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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杜聪在北京出差，身份是欧洲一家银行企业融资部的高级职员。2007年初，他结束了6年没有收入的状态，找到了这份工作，但同时，他依然是香港智行基金会的主席，依然利用双休日去北京的办事处处理事务。
2008年，是杜聪从事艾滋病孤儿救助的第7个年头。他伴随着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过了12个学期，其中一些人已经进了大学。
华尔街高级雇员的忧虑
杜聪出生在香港。小学和初中读的是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全家移民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念完高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之后考入哈佛大学，在东亚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曾是杜维明的学生。1991年毕业后回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纽约和旧金山恰好是风暴眼：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后来也死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人们几乎认定，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会死亡。
银行的融资项目涉及高速公路、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因此有机会去内地偏远的地方出差。那几年，仅贵州省他就去过8次，还有山东、湖南、湖北等省份。他感受到内地的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迹象。90年代的中国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出现艾滋病爆发或死亡的高峰?这是杜聪经常问自己的。
把智慧和拯救付诸行动
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生活是另一种图景。经常性地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偶尔达到100小时，“很忙很忙，所以人家都说，在那里工作一年，相当于拥有在别的地方工作三年的经验。”
杜聪当时的年薪，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领中的金领。每天上下班，他有专门的司机接送。银行里还有好几架私人飞机，去某些地方出差，都是坐飞机，“那种小飞机让我觉得有压迫感。”回首那一段奢华时光，杜聪觉得，“那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蛮奢侈浪费的”。
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相当于副总裁)。两年半后，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1998年，杜聪与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的意思。
2003年，杜聪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此后，他还入选过“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得过“2006杰出世界青年”称号。
有点像焦裕禄
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内跑了几个村子。在那里，每10个成年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绝望时的自杀。
“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杜聪的比喻令人发冷。
那天下午4点，杜聪跟陪他进村的当地人——一共5个男人，站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哭。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望着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冲动攫住。他决定：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
他辞职了。母亲很不理解：“我们供你读书，是想让你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而不是一个全职义工!”大部分亲友也认为他走火入魔，只有一位好友对他说：“按自己的心意做事。”
从此，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清早，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他站在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祈祷诸事顺当，然后拖着拉杆箱启程。那几年，每隔6—8个星期，他会去一次河南。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记得，2004年与杜聪走在乡间地头，问他，爬在院墙上开黄花的是什么?答：喇叭花。其实是丝瓜。地里的各种作物：芝麻、土豆、棉花，他不认得鸡、鸭、鹅、驴子、骡子，他分不太清。磨面机和压面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纳闷，他是怎么听懂河南话的?河南老农又是如何听懂他的广东普通话的?他在乡村中像走自己的亲戚家一样，熟练地东家出西家进，他怎么做到的?”靳薇说，“看他背个黑色大背包在农村里走，我就想，有点像焦裕禄。”
帮助了6000多个孩子
记者与杜聪去过两次河南上蔡，一次安徽阜阳。看着他如何坐上一块钱的“蹦蹦车”驶向各村，看着他如何在每户与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问孩子的治疗与读书，看着他如何跟政府官员和医生打交道，如何接待每一户泪水涟涟要求救助的家长，如何把握原则与中国式的“人情”……看到他身上那种绵绵不绝、后劲十足的温和的力量。
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碰到杜聪，看到他是如何沉着平静地演讲；看他如何与联合同儿童基金会官员、全球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沟通，为基金会筹募资金；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他把多年的积蓄搭进这场事业，“没有收入，全年无休”。
杜聪拍过一张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车前面，车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亲，两个人都低着头。那个黄昏，杜聪远远看到泥路上走来这对父子，儿子用板车推着父亲，只是想让因为艾滋病整天卧床的父亲透透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男孩，功课挺好，人很文静，父亲得了病，母亲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着母亲的背影，不出声。那一刻，杜聪有一种恍惚：在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因为别的原因，母亲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父母从此分开了。
他为这些孩子着想的，远胜过他们死于艾滋病的父母，从小学、初中、高中到中专、技校、大学，杜聪甚至为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2006年初，他带着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广州，帮他们在私企找工作。
