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夏天，30岁的香港人陈升和20多家香港地区初创企业负责人拿到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以下简称“梦工场”）的免费办公室钥匙，成为深圳前海的第一批“拓荒者”。
“拓荒”一词并非夸张。当时，深圳南山半岛西部的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片区刚刚正式挂牌运作不久，其中，方圆15平方公里的前海片区大部分都由填海而来，还是一片荒凉滩涂。
“只有零星几座楼，除了保安和保沽阿姨，看不到其他人。”陈升记得。尽管如此，他坚信一点，和仅用40年就从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的深圳一样，这里将开辟出改革开放的新局。
伴随着附近工地的轰鸣声，这群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年轻人撕去了桌椅上的塑料薄膜，兴致勃勃地把电脑、机器一一搬进位于前海中央的白色小楼，开始了“北上”的创业之路。
4年后的今天，陈升早已从梦工场“毕业”。当年，他在前海成立的学学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快速发展，不到一年即获首轮融资5000万元人民币。
陈升依旧经常回前海，和曾像他一样逐梦于此的人们交流分享。他说：“我对前海的感情，并不在于它看上去很像香港，而在于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它也一无所有，我们一起慢慢成长。”
“漂”在大湾区
5月28日，深圳大雨。受央视某摄制组的“点名”约访，陈升再次来到梦工场。一身休闲打扮的他面对主持人，用几乎不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
几年前他在深圳安家，妻子来自四川，儿子已经5岁。他现在一边创业一边攻读香港科技大学的哲学硕士，一周7天中，在深圳和香港的时间不多不少，都是3天半。
陈升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深圳前海“首批掘金者”，或者“北上港青”的代言人，也有人把他叫作“深漂创客”。
“应该说‘湾漂’更合适吧。”陈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他口中的“湾”，指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深圳、香港这两座一河之隔的城市聯动，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实际上，对陈升的个人发展而言，两座城早就是缺一不可的整体。
他祖籍汕头，长在香港。小时候的他，只有每年清明才随家人坐大巴过罗湖口岸返乡祭祖。在他印象里，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和老家汕头差不多。
从英国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香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金融企业找了一份工作。但生性爱折腾的陈升很快辞职，和几个朋友合伙在香港创办一家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咨询的公司。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深圳福田设立办事处。
“因为很多客户来自内地，但他们打长途电话咨询非常不方便。关键是很多人不太信任，但其实又很需要我们的服务。有些人专门托亲戚跑到我们在香港的公司看一看，拍完照片才肯走。”说起最初“北上”深圳的原因，陈升有些哭笑不得。
2010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2012年，国务院批复《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支持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是前海的功能定位。
设在前海的梦工场，在尚未接受申请之时，陈升就自己打车过来“踩点”。“就连前海管理局的办公室也是由集装箱搭成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里面办公。我们感觉他们很想为香港做点什么，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陈升印象深刻。
在香港青年协会的推荐下，陈升的团队第一批进驻梦工场，很快成长为效益良好的企业。
陈升并非个例。截至2018年12月31日，梦工场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共计356家，其中港澳台及国际团队176家。超半数创业项目成功拿到融资，累计融资总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
在借鉴前海经验的基础上，类似于梦工场的创新基地近年在深圳遍地开花。例如去年开始运营的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场（福田），目前已入驻20多家创业团队，香港和深港合作团队占到90%。这个“离香港最近的孵化器”位于深圳和香港跨境边界的河套地区，紧邻皇岗、福田两个口岸，总体办公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
为了“活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来深圳，而不是留在香港？这是陈升听得最多的问题。
除了内地市场，他最常提到的是场地。资金紧张时期，他把办公室租在深圳的城中村，环境不理想，招聘也困难。而梦工场当年给他们免费提供了一年半可拎包入住、100平方米左右的新办公室。
还有资源对接。梦工场在园区里设立创业学院，经常组织创业讲堂和讨论会，提供投融资、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方面咨询。园区内还有多家孵化平台机构供初创企业选择。
税收减免政策也常被提及。入驻前海的企业都可享有15%的企业所得税，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可享15%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
“初创企业哪交得起税？”陈升笑着说，“能活下去，就是初创企业最大的愿望。”
前海随身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郭玮强当年选择深圳，同样是为了“活下去”。“90后”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一次北京大学的交换经历，让他充分感受到内地浓厚的“双创”氛围，于是萌生了把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想法。
