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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的焦点。2009年在一个“外来和尚”的《中国大趋势》热销之时,《中国读本》的作者苏叔阳在08年底写就的《西藏读本》低调的发行,不温不火的销售。一些人希望他“趁热”写一本与之相关的书,也写一写中国的未来,苏叔阳没有答应。对于如今有点浮躁的中国文艺界的未来,这位71岁资深的剧作家、作家、文学家、诗人表示了 “难以说清”的态度。
由《西藏读本》说起
苏叔阳在《西藏读本》中写道:“西藏处在人类古代文明发祥地‘摇篮’里。在她的南面,由东向西依次是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西面则是波斯文明和突厥文明。在她的东北方则是古老的黄河、长江文明。”——这是在翻阅了包括历史、地理、宗教、政治在内的各种史料,对客观事实结论进行理解和总结之后,作者写出的一句真实又并不惊世骇俗的话。在采访过程中,作者以掌为笔在空气中分划出一张文化地图。在《西藏读本》中,诸如这样形式平实、内容生动的介绍和解读比比皆是。
翻开《西藏读本》,首先是作者银发带笑的照片,旁边写着一段不到200字的简要介绍,这并不足以说明从1953起就开始发表短诗的苏叔阳的全部荣誉。其中《丹心谱》是苏叔阳的成名作,于1978年搬上话剧舞台,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和苏叔阳的《丹心谱》哪一个是新时期文艺的开山之作。如果说《丹心谱》为苏叔阳开启专业写作之路,那么在国内获得成功后被译为多个语种输出国门的《中国读本》则是延展了这条路,以致有今天的《西藏读本》。
《西藏读本》沿用了《中国读本》将个体放置于世界大环境下进行比对的结构和叙事方法,更大的困难在于对西藏历史的陌生和深奥的藏传佛教,以及苏叔阳三度遭到癌症威胁,体力上出现问题。历时三年,作者遍读200多本中外藏学家的著作,08年末《西藏读本》告罄,14万字融通历史、深入浅出,又正值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但是由于不可回避的政治原因,它散落在09年图书出版业的沧海中。
苏叔阳说:“《西藏读本》不是西藏的通史,也不是游记,是一个作家对西藏问题的见解,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他说自己通过《西藏读本》的写作,获得了许多知识,在困难中也收获了创作的愉快。而且坚持了自己在《中国读本》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写作风格,因此被人称作“读本体”。
由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大的轮廓,他认为这两个读本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多元共融,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特质有了更深切的认知。
《中国大趋势》和中国的未来
那么,先后写了《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的苏叔阳是如何看待在今年大热的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呢?
“这是一位西方学者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个认真的解析。”苏叔阳直言:“作者是位未来学家,他预测世界大趋势,在21世纪的发展,许多都言中了,证明他是一位严谨的有深刻见地的学者。他对中国的分析和预言,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也特别容易接受他对我们良好的评价和预测。但是我们应当审慎,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成就和不足,不在夸赞中晕眩,也不在反对声中自卑。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大国的态度。”
他由此转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述说:“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她有人类文明的共性,就是人类的最终理想都是要达到欢乐和谐的大同世界。但是中国文化由于发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同,他必须讲究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来保证吃饱饭,而不是去靠杀戮生活。他是把动物蓄养成家畜,顺天时、四季分明来构成自己和谐的生活。有了这样一个天人的观念,才有了社会是天的一部分的观念,社会也要和谐。怎么和谐,人际关系要处得好社会就和谐,社会和谐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国家。所以中国是从个人到家庭、到人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先民有两个概念最突出:一个是‘和’一个是‘序’,是通过有秩序的生活来达到和谐,凡是违背和谐的就是乱世,达成了和谐就是盛世。这和 ‘斗争是绝对的,一方战胜一方’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它独特的地方。但它也不得不和其他地方交往,而这种交往也是采取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几乎不主动攻击别人,而是当别人进攻我的时候,我到了无可忍耐的时候才起来反抗。我们一起来反抗就是谁也不能把我们战胜,这是我们国歌里的含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一发出‘最后的吼声’就变成‘血肉长城’,就谁也不能把我们战胜。