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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德国那般周密的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最近重读英国历史学家兼投资人爱德华·钱思乐在1998年写的名著《贪婪时代》,联系今日中国之情形,颇有感慨。钱思乐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向来以“日本制造”自傲的日本企业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随着股市大涨,企业的金融操作获利也直线上升。金融体系由此出现一种危险的循环:企业金融操作创造获利,导致股价上涨,进一步增加金融操作的获利。
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大部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参与了金融操作。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如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夏普等电子产品公司,都是金融操作的超级大户,它们申报的企业盈余半数以上来自金融操作。到1985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内,企业金融操作获利总金额为24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两年后更增长到9520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
钱思乐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间企业实业部分收入其实是逐渐下降的。”
这可打破了我过去的迷思,我一直以为日本的实业经济是被股市与房市的泡沫崩溃拖垮的,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金融泡沫狂潮中,要让企业忽略金融与实业利润的不对称性,避免大肆投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个别企业的投机活动甚至成为主业。一家名为汉华(Hanwa)的钢铁公司被喻为“东方守护神”,上世纪80年代末期筹到4兆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资金,供其金融操作,获利超过本业盈余20倍。
那么,当时日本企业筹措的新资金,是否全都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了呢?
没有,有相当部分资金也投入到“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产能投资风潮”中。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日本的金融投资金额达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当时,日元走强,导致经济增长率减缓及资本报酬率下降,因而,日本期盼这股爆炸性的资本投资潮能帮助其度过经济困境。
钱思乐下面的一段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部分人士指出,大藏省故意让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才能顺势在关键时刻提供廉价资本给日本产业界。经济泡沫期间的资本支出造成一个假象,在经济奇迹已经‘老态龙钟’之后,外界仍然误以为它还是一条活龙,将庞大的资源不当地分配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上。大藏省的官员本想把投机当成政策工具,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上周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到上述文字,惊觉这不是我近一年来在本专栏中反复说的“中国故事”的日本版吗?
写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某些经济学者尤其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十几年来,他们不断鼓吹中国不必担心走日本泡沫之路,甚至应该走这条路。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前中国与泡沫崩溃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有10倍差距,即使到时中国泡沫崩溃了,国家和人民也很富裕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就一定如日本那么“幸运”?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由于“集体疯狂”,未富先衰啊。也就是说,错误的政策把国家给搞垮了。我这儿随手举一个例子吧。请问,1945年,世界上第三大的证券市场在哪儿?
——埃及开罗。
我建议“泡沫论者”去那儿看看。2004年春节,我因天气关系,在开罗滞留近一个星期。于是,我从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变成了在城市深处探秘的记者。我发现,开罗仍处于30年前上海的水平。
我更想请教“泡沫论者”,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日本泡沫之路,却不走德国的理性发展之路?当时,日本和德国不是并驾齐驱吗?直至在英美都出现房产崩溃的今天,德国却没有什么房产泡沫。我读到一位台湾作者写的书。她在德国大学当研究员,有一份不算微薄的薪水,想贷款置业,却未获银行通过,因为她得证明在未来还贷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间持续有固定收入——那就是得有持久的工作合约才行。最后,还是她不在学院工作的老公搞定了这事。这在中国可能吗?