他所研发的具有防偷盗功能的智能化箱包，在各类校园创新比赛中就初露锋芒，团队也因此顺利进入香港科技园。但在产品落地期间，物料成了最棘手的难题：“香港地贵，没有工厂，我们想做小批量生产不知找谁。国际物流的运费又很贵。”
郭玮强把目光投向河对岸。自2013年起，他一次次直奔深圳华强北，只为寻找所需配件。“项目需求在那里，我们不动的话怎么办？”他答得理所当然。
2015年，他和创业伙伴受邀来前海参观，听完政策，便坚定了北上决心。报名参加梦工场组织的项目路演后，他们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驻，后获得A轮千万级意向融资，订单额超千万元。
“我很喜欢大湾区企业这个说法，不局限在某个城市。”他觉得，大湾区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合作”二字，“其实大湾区这些城市一直都在，只不过现在画了一个圈，政府推行各种政策，我们能做的是去整合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从中寻找合作机会。” 郭玮强的团队已从最初3位港籍创业者发展成十几人的深港融合团队。他发现内地同事在生产规划、产品把控和落地环节上更接地气，而香港同事则在英语运用、国际视野上更占优势。
北上深圳，并不意味着舍弃香港。目前，随身宝的对外市场运营、云端业务开发仍然保留在香港，硬件开发、生产管理和早期融资业务在深圳。此外，产业链中的电商和仓库则分布在东莞、惠州、中山等地。
记者梳理多个案例发现，不少技术创业者走的都是郭玮强这样的路线：从香港名校毕业，到深圳创业，在大湾区布局产业链。
交界“新物种”
作为早期来前海工作的香港人，陈升经历过许多“水土不服”：比如出差期间丢失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只能回香港补办;凌晨到了旅馆，发现对方不接待外宾以及港澳台游客;在高铁站始终找不到港澳居民专用的取票机器，问工作人员，对方也不知道……
2016年底，陈升以创业者的身份获邀加入前海青年咨询委员会，与新人分享经验，也向政府提出建议。2017年，他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并购后，便开始全力投入新的事业，专门帮助香港青年解决进入内地的创业难题。
“我们从香港来到内地，对两边都了解，自带发现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胜过深圳或是香港的很多机构。”他打了个比方，“在自然环境中，咸水与淡水交汇的地方，会表现出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就是处于咸淡水交界的一个新物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近年来，深圳在此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比如港人就業免办就业证、住房公积金提缴享受市民待遇等。
但有学者指出，如今的深港合作仍停留在工作层面的“工厂模式”，以后需要慢慢转变成“人的模式”;高素质人才流动的背后，需要居住、娱乐、生活的全方位配套。
目前，郭玮强若要回家，只能选择先从前海坐计程车到最近的深圳湾口岸;也有人宁可花几十元打车到福田口岸，因为那里的跨境大巴更频繁。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年底，9号线地铁延长线会通至前海。
去香港不够方便，解决办法是住在深圳。2017年前海开放紧邻梦工场的人才驿站，50多间房中60%以上专门租赁给入驻梦工场的港澳台、国际创业者。后来，前海又面向港资企业和人才，一次性放出600余套人才公寓，租金约是_周边同面积商品房的一半。前不久，郭玮强和两位伙伴都搬到这里，通勤只需十几分钟。
相比之下，福田的创业港青们足够便利，可以每天跨境上下班。但他们仍希望两地进一步融合，比如香港牌照的汽车能直接开过关口。
陈升还想独立运营一个生态圈，用纯商业化的手段去解决深港之间的深度合作问题。“既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他说。
“我们是一个群体”
今天的前海，高楼林立、绿草如茵。汇丰集团、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周大福等香港知名企业均已在前海开展业务。梦工场昔日空荡荡的办公室，如今几乎每个工位都坐着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梦工场开园一年后就已满员，目前有几十家在排队。
“不仅是我们在成长，前海也在成长。工作人员K都很用心了解我们的需要，每个季度都发问卷，了解我们的诉求点，并作出改变。”郭玮强说，不管今后去哪，前海是他在内地的第一站，“就像家一样”。
今年3月，由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印发的《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前海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实施，36条扶持措施贯穿实习、就业、创业初期、企业发展期等过程，送出前海迄今扶持力度最大的“大礼包”。
也是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答记者问时主动介绍了自己在香港青年中所做的调查数据：认同和一般认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理念的高达83%，但愿意在大湾区里求学、居住、创业、就业的，分别只有16%、23%、20%、21%。霍启刚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青年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但他们也有一些顾虑，比如对内地环境不熟悉，缺少人脉网络，和亲友分离得比较远。
郭玮强觉得，距离并非主要原因，关键还在于“心理门槛”。他发现，一些港人来内地前，都自以为了解内地，实际上很多想法比较片面。他希望香港年轻人多来内地走走看看，“会发现这里不只有喜茶和海底捞”。
实际上，深圳科技创新产业近年发展蓬勃，GDP增长迅猛，去年首次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亦有人担心香港“被超越”“被削弱”。
