周总理事先安排好的三进四合院,内部陈设都是中国传统风格,还为他们配备了翻译、厨师和司机,其中有的是泰国华侨。
　　中秋节还曾把他们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去做客。周总理夫妇对他们说,“銮披汶总理和你们的父亲都是有远见的人,他们把你们俩托付给我们,以了解中国和它的文明,这样,你们俩将来可干大事的!”
　　“兄妹二人在北京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交结了许多朋友,”周秉德说。
　　后来,周总理又请负责外事工作的廖承志照顾他们兄妹。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老人,根据他们泰国名字的读音,为他们分别取了“常怀”、“常媛”的中国名字。
　　1957年,泰国国防部长沙立·他那叻元帅发动政变,銮披汶政府被推翻。两兄妹的父亲乃汕也被捕了。廖承志告诉震惊中的小兄妹:“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保护你们,让你们在中国安定生活、学习、成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常怀正在北大读书,被红卫兵遣返回泰国。43年后,常怀告诉在曼谷访问的周秉德,“在中国10年,正式见到周总理不下5次呀!”
　　常媛没有像他哥哥一样被遣返回国。文化大革命中,常媛又是下乡,又是到工厂。“她在大学里和一个日本青年很要好,但那人是日本极左派的后代,不被允许和泰国贵族交往,就断了”。刚巧,一位英国留学生特别喜欢常媛,一再积极追求这位20岁的女孩儿。
　　后来,常媛告诉周秉德:“1969年,处于‘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的周总理,担心我处境危险,告诉我:‘不管你喜不喜欢,你赶紧跟着这英国人离开中国吧!’”
　　由于常媛是秘密入境,没有护照,周总理便亲自给英国使馆写信,证明她的身份,请英国使馆接受常媛,便于其前往英国。
　　
　　中泰乒乓外交
　　乒乓球在各种球类中是最小的,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国际风云变幻中,乒乓球却成了能推动国家关系的“神球”。周总理曾有一句名言: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
　　1972年9月初,周总理在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后又一次开展乒乓外交。和中美乒乓外交一样,中泰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也打开了中泰友好往来的大门,推动两国实现了建交。
　　乃汕被囚七年后出狱。他看到美国在与中国联络,意识到泰中建交时机成熟,让常媛从英国到中国接洽。常媛又来到了北京,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便决定在北京组织一场“亚洲乒乓球赛” ,这就可以让泰国也派球队参赛。泰国政府让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当时已经60多岁的泰籍华人巴实·干乍那越,以泰国乒乓球队顾问身份,秘密来到北京。
　　常媛告诉周秉德:“他一下飞机,就被我、我哥哥和周总理所派的人员,秘密接走,与周总理商谈中泰两国建交事项。我们也成了乒乓外交的一部分。泰国团这次历史性突破的访问,从安排和会见,是常氏兄妹和周总理密切配合的成果,给我父亲带来了无限的荣誉和幸福感。”
　　中泰建交看来很顺利,但实际是十多年来,周总理对泰国派来的两位“小特使”给予的精心安排、亲切教育、关怀负责的诚恳态度,赢得了泰国政府的信任。当初,乃汕献策送儿女到北京时,原估计中泰两国将于一至两年内建交,届时小兄妹即可返泰。孰料世事多变。
　　常媛的两个儿子,都有中国名,1975年生的叫常念周(怀念周恩来),1978年生的叫常念廖(怀念廖承志)。他们都曾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读书一年半。
　　常家对周总理的友好情谊一直在延续。2009年1月份,常念廖在曼谷举行婚礼,常家特邀周秉德出席。常念周从事中国与泰国及欧美的友好关系和金融咨询工作,常念廖是英国政府的国家专项协调员,负责英中两国可持续发展的跨部门合作。2009年 6月又被任命为联合国一位副秘书长的助理。
　　“如今,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中泰之间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十多年前,伯伯在人民外交上,不失时机、诚恳相待、周详安排、巧妙布局,所取得的必然结果。”周秉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