这观念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表现得最突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怎么唱的:‘把日寇驱逐出国土之东’,我把你轰走就算了,不是要打到日本去,中华民族历来是这么一种态度。中国的文明其实就是建立在有秩序的和谐上的。”他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其不足之处,需要在同外部文化交往中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国历来讲究“厚德载物”,将优秀外来文明融为己有正是中国文明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也不排除外国人正是因为身在其外,而可能产生的一些独特的有益于我们发展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看到更深入更微妙的地方就比较难了。比如说中国人200多年来处在相对贫穷落后的状态,积攒起来的一代又一代迅速要富强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这几十年如此大的改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你只要给这些人们以一点点富强的可能性,他就可能成就十倍百倍的现实。这种精神上的动力,外人很难认识得极其到位,现在这种民族积攒起来的动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因为我们在体制上观念上还有一些缺陷。一旦全民族的生产力都得到释放,中国的发展将很难估计,中国真正复兴的盛况,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为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很难以描述。但是怎样使生产力全部得到释放,我们还有哪些应当做的事,短期该如何,长期该怎样,都是大问题、难问题,这可不是几个天才就能预测出来的。现在都在探讨‘中国模式’,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到最猛烈发展的时候。现在只是解放了部分的生产力,一个是农民工,但没有完全解放出来,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未定,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被压抑、被‘团结、利用、改造’的部分,变成一个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这种自尊心、自信心的动力使得知识分子迅速活跃,但是知识分子还有很大一部分没被解放,思想还被一些习惯势力和思维方式禁锢着。”
苏叔阳提出一个说法,并笑说:“这个观点是我说的,我要保持住我的‘发明权’。都说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别忘了他不是‘独尊儒学’,不是‘尊’孔子的思想,而是把孔子的思想变成可控制的制度、条文、行为准则,也就是‘术’。也就是从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开始,就把儒‘学’变成了可以控制和统治人民的‘术’,到了二程和朱熹就把它变成了‘三纲五常’,使得孔学受了许多年的冤枉。实际上,中国学问的核心价值就是塑造理想的人和人群,理想的人群建筑一个理想的天人关系,建筑理想的人群关系,由此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就叫‘和而不同,大同世界’。这是一个体系,后来孟子将‘仁’发展到‘义’来作为判断正确与不正确的标准。孔子当时讲 ‘礼义廉耻’四德,到了孟子发展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德,到孙中山发展成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中华文化是牢固的,与时偕行的、在传承中发展,又在发展中传承。具有普世价值。苏叔阳说:“1993年世界宗教伦理会议有一个宣言,说世界最高的道德‘金律’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诸如和谐社会、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都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400多年前,孔子讲‘大同世界’,到了今天,所有的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标准没有一个能超过孔子的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但反过来‘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就不行。西方一些人一定要把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加给中国,并以此判断是非,恐怕就不一定合适。当然,人类还是有共同的观念的,‘普世价值’还是有的。我们在借鉴外来文明的时候还是应当谨慎又勇敢地汲取有益的成果的。合乎逻辑的未必合乎真理,中国哲学是理智和情感的互动,更符合自然的规律,所以中国哲学的奥妙就在于它像诗、像想象、像艺术,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谈到这里,正好又暗合了此前所说的“中华文明发自农耕文化,讲究顺其自然”的观念。