对此担忧，陈升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长期来往两地的他认为，大湾区的发展，能为港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拓展事业的新空间，也能为香港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是一个群体。”在他看来，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我们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资料来源：《解放日报》）
“拓荒”一词并非夸张。当时，深圳南山半岛西部的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片区刚刚正式挂牌运作不久，其中，方圆15平方公里的前海片区大部分都由填海而来，还是一片荒凉滩涂。
“只有零星几座楼，除了保安和保沽阿姨，看不到其他人。”陈升记得。尽管如此，他坚信一点，和仅用40年就从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的深圳一样，这里将开辟出改革开放的新局。
伴随着附近工地的轰鸣声，这群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年轻人撕去了桌椅上的塑料薄膜，兴致勃勃地把电脑、机器一一搬进位于前海中央的白色小楼，开始了“北上”的创业之路。
4年后的今天，陈升早已从梦工场“毕业”。当年，他在前海成立的学学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快速发展，不到一年即获首轮融资5000万元人民币。
陈升依旧经常回前海，和曾像他一样逐梦于此的人们交流分享。他说：“我对前海的感情，并不在于它看上去很像香港，而在于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它也一无所有，我们一起慢慢成长。”
“漂”在大湾区
5月28日，深圳大雨。受央视某摄制组的“点名”约访，陈升再次来到梦工场。一身休闲打扮的他面对主持人，用几乎不带香港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
几年前他在深圳安家，妻子来自四川，儿子已经5岁。他现在一边创业一边攻读香港科技大学的哲学硕士，一周7天中，在深圳和香港的时间不多不少，都是3天半。
陈升的身上有很多标签，比如深圳前海“首批掘金者”，或者“北上港青”的代言人，也有人把他叫作“深漂创客”。
“应该说‘湾漂’更合适吧。”陈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他口中的“湾”，指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深圳、香港这两座一河之隔的城市聯动，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实际上，对陈升的个人发展而言，两座城早就是缺一不可的整体。
他祖籍汕头，长在香港。小时候的他，只有每年清明才随家人坐大巴过罗湖口岸返乡祭祖。在他印象里，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和老家汕头差不多。
从英国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香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金融企业找了一份工作。但生性爱折腾的陈升很快辞职，和几个朋友合伙在香港创办一家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咨询的公司。没过多久，他们就在深圳福田设立办事处。
“因为很多客户来自内地，但他们打长途电话咨询非常不方便。关键是很多人不太信任，但其实又很需要我们的服务。有些人专门托亲戚跑到我们在香港的公司看一看，拍完照片才肯走。”说起最初“北上”深圳的原因，陈升有些哭笑不得。
2010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2012年，国务院批复《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支持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是前海的功能定位。
设在前海的梦工场，在尚未接受申请之时，陈升就自己打车过来“踩点”。“就连前海管理局的办公室也是由集装箱搭成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里面办公。我们感觉他们很想为香港做点什么，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陈升印象深刻。
在香港青年协会的推荐下，陈升的团队第一批进驻梦工场，很快成长为效益良好的企业。
陈升并非个例。截至2018年12月31日，梦工场累计孵化创业团队共计356家，其中港澳台及国际团队176家。超半数创业项目成功拿到融资，累计融资总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
在借鉴前海经验的基础上，类似于梦工场的创新基地近年在深圳遍地开花。例如去年开始运营的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场（福田），目前已入驻20多家创业团队，香港和深港合作团队占到90%。这个“离香港最近的孵化器”位于深圳和香港跨境边界的河套地区，紧邻皇岗、福田两个口岸，总体办公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
为了“活下去”
为什么一定要来深圳，而不是留在香港？这是陈升听得最多的问题。
除了内地市场，他最常提到的是场地。资金紧张时期，他把办公室租在深圳的城中村，环境不理想，招聘也困难。而梦工场当年给他们免费提供了一年半可拎包入住、100平方米左右的新办公室。
还有资源对接。梦工场在园区里设立创业学院，经常组织创业讲堂和讨论会，提供投融资、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方面咨询。园区内还有多家孵化平台机构供初创企业选择。
税收减免政策也常被提及。入驻前海的企业都可享有15%的企业所得税，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可享15%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
“初创企业哪交得起税？”陈升笑着说，“能活下去，就是初创企业最大的愿望。”
前海随身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郭玮强当年选择深圳，同样是为了“活下去”。“90后”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一次北京大学的交换经历，让他充分感受到内地浓厚的“双创”氛围，于是萌生了把科研成果商业化的想法。
他所研发的具有防偷盗功能的智能化箱包，在各类校园创新比赛中就初露锋芒，团队也因此顺利进入香港科技园。但在产品落地期间，物料成了最棘手的难题：“香港地贵，没有工厂，我们想做小批量生产不知找谁。国际物流的运费又很贵。”
