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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医院以后，有件事让患者陈珂很诧异。
2012年10月23日，她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福州市一家公立医院，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她发现比以前住院多了一个要让她签字的“协议”，内容是医患双方没有红包的承诺，医院介绍说该协议还要纳入病案管理。签完字，陈珂开始心里忐忑，不给医生送个红包，医生会好好治疗自己吗？万一康复不彻底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签协议不能收红包，源于2012年8月6日卫生部下发的《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征求意见，其中就有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
新增的医患协议，使得医疗红包这个老话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红包是福是祸？送红包的患者与收红包的医务人员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医生：收或不收，同样纠结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群对于医疗红包看法也各不相同。
“我们对红包是爱恨交加”，在医生王胜阳看来，红包是个烫手山芋，“吃起来香但是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手烫伤，有时候一脚在医院，一脚就在法院”。
王胜阳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手术有很多不确定性，红包收下了，患者的病情却未见好转，几乎每个外科医生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说不定患者家属和医生就撕破脸皮闹开了，许多受处分的医生都是因为这样倒霉的”。
在另一所三甲医院进修的周德安告诉本刊记者：“有的患者认为医生很负责、很辛苦，医生是他们的救命人，所以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我们医生的医术、医德、人品，为了表示感激，常会送礼送红包，我们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外地来的患者想得到更好的服务，比如提前住院、提前手术，他们也会想尽办法送红包。他们图的是方便、放心，而这却让我们内心很惶惑。”
“其实，不管患者有没有送红包，我们都要给他们做手术，这是医生职责所在，”从事多年外科医生的游家辉告诉本刊记者，“在手术室里，过程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因为他们送不送红包
而区别对待。要知道手术是人命关天的事，丝毫马虎不得，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前程去开玩笑。我们首先是医生，我们能治好的，没有红包也会全力去治，治不好的，给再多红包也没用。”
游家辉说他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了让患者安心，会先把红包收下，然后原封不动地交给医院，在医院的统一安排下，等患者出院后，把红包存入他们的医疗卡里。
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的江女士，目前是闽南一家县级市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对于颇具争议的医疗红包话题，江医生有自己的看法：“十多年来我在镇卫生院和市人民医院都呆过，接触了很多产科和骨科医生，我自己也为不少产妇进行过剖腹产手术，产科和骨科手术被认为最有油水，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生主动向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提出要红包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家属主动追着给红包。”
江医生说，刚开始她们会拒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她认为患者送红包的事情应该与医德问题分开，因为医生同样是有良知的平常人，她们接触到病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治病救人。
“我也拿过红包，一般都是在患者手术或者痊愈以后。现在我收的红包因人而异，主要是看对方经济条件，比如一些生活困难的人群，我们不会要，经济条件好的非塞给你不可，都说是为了图个吉利，我们也就收了。”江医生说。
患者：送与不送，一样难安
送或不送红包，总是让患者内心很矛盾。在大多数患者看来，送红包的实质是用红包“买”医生的责任，“买”自己的健康。
“人家都送了，如果我不送，医生心里会有想法？”福州市民郭连清的母亲，因为乳腺癌住进福建省某医院，医生给近60岁的她施行了手术切除。“我给主任医生包了3000元，只要母亲照顾得好，花点钱不算什么。”
“现在有哪个医院没有收红包的医生呢？连小孩子都知道。”吴秀玉的父
亲在医院安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求医的过程让她有了倒不完的苦水，“送礼将你排在前面，不送礼你就只有先等着，我们治疗的钱都是找亲戚筹借来的，起初以为等等就可以了，但等了好久还是没动静。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多等一天就得多花钱，实在等不起。”
吴秀玉后来送了一个红包，本来只想包300元，听朋友说太少了，重新包了800元，这钱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
2012年初，晋江的洪先生的家属在泉州市某三甲医院接受急诊手术，当时家属遭遇突发伤害，情况十分危急，急需进行内科手术。患者被送到医院以后，有经验的朋友提醒他，他们医院有潜规则，就是手术之前一定要备好红包。结果，从麻醉师到主刀医师，到住院部的医生、护士长，一共包了四个红包，花掉了3500元，红包被照单全收了。住院期间，他们得到了比其他病友更好的照顾，比如术后两个麻醉师和主刀医师都到病房来探望、护士长更加关切患者。
洪先生认为，有一种红包是患者心甘情愿送的，医生医术高明救死扶伤，或者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照顾。另一种红包，是医生主动、或暗示后非送不可的。
隐蔽性致查处难度大
“收受红包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查处却不容易，主要是取证难。”从事多年卫生纪律监督工作的林华告诉本刊记者，作为职能监察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后会立即介入调查，但是，往往因为举报人或者送红包的人改口不承认了，导致缺乏有效证据来进行处置。
林华透露说，在收受红包问题的查处过程中，很少有医生因为收红包被追究法律责任，即便被查处也只是作违纪处理。虽然许多地方出台了严厉的处罚机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上医患一对一的高度隐蔽性，使查实的难度加大。