基于这样的理论体系,我们大可预测一下苏叔阳关于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仍将秉承“大历史观”的风格。“学习历史要用一种大的历史观,也就是个体加个体并不等于全局,在全局之上还弥漫着一种氛围,有些个体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变化发展的。所以要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单独的分离出来看,而不同人类的整个发展联系起来看,很可能得到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
“我还是要写一些新东西出来,但并不是什么中国大趋势的问题,我要写一些我熟悉、体力也容许做的东西,把我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当然不可能会是什么畅销书。”
给中国文艺界下个十年的一个建议——脱离浮丽
既然知识分子生产力一部分被解放,一部分被禁锢,那是否意味着更光明的未来和冲破阻力的更大力量?在笔者看来,那至少意味着“乱世”。
“一个国学就出了一批大师,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胡解释,实际上连这个字当初念什么都没查过。普及是好的,但要在科学的基础上普及,就是毛泽东说的:‘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普及不正确的东西,是对社会不负责啊。”一直娓娓道来的苏叔阳说起这些,便难掩心中的气闷和痛惜。“现在有些学风不正,也害人不浅呐!能做到追根溯源,踏实吃苦的老先生已经不多了。你得先把古典弄清楚,才能今诠,然后研究该怎样做,中国文明需要梳理,这可是个繁难的工作,需要一批认真的学者。”
国学大师,穷斯滥矣,此为一乱。
“知识的海洋是多大,我越学越觉得太难了。有一天人家问我什么感受,我说做一个学者很难,做一个学术明星很容易。耐不住寂寞的人太多了。研究学问,不出名、不赚钱。当然学者的待遇有待提高,但是干活儿以名利为先,质量其次,就很难有所提高。”
虚名浮利为重,此为二乱。
那么,作为一个老的文艺工作者,苏叔阳怎么看待现今颇有些愤世嫉俗的文艺青年们呢? “愤世嫉俗,是文艺家的共性,其前提是:挞伐社会的假恶丑,讴歌真善美,不是仅仅张扬个性。魏晋南北朝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愤世嫉俗的状态、自我张扬的状态,可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峰。因为那时玄学大炽,人们认识到大自然有无穷的力量;由此也发现人类自身也有无穷的潜在的创造力。所以对那些压抑才能、个性的王法,乱世,极为愤慨,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自由自在地张扬个性。那是封建社会的一次思想解放,所以他们在文学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虽然他们大多以悲剧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昭示后人,个性的张扬要以社会的进步为前提,而不是为一己的名利为准。”
苏叔阳接着说:“现在的张扬还没到达一定的高度。中国被称赞的张扬首先他要是民众的代言人,比如屈原——‘我要说,你不听我也要说,你不让我说那我就失去了我生存的意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而现在很多人的张扬是对别人,对百姓的狂妄,对他的衣食父母狂妄。瞧不起养他的人,这是不行的。”
苏叔阳非常推崇屈原,推崇孙中山,也夸赞晚清六君子,谭嗣同“改革历来失败就是没有为改革流血者,如果有自嗣同始”,这些伟人都是我们的楷模。”
在苏叔阳看来,李白放荡不羁,诗酒度日, ‘天子呼来不上朝’。杜甫自愿过流浪的生活,非要在寒风中在洞庭湖上漂泊,来吸取民间的疾苦,感同身受写出优秀的诗篇。他们都无法逃过时代风气的追逐,当初都有过为求官到处奔走求告的俗气,但后来都从浊流中仰起头,登上自己的也是老百姓的河岸,才成为名标史册的诗人。今天我们的诗人也应该能摆脱时代的浮丽之风,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而不是站在生活旁边的看客,更不应是个少爷、老爷。”
关于现今中国文艺界发展的最大障碍,苏叔阳笑了一下,显然这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他想了想说:“主客观都有,一个是时代风气——浮丽之风。但这不完全归罪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要求你出的作品次,也有很多精品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不过很多流传千古的名著大多出版的时候都是不赚钱的。这些作家大多都是贫穷的,所以作家面前摆着两条路:是做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忠于自己的理想呢,还是做一个有钱的过舒服日子的人,两者都行当然最好了,但往往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但恐怕也是暂时的吧。”
学风不正、丧失文学家的职业操守,这恐怕是发生在文艺界最可怕的两件事。
2009岁末,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个十年的中国文艺界。他说:“还是踏踏实实一点好。文学艺术应该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时代的心灵和灵魂。它应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怎样达到这样一个盛世的,优点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哪些事情,未来怎么能够可持续发展。显然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关于下一个十年的中国文艺界。“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像我们的前辈那样的文学、艺术大师,现在也许还隐藏在大军之中,谁能剥离这个时代肤浅风潮的污泥,首先浮出水面,又具备很高深的素养、修养、涵养、学养,文笔也极为漂亮,本人品德又很好,让人仰视,我想必然会出现,因为时代创造英雄,但是是谁不可预测。”