郭玮强把目光投向河对岸。自2013年起，他一次次直奔深圳华强北，只为寻找所需配件。“项目需求在那里，我们不动的话怎么办？”他答得理所当然。
2015年，他和创业伙伴受邀来前海参观，听完政策，便坚定了北上决心。报名参加梦工场组织的项目路演后，他们以第一名的成绩入驻，后获得A轮千万级意向融资，订单额超千万元。
“我很喜欢大湾区企业这个说法，不局限在某个城市。”他觉得，大湾区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合作”二字，“其实大湾区这些城市一直都在，只不过现在画了一个圈，政府推行各种政策，我们能做的是去整合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从中寻找合作机会。” 郭玮强的团队已从最初3位港籍创业者发展成十几人的深港融合团队。他发现内地同事在生产规划、产品把控和落地环节上更接地气，而香港同事则在英语运用、国际视野上更占优势。
北上深圳，并不意味着舍弃香港。目前，随身宝的对外市场运营、云端业务开发仍然保留在香港，硬件开发、生产管理和早期融资业务在深圳。此外，产业链中的电商和仓库则分布在东莞、惠州、中山等地。
记者梳理多个案例发现，不少技术创业者走的都是郭玮强这样的路线：从香港名校毕业，到深圳创业，在大湾区布局产业链。
交界“新物种”
作为早期来前海工作的香港人，陈升经历过许多“水土不服”：比如出差期间丢失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只能回香港补办;凌晨到了旅馆，发现对方不接待外宾以及港澳台游客;在高铁站始终找不到港澳居民专用的取票机器，问工作人员，对方也不知道……
2016年底，陈升以创业者的身份获邀加入前海青年咨询委员会，与新人分享经验，也向政府提出建议。2017年，他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并购后，便开始全力投入新的事业，专门帮助香港青年解决进入内地的创业难题。
“我们从香港来到内地，对两边都了解，自带发现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胜过深圳或是香港的很多机构。”他打了个比方，“在自然环境中，咸水与淡水交汇的地方，会表现出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就是处于咸淡水交界的一个新物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为港澳居民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近年来，深圳在此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比如港人就業免办就业证、住房公积金提缴享受市民待遇等。
但有学者指出，如今的深港合作仍停留在工作层面的“工厂模式”，以后需要慢慢转变成“人的模式”;高素质人才流动的背后，需要居住、娱乐、生活的全方位配套。
目前，郭玮强若要回家，只能选择先从前海坐计程车到最近的深圳湾口岸;也有人宁可花几十元打车到福田口岸，因为那里的跨境大巴更频繁。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年底，9号线地铁延长线会通至前海。
去香港不够方便，解决办法是住在深圳。2017年前海开放紧邻梦工场的人才驿站，50多间房中60%以上专门租赁给入驻梦工场的港澳台、国际创业者。后来，前海又面向港资企业和人才，一次性放出600余套人才公寓，租金约是_周边同面积商品房的一半。前不久，郭玮强和两位伙伴都搬到这里，通勤只需十几分钟。
相比之下，福田的创业港青们足够便利，可以每天跨境上下班。但他们仍希望两地进一步融合，比如香港牌照的汽车能直接开过关口。
陈升还想独立运营一个生态圈，用纯商业化的手段去解决深港之间的深度合作问题。“既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他说。
“我们是一个群体”
今天的前海，高楼林立、绿草如茵。汇丰集团、恒生银行、东亚银行、周大福等香港知名企业均已在前海开展业务。梦工场昔日空荡荡的办公室，如今几乎每个工位都坐着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梦工场开园一年后就已满员，目前有几十家在排队。
“不仅是我们在成长，前海也在成长。工作人员K都很用心了解我们的需要，每个季度都发问卷，了解我们的诉求点，并作出改变。”郭玮强说，不管今后去哪，前海是他在内地的第一站，“就像家一样”。
今年3月，由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印发的《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前海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实施，36条扶持措施贯穿实习、就业、创业初期、企业发展期等过程，送出前海迄今扶持力度最大的“大礼包”。
也是今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答记者问时主动介绍了自己在香港青年中所做的调查数据：认同和一般认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理念的高达83%，但愿意在大湾区里求学、居住、创业、就业的，分别只有16%、23%、20%、21%。霍启刚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香港青年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但他们也有一些顾虑，比如对内地环境不熟悉，缺少人脉网络，和亲友分离得比较远。
郭玮强觉得，距离并非主要原因，关键还在于“心理门槛”。他发现，一些港人来内地前，都自以为了解内地，实际上很多想法比较片面。他希望香港年轻人多来内地走走看看，“会发现这里不只有喜茶和海底捞”。
实际上，深圳科技创新产业近年发展蓬勃，GDP增长迅猛，去年首次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亦有人担心香港“被超越”“被削弱”。
对此担忧，陈升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长期来往两地的他认为，大湾区的发展，能为港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拓展事业的新空间，也能为香港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我们是一个群体。”在他看来，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我们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资料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