他的理性和专业精神体现在对基金会的管理上，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智行”的队伍渐渐扩大，一些受过帮助的孩子加入基金会做义工，或者帮助工作，只领取象征性酬劳。杜聪说，“一个人的力气是不够的。好比我开了一家餐馆，味道不错，客人越来越多，我只能多开连锁店，自己做行政总厨，把握政策和大方向。否则只有一个杜聪，每天24小时全部投入也是不够的。”
重返金融界，杜聪觉得惟一的影响是“睡眠更少了”。但是，他轻轻说：“你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2004年初)我们才帮助了1000多个孩子，现在有6000多个了。”
2008年，是杜聪从事艾滋病孤儿救助的第7个年头。他伴随着一批批受救助的孩子度过了12个学期，其中一些人已经进了大学。
华尔街高级雇员的忧虑
杜聪出生在香港。小学和初中读的是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全家移民去了美国。他在旧金山念完高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本科，之后考入哈佛大学，在东亚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曾是杜维明的学生。1991年毕业后回到纽约，在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纽约和旧金山恰好是风暴眼：一群同性恋者莫名其妙地死亡。杜聪的一位中学数学老师后来也死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人们几乎认定，所有的艾滋病人都会死亡。
银行的融资项目涉及高速公路、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因此有机会去内地偏远的地方出差。那几年，仅贵州省他就去过8次，还有山东、湖南、湖北等省份。他感受到内地的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艾滋病可能蔓延的迹象。90年代的中国是否会重蹈美国覆辙，出现艾滋病爆发或死亡的高峰?这是杜聪经常问自己的。
把智慧和拯救付诸行动
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生活是另一种图景。经常性地每周工作超过80个小时，偶尔达到100小时，“很忙很忙，所以人家都说，在那里工作一年，相当于拥有在别的地方工作三年的经验。”
杜聪当时的年薪，即使放到今天也是金领中的金领。每天上下班，他有专门的司机接送。银行里还有好几架私人飞机，去某些地方出差，都是坐飞机，“那种小飞机让我觉得有压迫感。”回首那一段奢华时光，杜聪觉得，“那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蛮奢侈浪费的”。
1995年，他被瑞士一家银行派驻香港，位居联席董事(相当于副总裁)。两年半后，他担任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1998年，杜聪与好友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做艾滋病的预防宣传和安全套的发放。智行，就是“把智慧付诸行动”的意思。
2003年，杜聪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此后，他还入选过“200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获得过“2006杰出世界青年”称号。
有点像焦裕禄
杜聪第一次走进河南上蔡村，一天之内跑了几个村子。在那里，每10个成年人中约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而破陋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年轻而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一样的缺乏药物，一样的死亡，还有绝望时的自杀。
“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杜聪的比喻令人发冷。
那天下午4点，杜聪跟陪他进村的当地人——一共5个男人，站在一块玉米地边上哭。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失眠了。他望着仲夏夜空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冲动攫住。他决定：要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事情。
他辞职了。母亲很不理解：“我们供你读书，是想让你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而不是一个全职义工!”大部分亲友也认为他走火入魔，只有一位好友对他说：“按自己的心意做事。”
从此，这样的场景不断重复：清早，阳光洒进杜聪家的客厅，他站在白瓷观音像前，点上一炷沉香，祈祷诸事顺当，然后拖着拉杆箱启程。那几年，每隔6—8个星期，他会去一次河南。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记得，2004年与杜聪走在乡间地头，问他，爬在院墙上开黄花的是什么?答：喇叭花。其实是丝瓜。地里的各种作物：芝麻、土豆、棉花，他不认得鸡、鸭、鹅、驴子、骡子，他分不太清。磨面机和压面机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就纳闷，他是怎么听懂河南话的?河南老农又是如何听懂他的广东普通话的?他在乡村中像走自己的亲戚家一样，熟练地东家出西家进，他怎么做到的?”靳薇说，“看他背个黑色大背包在农村里走，我就想，有点像焦裕禄。”
帮助了6000多个孩子
记者与杜聪去过两次河南上蔡，一次安徽阜阳。看着他如何坐上一块钱的“蹦蹦车”驶向各村，看着他如何在每户与大人孩子促膝拉家常、问孩子的治疗与读书，看着他如何跟政府官员和医生打交道，如何接待每一户泪水涟涟要求救助的家长，如何把握原则与中国式的“人情”……看到他身上那种绵绵不绝、后劲十足的温和的力量。
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碰到杜聪，看到他是如何沉着平静地演讲；看他如何与联合同儿童基金会官员、全球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或者一切可能的捐助人沟通，为基金会筹募资金；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他把多年的积蓄搭进这场事业，“没有收入，全年无休”。
杜聪拍过一张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板车前面，车上有他骨瘦如柴的父亲，两个人都低着头。那个黄昏，杜聪远远看到泥路上走来这对父子，儿子用板车推着父亲，只是想让因为艾滋病整天卧床的父亲透透新鲜空气。
还有一个男孩，功课挺好，人很文静，父亲得了病，母亲改嫁走了。他站在村口，望着母亲的背影，不出声。那一刻，杜聪有一种恍惚：在他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因为别的原因，母亲也是这样带着妹妹离开了家，父母从此分开了。
他为这些孩子着想的，远胜过他们死于艾滋病的父母，从小学、初中、高中到中专、技校、大学，杜聪甚至为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想办法。2006年初，他带着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河南孩子南下深圳、广州，帮他们在私企找工作。
他的理性和专业精神体现在对基金会的管理上，他要将救助因艾滋病而失去依靠的儿童变为一个可推广、可延续的事业。“智行”的队伍渐渐扩大，一些受过帮助的孩子加入基金会做义工，或者帮助工作，只领取象征性酬劳。杜聪说，“一个人的力气是不够的。好比我开了一家餐馆，味道不错，客人越来越多，我只能多开连锁店，自己做行政总厨，把握政策和大方向。否则只有一个杜聪，每天24小时全部投入也是不够的。”
重返金融界，杜聪觉得惟一的影响是“睡眠更少了”。但是，他轻轻说：“你第一次访问我的时候(2004年初)我们才帮助了1000多个孩子，现在有6000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