疏堵措施难以落到实处，这样使得很多“禁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医生收了红包，不等于医生就是妖魔鬼怪了。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有一种观点认为，医疗红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追查医务人员的违规问题，似乎太过于牵强，因为绝大多数的红包是患者自愿馈送，收取了红包的医务人员存在的只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假如不愿意背弃医德，其劣根性还必须由从业者自身自律开始改变。
此次卫生部《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一出台，便引发社会热议。支持者认为，通过协议的方式将红包问题摆在桌面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正义，必须采取一些有效手段标本兼治。
但是，更多的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定看上去确实令人振奋，但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表面功夫。仅仅依靠一份协议走形式意义不大，同时也管不住患者送红包与医务人员收红包现象，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其实，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级卫生管理部门，都一直想尽各种办法解决医疗红包的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很严厉的法规，如《执业医师法》。
在福建，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院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治理医疗红包现象。据林华介绍，福建卫生厅就曾出台《关于医务卫生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责任追究的规定》，对收受不同数额“红包”者除给予党政纪处分外，情节严重的，可免除行政职务，解除所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并吊销其执业证书。
有些医院为了创建“无红包医院”，也制定了相关方案，比如医生不得收受红包，如果遇到无法拒收的红包，必须在24小时内主动上交到医院，再由院领导和党办工作人员出面退还给患者。为了做好监督工作，患者如果在该院遇到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现象，可以拨打专线进行投诉，其他如年度考核、晋级、晋职，都与收受红包有关。
对于这次出台的“医患签协议”办法，以其通过一纸协议来刹住“红包”现象，也和此前的各种法规、办法一样，更多的人对它并不寄予太高的期望。
医疗红包问题，仅凭一纸“桌上协议”是完全无法根治的。协议虽可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在游家辉医生看来，收红包乃至明着暗着索要红包的医生终究是少数，然而害群之马损害了白衣天使的整体形象，久而久之，在患者心中形成了一个“看病住院都要送红包”的心理，进而造成了社会对于整个医疗行业的误解和偏见，甚至是进一步激化了医患矛盾，这种心理是当前中国社会现状下的病态心理，“其实你要敢不送，也不见得医生就不认真对待病人”。
一方面是医疗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导致了医生收取红包成为一种潜规则。医疗红包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跨出了传统医德的底线。给与不给，收与不收，是医患之间的一种微妙游戏，仅仅依靠一些纸上协议的约束，似乎显得太单薄了。
2012年10月23日，她因急性阑尾炎住进了福州市一家公立医院，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她发现比以前住院多了一个要让她签字的“协议”，内容是医患双方没有红包的承诺，医院介绍说该协议还要纳入病案管理。签完字，陈珂开始心里忐忑，不给医生送个红包，医生会好好治疗自己吗？万一康复不彻底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签协议不能收红包，源于2012年8月6日卫生部下发的《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征求意见，其中就有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
新增的医患协议，使得医疗红包这个老话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红包是福是祸？送红包的患者与收红包的医务人员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医生：收或不收，同样纠结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群对于医疗红包看法也各不相同。
“我们对红包是爱恨交加”，在医生王胜阳看来，红包是个烫手山芋，“吃起来香但是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手烫伤，有时候一脚在医院，一脚就在法院”。
王胜阳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手术有很多不确定性，红包收下了，患者的病情却未见好转，几乎每个外科医生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说不定患者家属和医生就撕破脸皮闹开了，许多受处分的医生都是因为这样倒霉的”。
在另一所三甲医院进修的周德安告诉本刊记者：“有的患者认为医生很负责、很辛苦，医生是他们的救命人，所以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我们医生的医术、医德、人品，为了表示感激，常会送礼送红包，我们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外地来的患者想得到更好的服务，比如提前住院、提前手术，他们也会想尽办法送红包。他们图的是方便、放心，而这却让我们内心很惶惑。”
“其实，不管患者有没有送红包，我们都要给他们做手术，这是医生职责所在，”从事多年外科医生的游家辉告诉本刊记者，“在手术室里，过程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因为他们送不送红包
而区别对待。要知道手术是人命关天的事，丝毫马虎不得，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前程去开玩笑。我们首先是医生，我们能治好的，没有红包也会全力去治，治不好的，给再多红包也没用。”
游家辉说他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了让患者安心，会先把红包收下，然后原封不动地交给医院，在医院的统一安排下，等患者出院后，把红包存入他们的医疗卡里。