那会不会让人无家可归?不,德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不准逼房客走人,所以,德国人也就愿意成为租户了。
真的,不要小看这么一条有利于租户的法律,它可比用物业税来惩罚所谓的房产投机者强得多。在中國,租户不怕房东上涨房租,最怕房东赶走他们。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房东完全有理由损失一个月的租费,撕毁合同,赶走房客,把房子卖掉。租户朝不保夕,还不赶快买房?如果有德国那般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泡沫会不会膨胀与崩溃,往往在国家政策的细节中。■
作者为《科学与财富(Value)》(www.valuegood.com)主编
最近重读英国历史学家兼投资人爱德华·钱思乐在1998年写的名著《贪婪时代》,联系今日中国之情形,颇有感慨。钱思乐提及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向来以“日本制造”自傲的日本企业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随着股市大涨,企业的金融操作获利也直线上升。金融体系由此出现一种危险的循环:企业金融操作创造获利,导致股价上涨,进一步增加金融操作的获利。
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大部分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参与了金融操作。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如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以及松下和夏普等电子产品公司,都是金融操作的超级大户,它们申报的企业盈余半数以上来自金融操作。到1985年3月底为止的一年内,企业金融操作获利总金额为24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两年后更增长到9520亿日元(约合70亿美元)。
钱思乐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期间企业实业部分收入其实是逐渐下降的。”
这可打破了我过去的迷思,我一直以为日本的实业经济是被股市与房市的泡沫崩溃拖垮的,现在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金融泡沫狂潮中,要让企业忽略金融与实业利润的不对称性,避免大肆投机,看来是不可能的。当年,个别企业的投机活动甚至成为主业。一家名为汉华(Hanwa)的钢铁公司被喻为“东方守护神”,上世纪80年代末期筹到4兆日元(约合300亿美元)资金,供其金融操作,获利超过本业盈余20倍。
那么,当时日本企业筹措的新资金,是否全都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去了呢?
没有,有相当部分资金也投入到“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产能投资风潮”中。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日本的金融投资金额达到3.5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当时,日元走强,导致经济增长率减缓及资本报酬率下降,因而,日本期盼这股爆炸性的资本投资潮能帮助其度过经济困境。
钱思乐下面的一段分析更值得我们注意。“部分人士指出,大藏省故意让日本陷入泡沫经济,才能顺势在关键时刻提供廉价资本给日本产业界。经济泡沫期间的资本支出造成一个假象,在经济奇迹已经‘老态龙钟’之后,外界仍然误以为它还是一条活龙,将庞大的资源不当地分配到不具生产力的投资上。大藏省的官员本想把投机当成政策工具,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这与今天的中国何其相似。上周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读到上述文字,惊觉这不是我近一年来在本专栏中反复说的“中国故事”的日本版吗?
写到这里,我想请教一下某些经济学者尤其是所谓的投行经济学家,十几年来,他们不断鼓吹中国不必担心走日本泡沫之路,甚至应该走这条路。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前中国与泡沫崩溃时日本的人均收入有10倍差距,即使到时中国泡沫崩溃了,国家和人民也很富裕啦。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就一定如日本那么“幸运”?历史上很多国家就是由于“集体疯狂”,未富先衰啊。也就是说,错误的政策把国家给搞垮了。我这儿随手举一个例子吧。请问,1945年,世界上第三大的证券市场在哪儿?
——埃及开罗。
我建议“泡沫论者”去那儿看看。2004年春节,我因天气关系,在开罗滞留近一个星期。于是,我从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变成了在城市深处探秘的记者。我发现,开罗仍处于30年前上海的水平。
我更想请教“泡沫论者”,为什么我们非要走日本泡沫之路,却不走德国的理性发展之路?当时,日本和德国不是并驾齐驱吗?直至在英美都出现房产崩溃的今天,德国却没有什么房产泡沫。我读到一位台湾作者写的书。她在德国大学当研究员,有一份不算微薄的薪水,想贷款置业,却未获银行通过,因为她得证明在未来还贷的10年、15年或20年期间持续有固定收入——那就是得有持久的工作合约才行。最后,还是她不在学院工作的老公搞定了这事。这在中国可能吗?
那会不会让人无家可归?不,德国的法律保障房客的权益,房东不能随意调整房租,不准逼房客走人,所以,德国人也就愿意成为租户了。
真的,不要小看这么一条有利于租户的法律,它可比用物业税来惩罚所谓的房产投机者强得多。在中國,租户不怕房东上涨房租,最怕房东赶走他们。面对快速上涨的房价,房东完全有理由损失一个月的租费,撕毁合同,赶走房客,把房子卖掉。租户朝不保夕,还不赶快买房?如果有德国那般政策,许多人未必愿意买房。
泡沫会不会膨胀与崩溃,往往在国家政策的细节中。■
作者为《科学与财富(Value)》(www.valuegood.com)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