他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以为他的话有许多可为我们参考之处。
街上,灯火已亮,照着前面的路,平坦而宽阔。愿我们文艺的道路也这样坦荡。
由《西藏读本》说起
苏叔阳在《西藏读本》中写道:“西藏处在人类古代文明发祥地‘摇篮’里。在她的南面,由东向西依次是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西面则是波斯文明和突厥文明。在她的东北方则是古老的黄河、长江文明。”——这是在翻阅了包括历史、地理、宗教、政治在内的各种史料,对客观事实结论进行理解和总结之后,作者写出的一句真实又并不惊世骇俗的话。在采访过程中,作者以掌为笔在空气中分划出一张文化地图。在《西藏读本》中,诸如这样形式平实、内容生动的介绍和解读比比皆是。
翻开《西藏读本》,首先是作者银发带笑的照片,旁边写着一段不到200字的简要介绍,这并不足以说明从1953起就开始发表短诗的苏叔阳的全部荣誉。其中《丹心谱》是苏叔阳的成名作,于1978年搬上话剧舞台,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和苏叔阳的《丹心谱》哪一个是新时期文艺的开山之作。如果说《丹心谱》为苏叔阳开启专业写作之路,那么在国内获得成功后被译为多个语种输出国门的《中国读本》则是延展了这条路,以致有今天的《西藏读本》。
《西藏读本》沿用了《中国读本》将个体放置于世界大环境下进行比对的结构和叙事方法,更大的困难在于对西藏历史的陌生和深奥的藏传佛教,以及苏叔阳三度遭到癌症威胁,体力上出现问题。历时三年,作者遍读200多本中外藏学家的著作,08年末《西藏读本》告罄,14万字融通历史、深入浅出,又正值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但是由于不可回避的政治原因,它散落在09年图书出版业的沧海中。
苏叔阳说:“《西藏读本》不是西藏的通史,也不是游记,是一个作家对西藏问题的见解,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他说自己通过《西藏读本》的写作,获得了许多知识,在困难中也收获了创作的愉快。而且坚持了自己在《中国读本》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写作风格,因此被人称作“读本体”。
由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大的轮廓,他认为这两个读本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多元共融,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特质有了更深切的认知。
《中国大趋势》和中国的未来
那么,先后写了《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的苏叔阳是如何看待在今年大热的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呢?
“这是一位西方学者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个认真的解析。”苏叔阳直言:“作者是位未来学家,他预测世界大趋势,在21世纪的发展,许多都言中了,证明他是一位严谨的有深刻见地的学者。他对中国的分析和预言,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也特别容易接受他对我们良好的评价和预测。但是我们应当审慎,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成就和不足,不在夸赞中晕眩,也不在反对声中自卑。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大国的态度。”
他由此转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述说:“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她有人类文明的共性,就是人类的最终理想都是要达到欢乐和谐的大同世界。但是中国文化由于发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同,他必须讲究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来保证吃饱饭,而不是去靠杀戮生活。他是把动物蓄养成家畜,顺天时、四季分明来构成自己和谐的生活。有了这样一个天人的观念,才有了社会是天的一部分的观念,社会也要和谐。怎么和谐,人际关系要处得好社会就和谐,社会和谐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国家。所以中国是从个人到家庭、到人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先民有两个概念最突出:一个是‘和’一个是‘序’,是通过有秩序的生活来达到和谐,凡是违背和谐的就是乱世,达成了和谐就是盛世。这和 ‘斗争是绝对的,一方战胜一方’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它独特的地方。但它也不得不和其他地方交往,而这种交往也是采取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几乎不主动攻击别人,而是当别人进攻我的时候,我到了无可忍耐的时候才起来反抗。我们一起来反抗就是谁也不能把我们战胜,这是我们国歌里的含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发出最后的吼声’,一发出‘最后的吼声’就变成‘血肉长城’,就谁也不能把我们战胜。这观念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表现得最突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怎么唱的:‘把日寇驱逐出国土之东’,我把你轰走就算了,不是要打到日本去,中华民族历来是这么一种态度。中国的文明其实就是建立在有秩序的和谐上的。”他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其不足之处,需要在同外部文化交往中吸收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国历来讲究“厚德载物”,将优秀外来文明融为己有正是中国文明不断进步的原因之一。