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的江女士，目前是闽南一家县级市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对于颇具争议的医疗红包话题，江医生有自己的看法：“十多年来我在镇卫生院和市人民医院都呆过，接触了很多产科和骨科医生，我自己也为不少产妇进行过剖腹产手术，产科和骨科手术被认为最有油水，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生主动向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提出要红包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家属主动追着给红包。”
江医生说，刚开始她们会拒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她认为患者送红包的事情应该与医德问题分开，因为医生同样是有良知的平常人，她们接触到病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治病救人。
“我也拿过红包，一般都是在患者手术或者痊愈以后。现在我收的红包因人而异，主要是看对方经济条件，比如一些生活困难的人群，我们不会要，经济条件好的非塞给你不可，都说是为了图个吉利，我们也就收了。”江医生说。
患者：送与不送，一样难安
送或不送红包，总是让患者内心很矛盾。在大多数患者看来，送红包的实质是用红包“买”医生的责任，“买”自己的健康。
“人家都送了，如果我不送，医生心里会有想法？”福州市民郭连清的母亲，因为乳腺癌住进福建省某医院，医生给近60岁的她施行了手术切除。“我给主任医生包了3000元，只要母亲照顾得好，花点钱不算什么。”
“现在有哪个医院没有收红包的医生呢？连小孩子都知道。”吴秀玉的父
亲在医院安装了一个心脏起搏器，求医的过程让她有了倒不完的苦水，“送礼将你排在前面，不送礼你就只有先等着，我们治疗的钱都是找亲戚筹借来的，起初以为等等就可以了，但等了好久还是没动静。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多等一天就得多花钱，实在等不起。”
吴秀玉后来送了一个红包，本来只想包300元，听朋友说太少了，重新包了800元，这钱相当于她半个月的工资。
2012年初，晋江的洪先生的家属在泉州市某三甲医院接受急诊手术，当时家属遭遇突发伤害，情况十分危急，急需进行内科手术。患者被送到医院以后，有经验的朋友提醒他，他们医院有潜规则，就是手术之前一定要备好红包。结果，从麻醉师到主刀医师，到住院部的医生、护士长，一共包了四个红包，花掉了3500元，红包被照单全收了。住院期间，他们得到了比其他病友更好的照顾，比如术后两个麻醉师和主刀医师都到病房来探望、护士长更加关切患者。
洪先生认为，有一种红包是患者心甘情愿送的，医生医术高明救死扶伤，或者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照顾。另一种红包，是医生主动、或暗示后非送不可的。
隐蔽性致查处难度大
“收受红包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查处却不容易，主要是取证难。”从事多年卫生纪律监督工作的林华告诉本刊记者，作为职能监察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后会立即介入调查，但是，往往因为举报人或者送红包的人改口不承认了，导致缺乏有效证据来进行处置。
林华透露说，在收受红包问题的查处过程中，很少有医生因为收红包被追究法律责任，即便被查处也只是作违纪处理。虽然许多地方出台了严厉的处罚机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上医患一对一的高度隐蔽性，使查实的难度加大。
疏堵措施难以落到实处，这样使得很多“禁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医生收了红包，不等于医生就是妖魔鬼怪了。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有一种观点认为，医疗红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追查医务人员的违规问题，似乎太过于牵强，因为绝大多数的红包是患者自愿馈送，收取了红包的医务人员存在的只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假如不愿意背弃医德，其劣根性还必须由从业者自身自律开始改变。
此次卫生部《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征求意见一出台，便引发社会热议。支持者认为，通过协议的方式将红包问题摆在桌面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正义，必须采取一些有效手段标本兼治。
但是，更多的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定看上去确实令人振奋，但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表面功夫。仅仅依靠一份协议走形式意义不大，同时也管不住患者送红包与医务人员收红包现象，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其实，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各级卫生管理部门，都一直想尽各种办法解决医疗红包的问题，其中不乏一些很严厉的法规，如《执业医师法》。
在福建，卫生行政部门和各医院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治理医疗红包现象。据林华介绍，福建卫生厅就曾出台《关于医务卫生人员收受“红包”回扣责任追究的规定》，对收受不同数额“红包”者除给予党政纪处分外，情节严重的，可免除行政职务，解除所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并吊销其执业证书。
有些医院为了创建“无红包医院”，也制定了相关方案，比如医生不得收受红包，如果遇到无法拒收的红包，必须在24小时内主动上交到医院，再由院领导和党办工作人员出面退还给患者。为了做好监督工作，患者如果在该院遇到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现象，可以拨打专线进行投诉，其他如年度考核、晋级、晋职，都与收受红包有关。
对于这次出台的“医患签协议”办法，以其通过一纸协议来刹住“红包”现象，也和此前的各种法规、办法一样，更多的人对它并不寄予太高的期望。
医疗红包问题，仅凭一纸“桌上协议”是完全无法根治的。协议虽可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但实际意义不大。在游家辉医生看来，收红包乃至明着暗着索要红包的医生终究是少数，然而害群之马损害了白衣天使的整体形象，久而久之，在患者心中形成了一个“看病住院都要送红包”的心理，进而造成了社会对于整个医疗行业的误解和偏见，甚至是进一步激化了医患矛盾，这种心理是当前中国社会现状下的病态心理，“其实你要敢不送，也不见得医生就不认真对待病人”。
一方面是医疗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导致了医生收取红包成为一种潜规则。医疗红包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跨出了传统医德的底线。给与不给，收与不收，是医患之间的一种微妙游戏，仅仅依靠一些纸上协议的约束，似乎显得太单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