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21时，以“占海特”三个字在谷歌上搜索，发现大约784万条搜索结果，而且搜索结果还在持续增加中。“占海特”是谁？为何会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度？
　　占海特祖籍江西，1997年出生于珠海，2001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上海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因无上海户籍且不符合上海10类参加高考人员条件，只能在上海考中专和职业技术学校或返回原籍考高中。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占海特还不为公众所知，因为在当下中国有很多人遭受此经历。
　　占海特的不平凡就在于：她辍学后开始在微博上高调争取“异地高考权利”，她的微博签名档是“少年公民、因非沪籍失学、推动教育公平”。由于她独特的经历，马上成为那些争取异地高考群体的形象代表。当然，她的言论也招致不少本地居民反对，甚至被一些人称为“蝗虫”。而12月8日上午，占海特父亲占全喜在上海市人民广场被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拘留，更是将此事推向高潮。占海特一人的经历，终于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公共事件。
　　占海特之所以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是因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影子。从小随父母在各地奔波，恰恰是拜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口流动所赐；占海特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那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户籍作为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依据所致。
　　占海特的经历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她的主张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她的很多言语或许与她的这个年龄很不相称，甚至还有人认为她的微博是团队协同作业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认，她的很多话说出了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心声，核心就是非户籍的常住居民要求享受和户籍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在当下中国，户籍并非只是一个人口登记的工具，而是居民享受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依据。大量的常住人口虽然在本地工作和生活，但是由于受累于户籍，他们无法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维持当前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当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不需要为那些在本地就业和生活的外来务工者提供公共服务，却可以从他们在本地的工作和消费获得税收。
　　对于本地户籍人口而言，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是因为当下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数量是建立在本地户籍人口的数量上。外来人口增加，这即意味着原先本地居民所享有的服务水准遭受克减。那么，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
　　唯一的办法是让公共服务的供给按常住人口进行配置。这并非只是一种照顾非户籍人口的公平需要，更是为了纠正此前的资源错配，进而保护本地居民利益的举措。
　　现在，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是由当地户籍人口的规模所决定，以医疗为例，尽管那些非户籍人口无法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人一旦生病就不是在本地治疗。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看病求医都是在工作地进行，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加入到和户籍人口争夺资源的斗争中来：医院的床位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进行配置，但是需求则是面对常住人口。在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下，本地居民的利益当然会受到损害。相反，如果床位数是以常住人口的规模进行配给，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显然，这道理不仅仅适用于医院，同时还适用于教育等领域。
　　根据上海市教委的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共有16.94万适龄儿童进入小学就读一年级，其中本市户籍学生7.85万人，非本市户籍学生9.09万人，占一年级新生总数的53.65%。这可能是自1949年以后上海第一次出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人数多于户籍人口。当这么多人都是非户籍人口的时候，再拘泥于以往的户籍政策可能会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甚至会引发更大的社会族群分裂。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上海一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而言，占海特在微博上说“我是上海人”，恰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中国梦”——要求城乡居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