当然,他也不排除外国人正是因为身在其外,而可能产生的一些独特的有益于我们发展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看到更深入更微妙的地方就比较难了。比如说中国人200多年来处在相对贫穷落后的状态,积攒起来的一代又一代迅速要富强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这几十年如此大的改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你只要给这些人们以一点点富强的可能性,他就可能成就十倍百倍的现实。这种精神上的动力,外人很难认识得极其到位,现在这种民族积攒起来的动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因为我们在体制上观念上还有一些缺陷。一旦全民族的生产力都得到释放,中国的发展将很难估计,中国真正复兴的盛况,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为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很难以描述。但是怎样使生产力全部得到释放,我们还有哪些应当做的事,短期该如何,长期该怎样,都是大问题、难问题,这可不是几个天才就能预测出来的。现在都在探讨‘中国模式’,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到最猛烈发展的时候。现在只是解放了部分的生产力,一个是农民工,但没有完全解放出来,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未定,还有一个就是部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被压抑、被‘团结、利用、改造’的部分,变成一个生产力的主要因素,这种自尊心、自信心的动力使得知识分子迅速活跃,但是知识分子还有很大一部分没被解放,思想还被一些习惯势力和思维方式禁锢着。”
苏叔阳提出一个说法,并笑说:“这个观点是我说的,我要保持住我的‘发明权’。都说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别忘了他不是‘独尊儒学’,不是‘尊’孔子的思想,而是把孔子的思想变成可控制的制度、条文、行为准则,也就是‘术’。也就是从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开始,就把儒‘学’变成了可以控制和统治人民的‘术’,到了二程和朱熹就把它变成了‘三纲五常’,使得孔学受了许多年的冤枉。实际上,中国学问的核心价值就是塑造理想的人和人群,理想的人群建筑一个理想的天人关系,建筑理想的人群关系,由此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这就叫‘和而不同,大同世界’。这是一个体系,后来孟子将‘仁’发展到‘义’来作为判断正确与不正确的标准。孔子当时讲 ‘礼义廉耻’四德,到了孟子发展成了‘仁义礼智信’五德,到孙中山发展成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中华文化是牢固的,与时偕行的、在传承中发展,又在发展中传承。具有普世价值。苏叔阳说:“1993年世界宗教伦理会议有一个宣言,说世界最高的道德‘金律’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诸如和谐社会、和为贵、和而不同,这些都得到了世界的认可。2400多年前,孔子讲‘大同世界’,到了今天,所有的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标准没有一个能超过孔子的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但反过来‘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就不行。西方一些人一定要把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加给中国,并以此判断是非,恐怕就不一定合适。当然,人类还是有共同的观念的,‘普世价值’还是有的。我们在借鉴外来文明的时候还是应当谨慎又勇敢地汲取有益的成果的。合乎逻辑的未必合乎真理,中国哲学是理智和情感的互动,更符合自然的规律,所以中国哲学的奥妙就在于它像诗、像想象、像艺术,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谈到这里,正好又暗合了此前所说的“中华文明发自农耕文化,讲究顺其自然”的观念。
基于这样的理论体系,我们大可预测一下苏叔阳关于中国未来的历史走向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仍将秉承“大历史观”的风格。“学习历史要用一种大的历史观,也就是个体加个体并不等于全局,在全局之上还弥漫着一种氛围,有些个体是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变化发展的。所以要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单独的分离出来看,而不同人类的整个发展联系起来看,很可能得到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
