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在剑桥以及英国知识界曾爆发了关于“两种文化”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将科学与人文分隔了开来，到如今，这场辩论已经被人们渐渐淡忘，只有在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所编的1959年“瑞德演讲”中才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说英语的人就已经觉得这种语言正在衰落。在他们周围，人们在讨论“参数”（parame—ters）和“格调”（1ifestyles）的时候，都会用“不喜欢”（disinterested）来指称“不感兴趣”（uninterested），用“过分”（fulsome）来指称“完全”（full）。
2016年10月22—23日，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和福建省委党校联合主办，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承办的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2016年学术年会在福建福州举行。
最近有一种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却包含着将他从马克思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以及列宁直到《怎么办？》之前的一系列著作中所讨论的主题，就会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与列宁之间的距离这一长期以来的假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得出更加普遍化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准确地预言了俄国革命，青年列宁通过必需的手段使他们的计划变成现实。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德国，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考茨基和德国党的观点和纲领理解和回答了俄国的发展问题，这使列宁不仅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力，也能洞悉它的
切瓦斯科：如果要明确一下您的工作主线的话，那一定是辩证法这个词。您的工作继续了20世纪辩证法的第一次伟大复兴——法兰克福学派的工程，接受了在深度碎片化的时代进行思考的挑战。但也许首先应该谈谈您的自我形成和您的工作受到的主要学术影响。
故事回到香椿街--苏童以文字构筑的小镇，风物依旧，久远年代的意味氤氲开来，在这里叙事节制而有力的展开，“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三章的标题已经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人类、人类的创造物,都一定要毁灭。问题不在于是否会毁灭,而是何时毁灭,如何推迟毁灭。＂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是生成、演化的意思,不限于与人类相关的事物,它道出了古人对世界流变、演替过程的深刻理解。生成与毁灭不完全是对立的,在更高一层观察,它们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毁灭就不会有新生。做冷静的自然哲学思考,我们清晰地确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必然是昙花一现,不管我们如何留恋。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出消极遁世的人生态度。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宗教，不是轻率的，就是在概念上不严谨的，它至少不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证科学的特性，而且也忽视了宗教的超验性。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宗教背后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把宗教视为一种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消亡的异化现象，但潜在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方法也窄化了宗教的人道关怀与存在意义。
菲尼克斯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诺曼·莱文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思学家，曾任美国德波夫大学教授和马里兰大学教授，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因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而蜚声学界。著有《辩证法内部对话》、《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等颇有影响的力作。莱文教授基于MEGA^2等学术文献，以黑格尔为中介呈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差异。当然，学界对这些解读结论不乏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批评。今年4月16日和5月7日，《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一书的译者中国人民
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昭示着一个新的秩序——帝国，这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混合性宪政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其他发达国家和跨国财团所代表的贵族制以及由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代表的民主制。正是这三个层级构成了新的帝国秩序。身处其中的大众在面对帝国时所采取的阶级斗争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出走日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斗争形式。两位作者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演变切入——因为生命政治劳动日益占据霸权地位，劳动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在生产空间具备自主地进行协作和组织的能力，也就是说，具备了摆脱资本的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