“我还是要写一些新东西出来,但并不是什么中国大趋势的问题,我要写一些我熟悉、体力也容许做的东西,把我的一些思考写出来。当然不可能会是什么畅销书。”
给中国文艺界下个十年的一个建议——脱离浮丽
既然知识分子生产力一部分被解放,一部分被禁锢,那是否意味着更光明的未来和冲破阻力的更大力量?在笔者看来,那至少意味着“乱世”。
“一个国学就出了一批大师,有些人信誓旦旦地胡解释,实际上连这个字当初念什么都没查过。普及是好的,但要在科学的基础上普及,就是毛泽东说的:‘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普及不正确的东西,是对社会不负责啊。”一直娓娓道来的苏叔阳说起这些,便难掩心中的气闷和痛惜。“现在有些学风不正,也害人不浅呐!能做到追根溯源,踏实吃苦的老先生已经不多了。你得先把古典弄清楚,才能今诠,然后研究该怎样做,中国文明需要梳理,这可是个繁难的工作,需要一批认真的学者。”
国学大师,穷斯滥矣,此为一乱。
“知识的海洋是多大,我越学越觉得太难了。有一天人家问我什么感受,我说做一个学者很难,做一个学术明星很容易。耐不住寂寞的人太多了。研究学问,不出名、不赚钱。当然学者的待遇有待提高,但是干活儿以名利为先,质量其次,就很难有所提高。”
虚名浮利为重,此为二乱。
那么,作为一个老的文艺工作者,苏叔阳怎么看待现今颇有些愤世嫉俗的文艺青年们呢? “愤世嫉俗,是文艺家的共性,其前提是:挞伐社会的假恶丑,讴歌真善美,不是仅仅张扬个性。魏晋南北朝时代,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愤世嫉俗的状态、自我张扬的状态,可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峰。因为那时玄学大炽,人们认识到大自然有无穷的力量;由此也发现人类自身也有无穷的潜在的创造力。所以对那些压抑才能、个性的王法,乱世,极为愤慨,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自由自在地张扬个性。那是封建社会的一次思想解放,所以他们在文学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虽然他们大多以悲剧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昭示后人,个性的张扬要以社会的进步为前提,而不是为一己的名利为准。”
苏叔阳接着说:“现在的张扬还没到达一定的高度。中国被称赞的张扬首先他要是民众的代言人,比如屈原——‘我要说,你不听我也要说,你不让我说那我就失去了我生存的意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而现在很多人的张扬是对别人,对百姓的狂妄,对他的衣食父母狂妄。瞧不起养他的人,这是不行的。”
苏叔阳非常推崇屈原,推崇孙中山,也夸赞晚清六君子,谭嗣同“改革历来失败就是没有为改革流血者,如果有自嗣同始”,这些伟人都是我们的楷模。”
在苏叔阳看来,李白放荡不羁,诗酒度日, ‘天子呼来不上朝’。杜甫自愿过流浪的生活,非要在寒风中在洞庭湖上漂泊,来吸取民间的疾苦,感同身受写出优秀的诗篇。他们都无法逃过时代风气的追逐,当初都有过为求官到处奔走求告的俗气,但后来都从浊流中仰起头,登上自己的也是老百姓的河岸,才成为名标史册的诗人。今天我们的诗人也应该能摆脱时代的浮丽之风,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而不是站在生活旁边的看客,更不应是个少爷、老爷。”
关于现今中国文艺界发展的最大障碍,苏叔阳笑了一下,显然这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他想了想说:“主客观都有,一个是时代风气——浮丽之风。但这不完全归罪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要求你出的作品次,也有很多精品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不过很多流传千古的名著大多出版的时候都是不赚钱的。这些作家大多都是贫穷的,所以作家面前摆着两条路:是做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忠于自己的理想呢,还是做一个有钱的过舒服日子的人,两者都行当然最好了,但往往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但恐怕也是暂时的吧。”
学风不正、丧失文学家的职业操守,这恐怕是发生在文艺界最可怕的两件事。
2009岁末,关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个十年的中国文艺界。他说:“还是踏踏实实一点好。文学艺术应该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时代的心灵和灵魂。它应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怎样达到这样一个盛世的,优点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哪些事情,未来怎么能够可持续发展。显然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关于下一个十年的中国文艺界。“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像我们的前辈那样的文学、艺术大师,现在也许还隐藏在大军之中,谁能剥离这个时代肤浅风潮的污泥,首先浮出水面,又具备很高深的素养、修养、涵养、学养,文笔也极为漂亮,本人品德又很好,让人仰视,我想必然会出现,因为时代创造英雄,但是是谁不可预测。”
他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以为他的话有许多可为我们参考之处。
街上,灯火已亮,照着前面的路,平坦而宽阔。愿我们文艺的道路也这样坦荡。